王利 施展: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與世界秩序的重構

——關于“英帝國視野中的印度問題”的對話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730 次 更新時間:2013-08-06 20:09:27

進入專題: 自由貿易   帝國主義   世界秩序  

王利   施展 (進入專欄)  

  

  時間:2012年3月

  地點:北京

  主持者言

  王利

  英帝國視野中的印度問題,簡稱“英印問題”,其實質究竟是什么?

  首先是個歷史性問題。從英國角度,屬帝國史范疇,英印問題最為集中地體現了所謂“第二帝國”的建構過程——如果說美洲是第一帝國的核心,那么印度則是第二帝國的核心。從印度角度,屬民族解放史范疇,正是在對英帝國主義的反抗中,印度現代民族國家得以建立。英帝國史與印度民族解放史分別受到不同史觀的指導,體現出歷史敘述的不同意圖。前者往往以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為前提,強調經歷過經濟政治現代化(光榮革命+工業革命)的英格蘭民族如何發展壯大為不列顛進而形成“日不落帝國”的主客觀條件;后者往往以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特定歷史處境出發,強調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對立,強調反帝反殖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必然性。前者在于揭示普遍性,論證英格蘭民族如何順應歷史大勢并發展創造了普遍性,使民族性成為普遍性的助力;后者在于揭示特殊性,論證印度民族如何不得不在英帝國主義強迫下進入現代世界,以避免民族性成為普遍性的阻力。其實,著眼于民族國家與世界的關系,兩種史觀的基本意圖是趨同的:英帝國史描述了英國民族國家由內而外建立帝國、塑造世界的過程;印度民族解放史則描述了印度民族國家在被帝國主義進而被世界由外而內塑造中的獨立斗爭過程。方向迥異,過程不同,但共同揭示了在世界秩序大格局之中,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主題。

  其次是個相互性問題,即英印二者之間的相互性。馬克思批判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時曾提出“雙重使命說”:“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的使命——消滅舊的亞洲社會,另一個是建設的使命——在亞洲奠定西方社會的物質基礎。”馬克思的批判立足于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內在有機規律,一方面揭示了以印度為代表的“舊的亞洲社會”就是英國崛起時要面對的世界,對東方的統治技藝是考驗英國能否超越民族國家本身的局限性而成為世界民族的試金石;另一方面,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就是印度民族國家所要面對的世界,認識之、擺脫之、進而融入改造之則成為衡量印度民族主體性的尺度。通過認識對方而實現自己、發現世界,體現了英印之間相互塑造、雙向建構、共同生長的相互性關系。考察這一相互性關系的重大事件是1857年印度起義,這是英印相互性關系的拐點。之后英帝國統治政策發生重大調整,從依靠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間接統治改變為英國政府的直接統治。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當然蘊含著強制與暴力,但也包含著理性化的規訓與建設。按照狹義的殖民地定義,印度并不是帝國的“殖民地”(colony),而只是武力征服得來的“屬地”(possession)。恰恰是1857年之后英國直接統治屬地印度的帝國主義,為自由貿易的世界帝國的存在提供了物質基礎,展示了“以法為和平王冠”的自由秩序的可能與限度。

  最后是個同一性問題。同一在哪里?同一在世界秩序的構造上,同一在世界主義的大勢上。英帝國視野中的印度問題,是且僅是世界歷史的表現形式,但卻是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表現形式。回溯近世五百年世界秩序的構成,一種被稱為“現代性”的巨大力量形成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席卷全球。東西方之間、先進與落后之間、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所形成的種種對立,大約都可以追溯到現代性對世界秩序的普遍規定性上。由于現代性擁有其特定源頭與物質力量,也由于現代性之“魂”必須附著于民族性之“體”,所以人們往往專注于具體民族如英國或印度進入現代性的成敗得失,專注于英國對印度的強制和印度對英國的反抗,而忽略英印問題作為整體性合題所體現的世界歷史意義。對這一意義的探詢其實就是對承載世界歷史的物質與精神力量的揭示,也就是要將馬克思與韋伯進行綜合。馬克思的視角是政治-經濟,強調從物質生產方式理解資本主義的興衰成敗;韋伯則著眼于文化-政治,強調從比較文化和比較宗教闡明理性化的復雜機理。二者結合,即揭示出構成現代性世界秩序的三大基本要素:民族國家、資本主義與普世文明。其中,民族國家提供政經結構和軍事保護,資本主義創造世界市場和交往形態,普世文明則提供倫理道德和價值體系,形成了世界秩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相互結合的普遍性結構。三者之中,資本主義是核心。資本主義的勝利,只有當其與民族國家充分結合時才能達成,也只有找到恰當的普世文明表達時才能獲得世界認同。英印問題即是這三大要素辯證結合的一種歷史樣態。

  總而言之,“英帝國視野中的印度問題”具有歷史研究的特征,更具有一般性理論的內涵。這就要求不僅要將民族國家和帝國視為主體,還要呈現民族國家、帝國與世界秩序在特定歷史關頭的相互建構過程,較為客觀公正地揭示歷史性、相互性、同一性的根本指向與實質內涵。在根本上,“英帝國視野中的印度問題”必須追問,一個什么樣的民族才能成長為擔當世界歷史的主人民族。

  

  一、問題的提法

  

  王利:去年初我們舉辦了季度會議“英帝國視野中的印度問題”,會議設計曾得到中國社科院亞太所葉海林先生大力支持,謹致謝忱。會議共分五個部分。第一個部分談的是“近代印度的背景:從莫臥兒帝國到殖民體制形成”,由北大歷史系昝濤副教授和北師大歷史系郭家宏教授來談,主要是以1857年之前的歷史為主。第二個部分是“英帝國對印度的治理秩序”,由湖南商學院公共管理學院周紅江博士和北大政府管理學院張笑宇來談,前者側重于英印治理結構的印度人化問題,后者認為殖民帝國的特點是將民族國家的民族性帶在身上,但第二帝國遇到了異質文明提出的帝國治理挑戰。第三個部分圓桌論壇從英國為主轉向印度為主,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所邱永輝先生從印度宗教文化切入,提出印度現代化過程中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張力。第四個部分則由民族主義入手,主題是“民族主義和現代建國”,主要是由我和葉海林來談,我著眼于印度現代民族國家建構,葉海林談“從伊克巴爾到真納”,著眼于巴基斯坦的建國歷程。第五個部分討論“英印帝國的兩個邊界”,由云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所長李晨陽先生談英國侵占緬甸的目的,由你談“阿富汗的宿命與霸權之爭”。

  回顧會議,顯著特色在于凸顯了英-印二者之間的相互關系,以1857年為時間節點,兼顧了英帝國與印度現代民族國家建構兩個面向。從貫徹原初意圖來看,“英帝國視野中的印度問題”所涉及的許多層面已經打開,一些關鍵性的問題也凸現出來,但是“英帝國視野中的印度問題”這樣一個命題的實質究竟是什么,似乎在當時并未完全展露出來,而我們關注的其他一系列問題如俄國問題、非洲問題、甚至碳問題等等議題也在激蕩著對英印問題的思考,我還是試圖在總體性視域中來處理英印問題。

  施展:這些問題都可以歸結在一個話題之下——中國與世界發展的內在一致性問題。

  王利:對。將我們一直在關心的許多問題聯系起來,互相沖撞,互相刺激,反倒遲遲難以對英印問題進行定位和突破。其實后來主要受到兩本書的沖擊,我們也多次探討過。一本是《帝國》,奈格里與哈特合著,這部書體現出強烈的后現代特點,但實質上是在論證美國主導的內在性世界秩序的構成,是以今天甚至未來重新審視過去五百年,但總覺得跟我們要達成的關于世界歷史的敘述存在斷檔。這個斷檔需要的是對大國崛起、霸權轉移和世界秩序構造的歷史敘述,這個任務由阿瑞基《漫長的20世紀》完成。

  施展:有趣的是,奈格里與阿瑞基都是從資本主義曾經的中心、如今的相對邊緣地區意大利出來的。這有點類似于我曾經著力研究的邁斯特,他也出身于一個曾經繁華、后淪為邊緣的地方。邊緣人的這種身份可能會使他們有著一種特定的身份焦慮與問題意識,從而在觀察世界的時候總能提出一些格局很大的東西,發人所未發。

  王利:乍看上去,支配我們思想的似乎都是意大利人,這是歐洲的邊緣,某種程度上也是世界的邊緣。奈格里與阿瑞基的思想其實還是沿著斯密、馬克思、列寧對世界政治經濟結構的動態分析,只不過他們能將19、20世紀的歷史經驗很好地整合進來,既有理論,也有歷史。

  在這兩本書——尤其是阿瑞基著作——的沖擊下,我的會議發凡遲遲沒有落筆。當然這不是在推卸責任,而是在提出命題、形成論斷方面總是無法擺脫他們魔咒式的支配。現在希望嘗試以對談的形式激活一年半以來的思考,也試圖將印度問題納入到總體性的追問之中。

  所以,首先就要討論問題的提法,或者說今天討論印度的意義究竟是什么? 現在對印度問題的討論已經很多了,比如說中印比較視角。這兩個國家毗鄰,在歷史、地理、人口、經濟發展等方面有著規模體量上的相似性,人們常常在比較現代化或者發展經濟學、發展政治學的角度探討兩國的異同,甚至還提出龍象之爭之類的說法。應該說,此類比較是現在最常見的。另一個就是從地緣安全的角度出發,關心南亞以及印度洋的地緣關系。印度洋在當今世界秩序中具有戰略樞紐作用,這種作用與今天談到的英印帝國有很大關系。但是,我覺得這些意義對于今天我們討論印度問題還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要突破這種局限性,需要更新一種視角,重提一種視野,就必須與以往所探討的系列問題聯系起來。

  施展:這也是為什么我們從英帝國視角來探討的原因。實際上,我們自覺不自覺有一個誤區,覺得歷史上有一個現成的印度帝國被英國占領,被占領之后經過多年的抗爭又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印度民族國家。這并不是事實。印度在歷史上更多是一個地理概念,通過普拉西戰役,英國對這個地方進行了遞次占領,最后到達了一個有效的自然邊界。自然邊界的東部是緬甸,再往東就是密林,已經超出了有限行政能力的范圍,北部邊界是喜馬拉雅山山脈,西北部是阿富汗,這些構成了擴張的自然地理邊界。在該自然地理邊界之內,英國對一個相當程度上來說是地理學意義上的印度進行了占領。占領之后,英國用自己的一系列的物質過程、法律過程、政治過程,對它所占領的這塊龐大的土地進行了全新的塑造,這個全新的構造是我們今天所能夠看到的印度的來源。因此我們要理解印度問題,必須要回到英帝國的視野下。惟有如此,才能對印度的問題做一個完整的理解。

  但是我讀了一下你的這個對話提綱,有一個強烈的感覺,首先你的確是深受阿瑞基的影響,采用的大量結構、框架、分析的方法都是按照他的路徑展開的。此外,我還想說的是,第一,是我剛才提到的,我們不能就今天的印度來談印度,因為今天的印度無論是從政治層面,還是階級層面皆是由英國塑造出來的。第二, 你的提綱之中給人一個回溯全景式的印象,仿佛英國對印度的占領、塑造事先有一個完整的計劃,循序漸進,最后對自己的成果進行有效的整合。實際上,以我對這段歷史的理解,英國的占領更多是純粹的物質過程的展開。這個物質過程展開的動因是歐洲爭霸、財富聚斂。在這個展開的過程中,英國無論是在東亞、南亞、美洲,更多是以就事論事的方式解決問題——什么事來我就用什么相應的方案去應對。這些就事論事的安排配合著英國在整體國際自由貿易、在印度的攫取稅收、收斂貢賦,所有這些行動帶來的結果是英國“心不在焉”地獲得了一個龐大的帝國。在獲得這個帝國之后,英國想要降低統治成本,就需要進一步的理論匹配,使得對印度的治理一方面理性化,再一方面正當化。這也是我們在后面的歷史中可以看到的,印度從法權上、政治秩序上與英國發生了結構性的勾連。

  王利:所謂回溯全景式的歷史敘述,當然要提防。但是阿瑞基的力量在哪里呢?就在于他提供了對歷史上的資本主義的制度性分析,他的力量體現在對霸權轉移的歷史闡釋之中。他所揭示的歷史過程與我要談的總體性問題密切相關,因此容后再談對英印問題的處理。這個總體性問題就是物質生產方式的生成過程。這個問題實際上在我和向東老師的碳對話中已經提出,是以“碳的生產方式”的名義提出的,涉及物質生產過程中人與自然的關系。最終是“碳”這個具有人為性的議題,“在辨證意義上改變了物質生產過程,從而改變了人的生產性的存在方式”。(《大觀》第四期,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77頁)碳的生產方式其實是五百年來物質生產方式大變革的典型反映,物質生產方式的無限性在物質生產方式本身中獲得的內在約束,表現形式即是美國主導的碳經濟-金融秩序、歐洲主導的碳道德-政治秩序,以及中國所代表的碳的生產-生成秩序之間的均衡。恰如馬克思所斷言的,資本的限制就在于資本本身;物質生產方式的自我生長和自我約束促使人“終于發展到可以這樣來表達對物質生產關系的歷史意識”。(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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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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