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邊緣人的問題意識與政治普遍性的訴求

——以邁斯特的保守主義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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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專題: 邁斯特   保守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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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到天則所向大家匯報我的博士論文研究的一部分。邁斯特這個人物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對他足夠熟悉,因為這個人在國內目前還沒有太高的知名度。他是法國大革命時期一個非常重要的保守主義革命家、思想家。在國內,就保守主義或反革命的政治思想這個陣營來說,更加著名的是埃德蒙•柏克。柏克在他的那本著作《法國革命論》中曾經1791年就預言了法國的革命最終會以一個強人的登場,把所有人壓服而告終。他的預言在1799年拿破侖上臺之后獲得了驗證,并且這個預言被后人稱作是政治史上最為精準的預言之一。實際上,還有一個預言比這個更加精準,這個預言甚至預言了法國的王黨最先被哪兩個城市承認,這是邁斯特做出的預言。邁斯特在他1793年的一本著作《論法國》當中預言了很有可能南部的波爾多和里昂等會是最先承認法國國王復辟的幾個城市。這個預言的準確度甚至讓人感到更加驚異。為什么邁斯特的這種思想會有如此詭異的結果,但是在現今他卻湮沒無聞了呢?按照我個人對邁斯特的研究得出的一些理解,這與邁斯特這個人特定的問題意識相關,他這個特定的意識源出于我今天要提到的邊緣人這種特定身份。以這個問題意識出發,邁斯特得出了一些否棄民族國家正當性的政治理論,他的這些理論在當時看來便是存疑的,在今天更不被人們所接受,因為今天民族國家是我們賴以形成政治正當性的一個前提之一,所以后來邁斯特的聲名就被逐漸地湮滅了。但是邁斯特這種獨特的問題意識以及在他的問題意識之上提出的對政治普遍性的訴求的一些主張,對我們今天反思中國問題可能也會有所啟發和幫助。所以我今天的報告分為這樣幾個部分:首先,我一會先簡單地介紹一下邁斯特的生平,以及為什么他會有這樣的問題意識;第二個部分,我來討論一下究竟什么是邊緣人,邊緣人和中心人從政治地理學、政治心理學來看分別會有什么樣的取向和內在的主張;第三個部分,我來介紹一下邁斯特提出的政治普遍性的主張,他的政治哲學當中的這種時間空間觀是怎樣展開的,他對于現代民族國家是怎樣一種拒斥,他為什么會有這樣一種拒斥;最后一部分,我簡單地說一下對邁斯特的研究導致我個人對中國當下的國家建構當中可能存在的一些問題的反思。

  首先,我來簡要介紹一下邁斯特。邁斯特1753年4月1日出生在一個叫尚貝里的城市,它現在隸屬薩瓦,法國南方的一個省份。但是在他出生的時候,薩瓦并不是法國的一部分。薩瓦這個地區在中世紀曾經一度是很輝煌的一個地方。在1003年的時候,法國國王旁邊還立著一個勃艮第國王,勃艮第的國王魯道夫三世把薩瓦這個地區賜封給一個人,建立了伯爵國,這個就是薩瓦伯國。薩瓦伯國定都尚貝里,就是剛才我們說到的邁斯特的出生地,這可以說是薩瓦這個地方最初獲得自己政治主體性的一個原點。尚貝里這個地方,在阿爾卑斯山北麓的山腳下,他越過了阿爾卑斯山,后來薩瓦伯爵又到了山南麓,把皮埃蒙特,也就是后來撒丁王國的主要領土納入統治,成為自己的主要領地。到1416年,薩瓦伯國被擢升為公國,此時薩瓦伯爵成為薩瓦公爵。到1563年的時候,薩瓦公爵不再繼續居住在尚貝里了,他遷徙到皮埃蒙特的都城,就是現在意大利的都靈。在這個過程中,薩瓦就從早期的可以說是后來撒丁王國的前身或發源地,逐漸變成了一個邊緣的省份。而薩瓦這個地方從地理上來說,它扼守著阿爾卑斯山口,控制著從意大利本土到整個西歐的商道。在中世紀的時候,控制這種商道可以帶來非常多的貿易上的利益,所以薩瓦在中世紀的時候是相當富裕的一個地方。到了1720年的時候,薩瓦公爵又被擢升為撒丁的國王,整個領地發展成為皮埃蒙特撒丁王國。此時,薩瓦不是作為撒丁王國的一個省份存在,它仍然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公爵領地存在,但是撒丁國王同時兼任薩瓦的公爵,他一身兼二任,以這種方式作為南邊的撒丁和北邊的薩瓦地區的聯系的一個紐帶。我之所以花這么多時間介紹薩瓦地區的歷史由來,這是和我馬上要說到的邁斯特的邊緣身份的屬性有直接關聯的。

  我們再看一下邁斯特一生大致的經過。他在意大利接受耶穌會的多年教育,接受了很多豐富的古典學知識。他的父親是薩瓦地方的高等法院的參議員,是一個穿袍貴族。所謂穿袍貴族,區別于佩劍貴族,佩劍貴族是那些很牛的早年跟著老國王騎馬打天下的人,而穿袍貴族不是那些有戰功的,他就是憑著自己經商有了一些錢,用錢買了一個貴族身份。邁斯特的父親是個穿袍貴族,邁斯特后來繼承了他父親在薩瓦參議會中的職位。但是到了后來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了,大革命爆發之初,邁斯特曾經一度歡飲鼓舞,認為這是在法國盡快推行改革的一個良機,而且邁斯特的家族在法國也有自己的領地,邁斯特一度想去參加競選法國三級議會的議員。但革命的形式瞬息萬變,邁斯特發現這個和自己設想的完全不一樣,大失所望。到了1792年的時候,法國的軍隊進入了薩瓦,這是法國統治薩瓦的開始,從此薩瓦被當做法國的一部分了。邁斯特被迫逃亡到瑞士的洛桑,在那里做撒丁國王派駐瑞士的外交代表,在那里做各種反革命的外交聯絡。后來1797年到1802年,邁斯特被召回到撒丁島做總督。此后不久,1803-1817,他被派往彼得堡,成為撒丁王國常駐俄國的大使。在彼得堡的14年,是他創作的最高峰時期,他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1817年,他被召回撒丁王國,任撒丁王國的司法大臣,1921年他死在自己的任上。這是邁斯特的生命的一個大致的過程。我剛才花很大精力介紹了幾點,比如薩瓦地區的發展歷程和他的家族的穿袍貴族的身份,我要從這里面引出邁斯特在身份上的一個非常大的獨特性,就是他的邊緣性身份。

  我把邁斯特的身份大致歸結為五重邊緣性身份。首先,第一重,邁斯特出生在薩瓦,而薩瓦從來不是說意大利語的地方,它就是說法語的地方,所以邁斯特基本上用法語來寫作。盡管說法語,但是它卻不在法國的領土當中,即使在路易十四大肆擴張的時代,薩瓦也仍然作為法國之外的一個法語區,此時它的身份仍然有點怪異,這種怪異就使得法國人將這種地方視作無足輕重、卻又遲早應當被法國所歸化的所在,這就構成邁斯特在身份認同上的一個很大的困境。第二重,薩瓦大公是撒丁王國國王兼任的,某種意義上它與撒丁王國是并生的共同體,但是它卻是隔著阿爾卑斯山,在山北。一道山足以構成治理上的巨大的障礙,使得它的治理、人文環境等處在兩種不同的世界,同時它們的語言是完全不同的,并且它原來是它的發源地,后來退變成一個它的不重要的邊緣地區,這又構成一種邊緣性。這兩個都是薩瓦的邊緣性,而這個邊緣性一定會反映在邁斯特自我意識的誕生之中。第三個邊緣性就是剛才提到的邁斯特是穿袍貴族出身。穿袍貴族和佩劍貴族始終處在彼此看不上的關系中。佩劍貴族覺得穿袍貴族就是一個暴發戶,沒有家世、沒有傳統、沒有禮儀、沒有血緣。而在當時佩劍貴族已經衰落了,穿袍貴族需要很有錢才能買到的,他反過來也看不起佩劍貴族。第四重提到邁斯特1792年約等于終身流亡,他回到撒丁不相當于他回到家鄉,因為在邁斯特的自我意識中,他的家鄉只能是薩瓦,他是薩瓦大公的臣民,他不是撒丁國王的臣民,只不過薩瓦大公和撒丁國王是一個人而已,但這并不代表他也是撒丁王國的一員。最后一重邊緣性就是1803年到1817年邁斯特常駐在俄國,他的非常有沖擊力的思想都是在這個時期寫出來的,而俄國這個地方在19世紀初期始終被中歐以西的那些人看成是半野蠻的地區,西歐人始終拒絕承認俄國人是歐洲人。對邁斯特而言,他身處于俄國這樣一個環境,在某種意義上等于他外在于整個歐洲文明在觀察歐洲文明,此時又獲得了一種邊緣性。我所歸納出的邁斯特身份上的五重邊緣性構成了邁斯特獨特的問題意識,這個問題意識帶來了他對于現代政治等的獨特的解釋角度。

  下面進入我要講的第二部分,究竟什么是邊緣性?邊緣性會帶來怎樣的一種不同的問題意識、身份感覺?邊緣對應的是中心,中心和邊緣是怎樣的一種關系?這種關系在過去是什么樣的,隨著時間的變遷,它是否會產生新的變化?這是我講的第二部分,就是中心-邊緣二元性的辨析。這個部分里面我又區分成兩個小部分,一個是中心-邊緣的政治地理學,一個是邊緣的政治心理學。在這用的中心、邊緣這些詞都是我在政治學的視野之下運用的。政治這個東西實際上就是對于人類秩序的一種基本的組織,以及對這種組織方式進行正當性的辯護。它始終要圍繞著秩序來展開,秩序就涉及到一個問題,就是你要團結在以誰為核心的中央周圍。這里面有兩個選項,一個是團結在真正掌握著道德、文明、倫理的制高點的核心的周圍,另一個選項是團結在最能打的人周圍。這兩個選項都能獲得某種正當性的辯護,但實際上在具體的政治運作中,往往這兩個選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就是這個中心往往會把自己定義為文明的核心,而且它同時一定也是一個武功的核心,因為只有你武功超絕的時候,你才有能力讓你定義的文明活得下去。也就是說,在實踐中中心往往是文明和武功一而二、二而一的結構。中心邊緣這個東西在最早的古典的帝國時代就已經存在了。在最早的古老的帝國時代,無論是東方的中華帝國,還是西方的羅馬帝國,它都有這么一個中心-外圍的這么一個結構。這個結構可以分成三層,最里面是中心,向外走到一定地方之后是邊疆,邊疆再往外是蠻荒地帶。蠻荒不是那里沒有人,而是那里和文明無關。在古典的帝國的敘事結構中,在它的正當性的辯護中,中心是文明的制高點,是文明向外流的出發點,是人類的道德、倫理等一切維系的所在,也是世界秩序根本用來錨定的地方。最后歸結出來,可以說中心是對世界的秩序和倫理給出了根本的規定性。從中心向外走到一定地方之后就到達了邊疆,邊疆大致是文明到野蠻的過渡地帶,邊疆要接受中心的教化,但是由于它的文明程度還不夠,所以它的教化還沒有達到中心的那種水平,但是它畢竟比再遠的地方要更文明一些,它構成了文明從中心向外圍傳播的傳播帶。而再往外的蠻荒地帶肯定也居住著大量的人,但是那些在帝國的政治秩序的正當性辯護看來,從文明的角度來說,那些是非人類的,是徹底的蠻族,他們等待著中心的教化、啟發,等待中心把他們提升到一個人類文明的水準上。

  

  在古典時代,中心的帝國對于文明的定義方式,以及它對自己的歷史使命的定義方式具有普遍性的意義。我說的普遍性意義有兩方面。一方面,它認為我的文明、理想、歷史使命最終是要覆及全球的,它一定是超越于單純的物質性力量的,它是由天意或神給我的一種歷史使命、歷史擔當,最終它要覆及全球。另一方面,在古典帝國時代,一般來說,周邊的邊疆以及蠻荒地帶是認同中心對自己這種道德、倫理、文明的優越性的界定的,就是蠻荒對中心是一種仰慕、向往之情,它很渴望自己先被中心冊封、認可,然后逐漸地也努力教化自己,最后成為中心的一部分。古典時代是存在這樣一個從中心到邊疆到蠻荒的文明上的落差的等高線式的結構。

  古典帝國時候是這樣,但是在西歐中世紀有了一個獨特的東西,就是西歐中世紀的封建時代。它的封建時代和我們通常在我們中學教科書里面講的五階段論的封建不是一個概念,我們講的概念基本上是有皇帝有農耕的就是封建,在歐洲完全不是這個概念。它與我們周代的結構更為近似,一個個多中心的結構,由一個最高層的領主一層層向下分封,然后各種大小領主之間可能也有比較復雜的關系。于是,在這個情況下,中世紀的封建時代是大小領主分布式的存在,和古典帝國不一樣,帝國是一個單中心的,由中心向整個世界流溢文明。而到了封建時代,它是多中心式的,一個個大小領主分布式的存在。在這種多中心的結構之下,中心和邊緣的這種敘事結構或對世界的理解結構就被消解掉了,因為它是多中心了,從此那種古典意義上的邊緣就不存在了。之所以中世紀會出現這種情況,這與蠻族入侵之后西歐一定的歷史社會環境有關,在這里就不展開了。

  中世紀西歐的這種封建割據的結構到了近代早期開始逐漸被化解掉,最主要的一個代表就是絕對主義國家在法國的建成。法國國王當時通過各種手段形成他的獨特的財政技術,然后用積累來的大量財政手段,用它來換取更加強大的軍事能力,用軍事能力征服了名義上奉他為宗主實際上則不不聽號令的封建主。之后在法蘭西這塊土地上開始了一個新的結構性變化,就是早年的大小封建領主的多中心的結構開始了向巴黎這么一個單中心坍縮的過程。這個坍縮的過程在某種程度上可能帶來一個新的中心-邊緣結構,因為在你的疆土足夠大之后形成單中心一定會有某種中心-邊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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