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 白彤東:中國社會轉型所應有的核心價值觀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726 次 更新時間:2011-11-20 12:16:39

進入專題: 社會轉型   核心價值觀   儒家  

許小年 (進入專欄)   白彤東  

  

   對話人物

   許小年,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曾獲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白彤東,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中國大陸哲學學科中第一位在美國獲得終身教職的歸國學者

   對話主持

   盛洪,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山東大學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儒家思想能否為現代價值觀提供資源

  

   現代價值的內涵到底是什么?儒家還能否為現代價值提供資源?儒家是否有普適性?價值體系與經濟體系如何協調?儒家與市場經濟是否相沖突?在政治治理結構當中,精英與大眾究竟應該是怎樣的關系?如何看待儒家的精英主義?

   11月13日,由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山東大學經濟學教授盛洪主持,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國學會,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經濟學家許小年和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白彤東,就上述問題展開一場跨領域對話。

   盛洪:白彤東教授研究哲學,近些年主攻儒學,許小年教授專攻經濟學,現在我把這兩位教授分別看作是中華文化傳統儒家的代表和西方文化傳統的代表。文化對話的形式在當今世界很重要,有意思的對話應是對話雙方有比較明顯的立場差別,同時又有文化上的某種重疊。

   中國和西方的對話很早就有了,尤其是經濟學和儒學的對話。在十六七世紀,很多歐洲傳教士來到中國,發現了中國燦爛的文化,紛紛將儒家和道家的經典文獻翻譯后寄回歐洲。這種“東學西漸”的文化流傳對當時的歐洲產生了很大影響,尤其是當初經濟學的創立。比如歐洲經濟學鼻祖魁奈,歷史上有很多關于他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記載。魁奈看了大量歐洲傳教士寄回去的文獻,從中國文化中汲取了很多思想資源。

   “中國社會轉型所應有的核心價值觀”是中國特色問題。近代以來,我們曾完全拋棄掉儒家文化這種社會主要價值觀,而在改革開放30年后的今天回頭再看,我們要重新思考,沒有文化價值,我們的很多問題不能解決。首先請兩位教授做主題發言。

  

   儒家強調精英正面作用

  

   白彤東:現代價值的內涵到底是什么?儒家還能為現代價值提供資源嗎?現在的主流意見認為,現代價值就是西方價值。這不僅是中國西化派的意見,五四時期文化保守派也持這種態度。他們也認為西方的民主、科學,是必須要遵從的,他們和激進派唯一的差別,就是認為中國的文化還是要保持的。認同西方的主流價值,把西方主流價值當成現代價值,是中國近代以來保守派、自由派、西化派和后來講新儒家的一些人都持有的一種態度。

   針對文化保守主義同時擁抱西方的民主、科學與中國傳統的立場,有些人會懷疑,中國文化能不能跟西方主流價值相融合?表面上看,中國文化跟西方主流價值都是反著來的:西方主流價值強調個人,中國文化強調集體;西方經濟學被膚淺地理解為強調自利,儒家強調利他;很多西方民主建立在平等之上,而儒家講等級;西方講法治,儒家講德治;西方講市場經濟,中國傳統被說成有重農輕商的思想。

   大家之所以有這樣的懷疑,是因為儒家跟西方主流價值的一些觀念好像都相沖突。其實,這些主流價值本身也有很大問題。你怎么去論證一個人就應該是自由、自在、自利、自為的狀態,或是王小波所說“特立獨行的豬”的狀態。人從來沒有特立獨行,人從來都是生活在一個社群里,一開始就一直處于那樣一種狀態。可能有人會說,講人自由、自在、自利、自為,不是說人原本是這樣的,而是說人應該是這樣的,“是”和“應該”不是同一個問題。但憑什么人應該是西方意義上的個人自由的狀態,憑什么不可以是其他的狀態?有時候,我們常說人應該是自由的狀態,但稍微被多問幾句,尤其是中國人,骨子里那種人與社會不可分割的想法就會冒出來。

   有些人,試圖論證這些價值有好處來論證我們為什么應該有這些價值。但是,這些價值是否帶來好處是要經過推敲論證的。西方的問題更多是極端個人主義泛濫以后帶來的。再說民主制度,很多人說許多中國問題是因為沒有民主造成的,如果有民主,則能解決掉。談民主,大家經常想到的是西方發達國家,但不要忘了印度、南美很多國家也都是民主國家。

   其實民主國家在腐敗、選擇好的領袖、制定良好經濟政策等很多方面,從統計上來講其實并不比非民主國家做得更好。有些人會說,沒有一個制度是完美的,但民主是最不壞的制度。這種想法其實是一種懶惰的表現,因為說這種話的人從來沒有真的做過經驗研究,來論證民主制度真能比其他制度壞得更少。其實很多經驗研究并不支持這種結果。

   當然,這不是說咱們不要民主、法治,只是說要按照經驗、人類歷史所積累的財富,來決定到底哪些制度更好,一種制度也許有好的方面,但它是否也有要修正的地方。若要修正,我們有沒有可能從儒家、從自己的傳統中找到一種資源?

   民主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民主政治直接為當下活著的投票人所左右,這就意味著很多非投票人的利益很難被考慮在內。比如很難解決的財政赤字問題,財政赤字意味著花還沒有投票權的未出生的將來人的錢來滿足現在有投票權的人的利益,因此很難被遏止。這是民主制度由投票來做決定的本質而造成的一種缺陷。另外在民主制度里,哪怕是對自己的利益,人民也不一定能投出很好的票。

   因為現在的國家都是大國,大多數都是資本主義國家、全民都要勞動的國家,國家大了以后,政治就超出了常人能理解的范圍,而大家都還要去勞動、忙于日常工作,所以哪怕是對自己的利益,他也很難做出一個很好的判斷。很多西方民主理論已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們想從內部去調整,但由于現代制度本身的條件,使得這種內部調整很難對它有一個徹底的改變。再回到儒家思想,孟子一方面強調民本,強調國家為人民而存活,滿足人民需要是國家合法性的基礎;但他同時也意識到民意是有局限的,強調精英對政治的正面作用。從這個層面來理解,儒家理想的政治,不能只有現代西方全民投票的那種政治。全民投票的民主政治是儒家接受的一個方面,但儒家還希望由精英來對民意做一個制衡。所以,儒家理想的政治是一種混合制度,既有民意的一方面,又有精英的一方面。對于自由、法治,儒家則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接受下來。因而,比當今制度更好的制度,應該是在自由、法治基礎之上的一種混合的政治,有民主懲罰也有精英懲罰的政治。

  

   儒學作為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非常困難

  

   許小年:首先要申明一下,我只是從一個經濟學家的角度來試圖說明儒家作為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已非常困難。我思考這些問題的大致框架是:價值是關于正義與非正義、善與惡的一個主觀判斷。既是主觀判斷,則因人而異,而為社會上所有人認可和接受的價值就是社會核心價值。儒學信仰者、佛教信仰者和基督教信仰者所認同的價值中有交集的部分,就是社會核心價值。如果沒有交集,或者說這個交集是空集,這個社會就沒法建立起來。所以,在我們認同的價值中,必須要有交集。

   為了在價值觀各不相同的人群中建立起社會,我們必須要有共同的東西,要求同存異。這是世界各個民族在現代化過程中在價值觀上出現的一個重要飛躍——公域和私域的分離。沒有這個飛躍,社會無法傳承到現在。我對現代社會的定義就是公域與私域要盡可能分離開,公域要盡可能小,以獲得廣泛的認同。在公域中獲得的核心價值,即所謂的公德。私域要盡可能大,以包容多樣性,一個社會應該容許基督教徒、佛教徒、儒家都可以生活在那里。

   公域與私域有一定的關系。公域不干涉私域,私域不和公域沖突。公域里形成的核心價值觀就是公德,據此建立的就是法律和政府制度等,可以管理眾人之事,可以處理個人之間的沖突等。私域主要指導個人的生活,包括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私域中形成的價值應該是和平共存,平等競爭。我們不能說中國是一個儒教文化國家,就要在公域中貫徹儒家的原則,如果這樣的話,就會導致公域中的各種沖突。私域中各種各樣的哲學、信仰、生活方式等應該是和平共存、平等競爭的關系,否則就會發生類似于中世紀的宗教沖突。

   中世紀的宗教沖突導致很多人死亡,這種狀況讓人們反思,宗教信仰是個人性的事務,個人和政府應該不能干預,不得強行統一,這樣我們才能在一個社會中共存下去。公域的核心價值包含兩方面,第一是平等的個人權利與自由,第二是理性。在一個現代社會里,不管你是什么樣的背景,也不管你是怎樣的信仰,平等的個人權利、自由和理性原則都應該是普遍接受的,理性就是符合邏輯地把個人權利最大化。

   從理性出發,我們就知道一定是私有制而非公有制,因為私有制比公有制更有效。從理性出發,我們知道一個社會應該拒絕革命和“均貧富”,革命和“均貧富”都是非理性的。因為若提倡以暴力的方式剝奪他人的財產,最后你也會受到暴力的侵害。

  

   重建社會核心價值應該“西學為體,中學為用”

  

   許小年:公域與私域的分離在歷史上有兩大意義。第一,不再因為人們的信仰不同,而引起社會矛盾和沖突,為最大范圍地獲得社會的支持和認同,多樣化的人群生活在一個國家和一個社會創造了條件。歐洲歷史中非常殘酷的一頁就是宗教戰爭。以新教改革為起點的對異教徒的迫害,其實再往前追溯,十字軍東征也是對異教徒的迫害。到了現代社會,宗教不再成為人類社會沖突的根源,人們的信仰和生活習慣,不再成為阻礙人們共同生活的障礙。這關鍵的原因就在于公域與私域的分離,信仰變成了個人事務。

   公域與私域分離的第二個意義就是為理性的運用開辟了廣闊的空間。哥白尼、伽利略、布魯諾宣揚的是一種科學精神,通過不懈努力,他們確立了日心說,而不是地心說,這導致他們受到了宗教力量的殘酷迫害。當公域與私域沒有分離的時候,信仰對理性就是一種束縛和桎梏,理性就無法廣泛地運用。當公域與私域分離以后,當信仰退卻到私人生活領域之后,科學才發展起來,科學的發展與它擺脫基督教對它的束縛是直接相關的。理性的運用不僅在科學上,也發生在經濟上。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就是一種理性的經濟體系。只有在政教分離以后,科學才能發展,理性的生產方式才能全面地推廣和鋪開。只有公域與私域分離,才能產生憲政民主,如果公域與私域不分離,信仰與政治不分離,那么西歐到了今天可能還是君權神授的政治體系。因此,公域與私域的分離是現代社會重大的飛躍。

   那么,儒學作為一種價值觀,在現代社會要發生作用的困難在哪里呢?儒學講的是天人合一,公域與私域不分,因此無法實現現代社會的這一公私分離目標。依照余英時的看法,儒學是一種內向超越,而理性則是一種對外部世界的科學認識。經濟理性產生于市場交易,而中國的宋明理學卻是向內用力。剛才白教授提及,儒家強調的是對等權利,而不是平等權利。這與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有沖突。

比如原始儒家強調的君子小人之區分,君子與小人的權利、責任都不一樣,像這樣的觀點,今天我們已經很難接受,誰愿意承認自己是小人呢?當然原始儒家里的君子、小人的觀念,與我們今天理解的不大一樣。正統儒家在董仲舒前后各為一段。正統儒家講君臣、夫妻、父子之間的“三綱”式的權利、義務的不平等,這在今天已經很難接受了。儒家價值觀念里最可能進入現代社會里的就是“仁愛”,這也是世界上各大宗教強調的,但仁愛不等于權利。儒家講的仁愛是一種父慈子孝的對等權利,而不是一種平等權利。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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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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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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