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世界歷史視野下的非洲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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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專題: 中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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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受誤解的非洲

  

  提及非洲,國人腦海中浮現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這是一塊饑餓的大陸、貧窮的大陸、動蕩的大陸等等。這些印象有很多都是有問題的,它們會嚴重誤導我們對于非洲的理解。下面粗略來分析一下這些誤解。

  由于溫帶國家的經驗,我們會認為由于糧食短缺,從而導致非洲成為一塊饑餓大陸。對饑餓非洲的印象多來自若干照片。其中最著名的是南非攝影師凱文·卡特在1993年拍攝于蘇丹南部的題為《饑餓的女孩》的照片。一個女孩蜷縮在地上,身后一只禿鷹正等待著她的死去,此一作品對人類心靈的震撼是無與倫比的。但拋卻情感,客觀來看,當時蘇丹南部正深受內戰折磨,出現嚴重的糧食問題,并不是因為糧食短缺,而是因為糧食分配機制受戰爭所累無法運轉。另外還有多幅關于1973~1974年埃塞俄比亞大饑荒的照片,饑民皮包骨頭,雙眼無神,蒼蠅落在身上都沒有力氣驅趕。然而,阿瑪蒂亞·森在其著作《貧困與饑荒》中曾對此做了實證研究,他證明:饑荒年份的糧食產量實際上要好于此前若干年沒有饑荒的年份,饑荒的出現不是因為糧食短缺,而同樣是因為分配機制出現了嚴重問題。我們所熟知的非洲饑荒都是發生在撒哈拉附近的非洲部分,而在撒南熱帶非洲則從來沒有出現過。因為撒南黑非洲的自然條件極其優越,大自然提供的食物即確保了不會出現饑荒問題,相對簡單的勞作便可有收成。所以,理解非洲饑荒問題是需要區別對待的,撒哈拉非洲的饑荒不因糧食短缺,而是因糧食分配機制而起,這涉及的不是產量問題,而是社會治理問題;撒南黑非洲則更不存在饑荒問題,存在的是貧困問題,表現為普通非洲人無力消費一般日用品,生活水準低下。對溫帶國家而言,貧困與饑荒相伴,但我們不可以此來同樣推斷熱帶非洲。

  人們認為非洲是一塊貧窮的大陸,此種認識至少可以說是不全面。非洲社會貧富高度分化,窮人雖然吃飯沒問題,但基本無購買力;富人則生活在高水準當中,其群體比我們通常想象的要大,極富消費力。由于本土極其缺乏生產能力,非洲的基本工業品都需進口且嚴重供不應求,以致在非洲的日用品與一般工業制成品的價格要比中國高不少。從潛力角度而言,非洲更是極其富有。無論是豐富的礦藏,還是上佳的耕地,再到極佳的林業、水利資源等,都為非洲以后的發展提供了基本的前提。這些資源目前的開發都比較有限,因為非洲欠缺資金、技術以及基礎設施,究其根源,也與非洲國家建構、社會治理能力欠佳有關。

  國家建構、社會治理的欠佳的確可以歸結到非洲的動蕩當中去。但這個問題還是要更細致地來看。一方面,不間歇的動蕩是獨立后非洲國家的一個特色,基本上在冷戰后持續十年以上,但是進入21世紀,非洲的動蕩問題已經大為消解,當下,大部分非洲國家的政治都比較穩定。電視上偶爾看到個別非洲國家發生內戰,但不要忘記那不過五十四分之幾的事情(非洲有54個國家)。另一方面,非洲的動蕩與近代以來的政治、社會結構等有密切關聯,要找到突破口,還需要先弄清現時政治、社會結構的來龍去脈。

  

  世界歷史視野下的非洲

  

  當今世界處在全球化的飛速發展之中,其表現為信息、資本、技術、人員等的跨國界高度流動。這一過程初始于500多年前歐洲人探索新航道的努力,該努力帶來了地理大發現,更帶來了世界市場的出現。世界市場的發展逐漸將全球裹挾進一個不可逆的進程,世界聯為一體,以往彼此孤立或是近乎孤立發展的地方,被整合進一個總體性的世界歷史進程。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此有很好的表述:“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例如,如果在英國發明了一種機器,它奪走了印度和中國的無數勞動者的飯碗,并引起這些國家的整個生存形式的改變,那么,這個發明便成為一個世界歷史性的事實。”這樣一種世界歷史過程的展開,其原動力是西方世界在近代的興起,對于世界其他地區,這構成了現代性對于古典性的全面沖擊,它塑造了全新的西方文明,也塑造了非西方世界,并進而塑造了作為整體的人類本身。既往的歷史過程、當今的世界秩序、未來的前景展望等等,都需要放在這樣一個大的視野下考察。

  非洲在近代以來基本上不是作為一個世界歷史主體出現的,相反,它一直是作為一個客體,處于被西方文明塑造的地位。西方的拓展過程可進一步分為幾個階段,非洲在其中被動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逐漸被整合到了世界秩序當中。

  16、17世紀是初始階段,此時,西方力量的擴張主要是通過海外貿易的方式展開的。西班牙、葡萄牙最初開始了海外帝國的拓展,它們率先占領了大量的殖民地。繼之而起的荷蘭、英國則開創了大不相同的商業帝國模式。兩國冒險商人發明了有限責任公司、股份公司等現代商業制度,以此為基礎展開了海外商業活動。其時最為重要的貿易路徑之一便是著名的“三角貿易”。歐洲商人從本國出發,裝載鹽、布匹、朗姆酒等,運至非洲西部沿岸地區販賣;然后購買黑人奴隸,穿越大西洋,運抵美洲種植園;再在美洲購買糖、煙草和稻米等返航歐洲。這條航線的路徑大致構成三角形狀。三角貿易利潤驚人,歐洲商人借此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對于早期的商業帝國主義而言,貿易據點和海上航線的占領比土地的占領更加重要,所以,歐洲在非洲的存在只表現為零星的貿易據點,沒有大規模占領。非洲在該秩序當中的地位是很悲慘的,黑奴作為商品,使非洲被動地裹挾進西方商業帝國的發展當中。不過還要客觀提出,被掠上船的非洲黑奴,多數并不是歐洲人直接捕獲的,而是由購得了歐洲人槍炮的非洲沿海部落,到內地部落捕獲來轉售的。后來,這些敵對部落在依殖民疆界而劃定自身的非洲獨立國家中被迫并存,其彼此沖突由來已久。

  在歐洲方面,貿易爭奪伴隨著戰爭,但歐洲人也在尋找這一切的規范。終結了“三十年戰爭”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從法律上規定了國際秩序的一般規則,形成了現代國際法的來源。歐洲人將這套國際法規則視作國際“文明行為”的基準,未接納該套規則的地方,便不被接受為平等的對手。于是,非洲被進一步從法律上規定為低等的,需要歐洲人的全方位規訓。這一規訓不久就到來了。

  18世紀中后期,歐洲發生了工業革命,早期的商業帝國主義開始轉型為工業帝國主義。工業經濟需要的是原材料的穩定供應,以及不斷擴大的銷售市場。對最先發生了工業革命的英國而言,商業帝國的海外模式并不需要太多變化也能滿足這些條件。但是進入19世紀中后期,歐洲大陸也開始了工業革命,尤其是德國,其經濟實力迅速攀升以致超過了英國。此時的德國面臨一個嚴峻的問題,經濟上的迅速崛起并未帶來政治上的相應自信。德國相對而言領土狹小、地處中歐的不利地緣格局、多年分裂的記憶、幾個世紀以來作為歐洲戰場以致生靈涂炭的歷史,都令這個新崛起的強國在內心深處有一種難以克服的不安全感。該種情結在經濟猛漲的催化下轉為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力圖謀得“陽光下的地盤”。就海外而言,此時只剩下非洲還有大片領土有待征服。適逢德國的世仇法國在普法戰爭之后大力在非洲擴張以恢復元氣,而英國擔心法國的擴張會將原料與市場向英國封閉,也在非洲摩拳擦掌。為了協調列強的行動,在俾斯麥的主持下,1884年召開了柏林會議,達成了關于非洲瓜分規則的共識。會后短短十幾年,在非洲幾乎已不再有“無主”的土地。

  在這個過程中,除了極個別的地方之外,非洲人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發言權的,他們的家園被歐洲人在地圖上依照尺規而分割,一條條沿著經緯線厘出的界線框定了他們此后的命運。后來的經濟史表明,對列強而言,非洲殖民地的占領無論從移民的角度來說,還是從原料、市場等經濟角度來說,都是很不劃算的,對非洲的瓜分只不過是爭霸各國在囚徒困境中的瘋狂之舉。然而,這段歷史卻對非洲有著極大的重要性——它第一次將非洲完整地整合進一套國際法權秩序之中。作為個體的非洲人也許仍然不是“文明”的,但是作為土地的非洲大陸則已納入西方秩序,需要服從國際法的調節。甚至,在此階段保持了獨立的兩個黑人國家埃塞俄比亞和利比里亞也逐漸被接納為正式的國際法主體。非洲的地理空間被現代國際法權所分割,歐洲瓜分所留下的邊界,正是后世非洲國家獨立后的領土疆界之表達。盡管它常常將相同的部族分隔在不同的國家,但無損其國際法上的效力。非洲以一種怪異的身份開始卷入了現代世界秩序當中——非洲土著沒有權利,土地被白人所劃分,同時,或是占據了黑人土地的白人以“非洲人”的身份來主張國際權利,或是白人總督治理當地的領土,并以統治無完整民事權利的孩童的方式來統治黑人。非洲被動地獲得了一種國際法身份。

  嗣后不久爆發了兩場耗盡歐洲元氣的世界大戰。在一戰后,國際秩序的正當性基礎即發生了巨變。既往的帝國瓜分模式不再具有天然的正當性,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民族自決”一躍而為新的正當性基礎。該理念為非洲人的獨立建國之主張奠定了基礎,并在1960年代之后化為現實,非洲國家紛紛獨立,黑人以新的方式進入了國際法權秩序當中。

  然而,相當程度上,國際法權秩序的主體與國際政治秩序的主體還是兩回事。白人殖民者的直接統治退出了非洲殖民地,但是他們通過對于非洲國家財政、金融體系、對外貿易等的掌握,繼續其對非洲的間接控制。在歐洲的區域性控制之外,非洲國家還更處在一個全球格局的約束之中。它們獨立之后,便迅即面臨在冷戰之中站隊的問題。常見的情形是,由于部族對立,新獨立的國家內部兩派甚至更多的派別彼此之間爭斗不已,各倚一方,于是血腥的內戰便爆發了。有些國家打了幾年之后,一個強人壓制住了所有對手,依托著外援,建立起獨裁統治;另有些國家則是內戰持續多年也未見分曉。所以,這個時候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非洲內部秩序,它是從屬于冷戰秩序的。進入上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兩大陣營不再爭奪非洲,向這里的資源投放也隨之驟減。過去的一些獨裁者馬上遇到了財政困難,無法持續下去,非洲很多地方再次爆發內戰,尤以兩次剛果(金)內戰為甚;甚至爆發大屠殺,一如盧旺達等地。經過十余年極度的動蕩,秩序再次穩定了下來。到這個時候,我們初步可以說具有一定意義獨立性的非洲秩序誕生了。

  

  非洲的獨立與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黑非洲是個傳統的農牧業自然經濟地區,殖民者在部分地區帶來了現代商品經濟,但其表現為與周遭地區脫節、直接聯系于世界市場的礦業經濟與種植園經濟,在這些外向型經濟飛地的周邊,是廣大的傳統經濟區。這樣一種二元經濟對非洲的傳統社會結構帶來巨大破壞,并伴隨著非洲國家的獨立進程,乃至延續到獨立后。

  非洲國家在爭取獨立的過程中,非常粗略地說有兩支重要的力量。一支力量是受過西方教育的精英,以及從事對外貿易的商人,他們力圖以成立由黑人掌權的民族—國家的方式來擺脫殖民統治。對這些人而言,殖民統治根本上是個政治問題。他們同時希望用西方的文明來改造“愚昧落后”的非洲傳統。另外一支力量是大量走出鄉村來到城市里尋找工作機會的非洲民眾,他們在經濟上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由于脫離了傳統社會,又因此失去了社會保障。對這些人而言,殖民統治根本上是個社會經濟問題。這兩支力量都對白人的殖民統治不滿。在獨立運動中,兩支力量合流,但其訴求并不相同。精英團體力圖取殖民者而代之,依照西方模式建立國家,但是勢單力孤,便動員一般大眾,宣稱趕走殖民者將會迎來非洲人的解放;一般大眾為了解決自身所面臨的社會與經濟問題,便與之合作,趕走了殖民者。

  政治問題的解決使得許多非洲本土精英轉為既得利益者,然而非洲的經濟結構沒什么變化,大眾關心的社會經濟問題也并沒有解決。這種情況下,對大眾的動員可能形成新的動蕩之源。于是,一些非洲國家的精英統治轉向了專制,而這種統治往往是進一步強化了舊的殖民式經濟結構,這就更將這些地方的非洲精英與一般大眾及傳統社會隔絕開。另一些國家的非洲精英力圖在非洲帶來根本的社會變革,認為這是非洲解放的根本途徑,這就需要對一般大眾保持高強度的動員,這種動員機制必然走向“非洲社會主義”:力圖以一個邏輯上先于“國家”的“黨”的領導,解決政治與社會這雙重問題。在冷戰中,西方與蘇東兩大集團各自支持一批非洲國家,使得兩條路都還能維持,政治問題貌似解決了,經濟上則使得非洲國家進一步殖民化。冷戰后,解決經濟問題的失敗,在各國的部族政治以及諸多跨境部族之存在這樣一個背景下,使得非洲國家政治又陷入動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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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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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文化縱橫》201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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