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勵生:為一代詩杰精神造像

————評王炳根《少女萬歲:詩人蔡其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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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專題: 詩歌評論  

吳勵生 (進入專欄)  

  

  讀罷王炳根先生的《少女萬歲•詩人蔡其矯》(海峽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盤旋在我腦海的第一個問題是:詩人跟女人的關系。詩人跟女人真的有必然的關系嗎?沒有女人就沒有詩歌?真的是這樣?如果不是,王炳根為什么要花這么大的篇幅(幾乎占了全書的一半)去描述蔡其矯與女人的關系?而且,在描述的過程中,王炳根還要費盡心思,如何既要寫得不那么“敏感”,還要能夠讓方方面面的人接受,甚至考慮最好不要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煩(因為有不少跟蔡其矯有關系的女人仍健在),等等。這樣,王炳根的傳記寫作就一改往日的習慣,不是像以前寫作《永遠的愛心•冰心》《郭風評傳》那樣,努力全面而具體地去體會傳主的思想感情,常常為了能夠真切地體會傳主當時當地彼情彼景的所思所感所悟,而悉心仔細地做了諸多的尋訪工作,有所發現,有所領悟了后,再力求準確而細膩地去接近傳主的精神風貌以及風骨,而是盡量把作者的表現性文字退居幕后,更多的文字是用來再現蔡其矯的生活細節、創作細節乃至感情細節、精神細節的。這對王炳根來說應該是個挑戰,是對他自己已然形成獨具一格的作家傳記敘事風格的一次挑戰。這也許并非王炳根的一次必然性選擇,而完全是一次或然性選擇,至少:面對蔡其矯,王炳根起碼無法像面對冰心和郭風那樣對前者虔誠對后者親近,這一次王炳根還必須作出理解,在理解的同時他還必須作出一定程度上的解釋。而且,我們不難發現,不僅是王炳根,而且是傳主蔡其矯,一種解釋的欲望尤其強烈。甚至不僅在書中的解釋,我們還可以在網上了解到:蔡其矯老先生在昆明書市簽名售書,在接受記者的采訪過程當中,仍然不忘了做出他與女人的種種解釋。并在多種場合(當然也在書中)堅決表示,他決不后悔此生為女人付出的種種代價,并決不懺悔!這樣一來,我一開始遇到的這個問題,就跟王炳根一樣:變得無可回避,而且必須作出理解和解釋。當然,需要作出理解和解釋的遠遠不止這些,不過我們可以由此出發,然后再把問題依次展開。

  

  于是很自然,理解和解釋也就成了我寫作關于王炳根先生這部新的作家傳記的批評任務了。我在想,王炳根開初擬寫作此書的時候,是不是也多少出自類似我現在的一種機緣呢?

  

  一

  

  眾所周知:蔡其矯先生是個特殊年代的特殊詩人!

  

  而今,“身體寫作”、“下半身寫作”以及“勃起寫作”、“胸口寫作”等等都吊不起多少讀者的眼球和閱讀胃口,蔡其矯卻在談論把“愛情分為三個等級”:第一等級為柏拉圖意義上的精神情人,第二等級為既有愛也有性,第三等級為純粹的性愛——“最低級”(蔡其矯致作者王炳根函,手寫體印刷置在該書的顯要位置),是否多少有點不合時宜呢?換句話說,愛情,實在應該屬于“古典”話題,或者準確地說:屬于現代主義者感興趣的話題。在后現代主義語境里面,這個話題已經發出了陣陣霉味。然而,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里,蔡其矯幾乎是用他的整個政治前途與全部的生命價值去追求它了,而且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個代價的慘重顯然不是所謂“破壞軍婚”而被判刑兩年,而是三四十年來眾多的人們對他的曲解、誤解乃至瓦解,對他的種種口誅筆伐,對他種種莫名其妙的設防目光,對他種種思維上的行動上的設置的“看不見”的防線,等等,等等,才讓今日已86歲高齡的老詩人仍然耿耿于懷,只要逮著機會,便得從頭說起。然后老詩人就自然要表達自己對愛情的理解,然后堅定地表明自己的立場以及價值訴求等等,以至著名詩論家孫紹振教授仍然在看法上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保留,他說:“如果是我,在晚年回顧往事的時候,我多少會有所懺悔。”(見該書《序言》)當然,懺悔是每個人的個人的事情,誰也沒有理由強加某個個人對某件事情進行懺悔,老詩人說“他不必懺悔”自有他不懺悔的理由。也許多少有點出于為自己“正名”的需要?也許完全是出于對自己的價值追求的正當性的終生護衛?在我看來,這實際上是特殊年代強加給詩人的政治包袱和道德包袱,我們的身體不是詩人你自己可以隨意處置和安排的:我們的身體意義是由我們本土的諸多種文化構成而構成的,我們的文化傳統告訴我們說,要存天理滅人欲,男女授受不親等等;我們的革命文化告訴我們說,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當然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假如你一定要無緣無故地愛,那就是搞腐化,是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是小資情調,更是要橫加批判的。也就是說,無論是我們的傳統文化還是革命文化的字典里面,是絕沒有“愛情”這個詞條的。有的只是男女關系:這個關系必須恪守傳統道德戒條,一旦逾越就成了大逆不道。哪怕五四以來的個性解放婚姻自主等等,講的也是解放,也絕不是愛情,道德戒條不僅仍起作用,而且二者之間在很多時候聯起手來共同對付愛情,直至徹底消滅了愛情。因此,現在我們談論愛情常常仍會顯得莫名其妙,在我們的“現代”語境里面如此,在我們的“后現代”語境里面更是如此。

  那么,無論是王炳根還是蔡其矯,在這本著作當中是否都有著對愛情的正本清源意圖?顯然沒有。王炳根在這里強調的顯然是詩人與女人的關系,或者說詩人跟愛情的關系。這個問題若在西方,那是太正常不過:詩人天性風流,而且無論是在傳統的沙龍還是現代的社交場所,戴著詩人桂冠的人無一例外地要受到尊奉和致敬,他們與貴婦人們似乎天生就有著一種水乳交融的關系。在我們這,那就完全相反了:他們天生的就是要跟妓女們混在一起的,因為我們傳統上真正有出息的詩人大都落魄,你不讓他們跟妓女在一起,那他們跟誰在一起?新中國以后,蕩滌了一切污泥濁水,人民的詩人自然是要謳歌新時代的新生活:我們的生活里面到處鶯歌燕舞,到處充滿陽光和鮮花,你詩人又有什么理由一定要跟女人攪在一起?那不是搞腐化又是什么?但是,這荒唐的一頁,那讓詩人的創作片面地要求與世界觀之間的對應與制約關系,甚至擴大引申為政治立場和思想傾向的選擇的荒唐一頁,畢竟是重重地被翻過去了。剩下的就是詩人自己和傳記作者王炳根對老詩人的生活、情感和詩歌,進行全方位的反思。應該說,王炳根的關于蔡其矯與眾多不同女人交往的寫作,雖然努力描寫得盡量客觀,卻又不無顯得動人,出彩處就更顯得詩意了。

  

  蔡其矯在不同時期與不同的女人交往中,確實存在有三種不同境界,并且都有具體事例,最初的兩個女人讓他感受到愛情同時也感受到女人的易碎(死亡),第三個女人應了俗話說的“淡淡茶、淡淡酒,平淡夫妻能長久”,但是那戰時的浪漫仍然非常動人,尤其是:頭頂上盤旋著日本人的飛機,山底下掃蕩著的一片日本鬼子,蔡其矯卻同他新婚的妻子的山頂上瘋狂地做愛。王炳根抓取的一些生活細節,確實頗具慧眼。比如那個對蔡其矯欲多于愛的閩南女人,他們之間甚至話都很少說,就是憑那一輕一重的腳步聲,就把男女之間的情事烘托得有聲有色,然后還不忘了給對方奶粉或煉乳那樣讓人眼睛一亮的細節;還有那個在大會主席臺上高談闊論的女人,蔡其矯上去提醒,結果歪打正著:她就是這樣想引人注目,不料卻引來了詩人蔡其矯……包括這個女人在內,就是這些個“老革命”的老婆給蔡其矯帶來了麻煩,這些女人往往是被“分配”給人做老婆的,愛情談不上,但她們的老公手上有的是可濫用的權力,后來蔡其矯為此背上“破壞軍婚”的罪名,便是由于這些個女人偏偏對詩歌對詩人感興趣,而偏偏詩人又喜歡為別人的愛情操心。結果就可想而知了。尤其是跟落難中的詩人交往的幾位青年女性,顯得特別純美,前面有在交誼舞會上認識的王蘭,后面有在流放永安期間交往的女知青魯莉。前者在那樣的年代里在蔡其矯緋聞纏身的日子里,還能跟詩人保持那樣純潔的交往,讀來令人感動,也許:這個女孩是蔡老先生一生中最珍惜的一個了,老詩人一生中為女人寫作的詩歌數量最多的可能也數這個王蘭了。不好說是紅顏命薄,雖然老詩人在那黑暗的歲月中也給了王蘭諸多的精神慰籍,在詩人的祝福中步入了婚姻的門檻,可就在詩人遭流放的日子里,她死于難產。剩下的只有給王蘭留下的大量詩篇和那已逝歲月的無盡溫馨的回憶。后者跟老詩人的交往與前者有相似之處,自行車、郊游、采風,也仍然是那個年代的難得的一道風景,尤其特別的一道風景是魯莉作為知青回城老詩人的問題仍不得解決仍得留在下放地的他們之間的“南塔訣別”:魯莉說,蔡老師,我們交往了這么久,現在要走了,你吻我吧,你怎么樣都可以……但這一回,蔡其矯只是在她的額頭上輕輕地吻了一下。(見該書第190頁)之后還有陳萍、陳芬……等等。

  

  是的,真正的詩人跟女人確確實實有著一種天然的關系,也不管是他會引起周遭物議,還是他可能引起公眾贊譽。也盡管,蔡其矯這一生的詩歌創作最大量或者說絕大多數是獻給女人的,也包括王炳根先生這部精雅的詩人傳記就命名為“少女萬歲”,但我還是要在此不太客氣地指出:我們實在看不出,女人與詩歌,在蔡其矯這里就確實存在有一種必然的邏輯關系。因為從蔡其矯寫給女人的詩歌中,大家大致知道的,應該說卻并沒有幾首真正優秀意義上的好詩。盡管也曾有人從弗洛伊德意義上贊美詩人的“人生觀”(見該書第334頁),我還是要說這是對弗洛伊德理論的誤用,而從王炳根理解的角度看才顯得較為準確:女人對蔡其矯來說對蔡其矯的詩歌來說,更多時候起的是催發“男性荷爾蒙”“詩性荷爾蒙”的作用的(見該書299頁),由此而常常讓詩人詩興勃發,然后興奮地為心中的一個又一個女神奉獻出了一首又一首的詩歌!要說詩人跟女人的天生的必然聯系就“必然”在此,要說詩人跟女人的密切交往應該享有“豁免權”的理由也理當在此,否則怎么說在理由上都有欠充分,而且任何理論也都缺乏說服力,哪怕是弗洛伊德的“力比多”,或者饋贈女人的詩作本身真地有多么神圣,等等。蔡其矯的真正出色的詩句,就如孫紹振先生在該書序言中所說的那樣:“他對于飛濺的浪花的觀察和內心深層體驗似乎是漫不經心的猝然遇合,神來之筆就這樣誕生了:

  

  為了一次快樂的親吻,

  不惜跌得粉身碎骨。

  

  了解蔡其矯的讀者,想必能把這句話孤立起來,作為他生命的格言,驚嘆于一個真正的詩人的坦誠……”詩人心中的女神跟現實中交往的女人總是有距離的,而且距離大極了,因此他在贊美廈門海堤建設時卻與深層體驗似乎“漫不經心”猝然遇合了,這才有了經典的詩句。這樣,我們才能真切地理解舒婷所說的“同去散步的老詩人說起他又坎坷又豐富的一生,說他認識的女性那么多,卻沒有一個能使他全心膜拜”(見該書第243頁)的真正含義。然后,我們也就能夠明白,如何蔡其矯為女人寫了那么多的關于愛情的詩歌,卻終于沒有一首能夠成為真正的經典,倒是由于他跟當年年輕的舒婷的交往,不僅深刻地影響了舒婷,而且由于舒婷似乎就在那一刻被蔡其矯無意中撥響了心靈的琴弦,不經意之間卻又誕生了一首愛情詩杰作。假如可以允許夸張一點說,就舒婷的這一首膾炙人口的《致橡樹》,其所達到的藝術成就可能超過蔡其矯寫作的所有愛情詩總和。當然,這并不等于說,蔡其矯的愛情詩中就沒有好詩,比如他的那個一樣膾炙人口的“讓我高舉訂盟的酒杯/為永駐的春天歡呼:/太陽萬歲!月亮萬歲!/星辰萬歲!少女萬歲!/愛情和青春萬歲!”以及寫給“六妹”的《相思樹與石榴花》和寫給王蘭的《夜》等等。盡管前者在那瘋狂的革命熱潮中,那是個人人寫“頌歌”的時代,但寫少女的“頌歌”仍然也是頌歌,仍然有標語口號的痕跡,后者就藝術得多了:其有著蔡其矯特有的陰柔的一面,但若跟當年的徐志摩、戴望舒們的完全人格化的凄婉意象與柔性精神浸染以及一唱三嘆的個體呢喃相比,蔡其矯的優勢顯然不在這里。

  

  王炳根顯然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王炳根顯然就比蔡其矯本人顯得理性一些,因此也就出現了我前面說過的他們兩個實際上對“愛情”也均沒有顯示出要做正本清源的打算。

  

  蔡其矯之所以特殊,蔡其矯之所以杰出,蔡其矯之所以為蔡其矯,王炳根有著全面的回答。更多的時候,我們看到的還是蔡其矯諸多的陽剛的一面,當然也是更精彩的一面。

  

  二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王炳根的寫作,有效地凸現了蔡其矯的那一顆自由的心靈。

  

  要說蔡其矯是特殊年代的特殊詩人,最為特殊的地方莫過于此了,最為傳神的地方也莫過于此了。

  

  我們知道,走出文學舊體制甚至反文學舊體制,不管是真是假,在當下都變成了一種時髦。更多的時候,幾乎就是出于爭奪文學話語權的一種策略了。更不用說更大面積的守著文學舊體制然后分享著“一杯羹”的文學人,他們對自由的渴望常常是呈負數增長,他們常常需要的倒反而是“奴役”,或者對他們的奴役就是對他們的最大的獎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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