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勵生:追思春明 反抗絕望——評《地中海的紅帆》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730 次 更新時間:2009-01-19 11:10:46

進入專題: 程春明   法大弒師案  

吳勵生 (進入專欄)  

  

  毋庸諱言,那一片紅帆,曾經是一道美麗的風景;也如所周知,那一片紅帆,給士林給天下又曾帶來了怎樣的一片悲情!更毋庸諱言,無論是“風景”還是“悲情”,我均是從《學術批評網》上了解到的。因為平時出于瀏覽學術批評網的習慣,更由于該網的主持人楊玉圣兄在近年的彼此學術批評交往中已成至交,而且平時書信不斷——可就在那黑色的“10-28”之后至今,玉圣兄跟我的書信來往開始中斷,至今沒能恢復正常。我都有點嫉妒春明先生居然能有楊玉圣這樣的同事、同道和朋友,春明遇難事件又是怎樣的給楊玉圣以劇烈的沖擊?!我甚至一時難以分清是春明之禍還是春明之福——請原諒我表達上的目標故意轉移,當然這不過就是為了曲折地表達我對春明教授的敬意罷了。道理簡單:如果春明先生不值得尊敬,玉圣不可能如此悲傷。盡管楊玉圣的悲傷還不僅僅是春明遇難事件本身,更是春明遇難前后的“眾生相”——春明的師友、學生以及親人們的悲悼之情不用說,幸災樂禍者、造謠中傷者更不用說,準確說,是玉圣立體地感受了春明事件全過程之后,對我們整個社會、人生乃至人文整體的“無物之陣”之生存狀況所表現出的一種絕望之情。

  也許準確說,其實這也是一種反抗絕望的心情。也許反抗絕望的方式有許多種,比如章太炎當年反復表述的以“救我”為目的的“自殺”,比如魯迅先生的寫作和“韌性的戰斗”,又比如賀衛方先生的“憲政理想”以及“理性的堅持”,等等等等。用楊玉圣自己的說法,直到他主持編輯的《地中海的紅帆——程春明教授追思集》的正式出版,“我覺得我自己對得起春明了。”(參見楊玉圣在“程春明教授追思會”上的發言: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0133&type=1008)當然在我看來,這也是一種反抗絕望的方式。但問題并非如此簡單,我想著繼續追問的是:我們為什么要如此絕望,為什么一個百年來我們始終要反抗的仍然還是這種種揮之不去的“絕望”?!

  在我收到玉圣寄來的《地中海的紅帆——程春明教授追思集》一書并隨之認真拜讀的過程中,似乎我慢慢地就獲得了某個答案。那沉甸甸的56篇悼念和傾訴悲情的文章,此前大多在《學術批評網》上拜讀了,眼下重新讀過,仍在心靈上感到很大程度的震撼,除了至真至誠,還有至情至理——也許,春明的形象便是在這么多文章所描述的方方面面中鮮明地復活。當然其中打動我的說法不少,比如“弒師”的控訴(如楊文昭《精英的苦難與民族的災難》等),比如對“暴戾之氣”追根溯源的揭示和反思(如周永坤《程春明被弒與潘多拉的盒子》等),比如課堂上的春明睿智靈動而又穿針引線,引領學生們徜徉在知識的殿堂和思想的海洋的精神風采(如泮偉江《懷念我的老師程春明》等),又比如春明是如何叼著煙斗模仿薩特、大有咖啡館辯論的法國知識分子派頭的個性特征(如舒國瀅教授訪談《歸去來兮,回望春明》等),當然更有其著裝鮮明而常常成了法大校園一道特異的風景,還有其稱所有的在校男生為“孩子”女生為“丫頭”(如韓陽《你是我的傳奇》等),以及“地中海的紅帆”的立體意象(包括春明自己的文章《地中海的紅帆》等),不一而足,紛至沓來。也許恰是這樣,給我感覺中活脫脫的一個程春明,似乎又是某種程度上的常常不合時宜地出現在他似乎都不那么合時宜的場合中?而追著我的問題卻是,不合時宜的究竟又是什么東西呢?通讀了那56篇文章之后,我不能不被收入該書附錄部分中的春明自己的文章所吸引。也便是認真研究了春明自己的思想和學術,我仿佛明白了:春明是如何不合時宜地準確地切入了我們的思想和理論困境,從而讓那諸多的所謂不合時宜得到了合理而立體的闡釋。

  就如同春明的諸多師友也包括他的妻子韓陽博士所指出的那樣,春明在學術上有深厚的根基卻又一直不是那么努力;也如同春明自己為自己所作的辯解那樣,一是對我們的學術狀況的深刻失望,二是對學術本身的真心敬畏,三是由于回國之后剛開始做的是學術管理而不是研究,四是一直找不著適合個人學術介入的問題域。而這些問題,更是只有在春明自己的文章和思想里面才可能找到滿意的解答。我們先看看春明文章的題目:《現代社會的司法權》《司法權的理論語境:從經典裁判權到現代司法權》《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憲法規范等級研究》《法國公證法律制度的理論與實踐》《認真對待福柯》《近代中國憲政之路的文化維度》《人文社會科學創新(論綱)》《高校學術自由與學術規范芻議》《評〈比較法〉》《逼近法學真諦的嘗試》以及《論公正》譯序和后記等。不用說,春明思考的問題以及個人的努力方向基本都在里面了,也不用說春明對學術的全面見解和追求也基本在里面了。拜讀過后,給我的直接感覺是專業能力一流。至少我僅是粗淺地閱讀了上述他那些文章,就能讓我鮮明地感覺到什么叫做比較法以及法國法,同時也讓我明白他所理解的法律思想史又該怎樣呈現出特有的面貌的,如“這兩位古希臘先哲(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法律思想’在筆者看來是一種政治視角的倫理學。古羅馬時代的西塞羅生活在一個被普適化了的法律現實中,但他的法律思想也依然是政治視角上的倫理學。只不過這種倫理學有了法律實踐,從而得到部分證實而已。中世紀的奧古斯丁和阿奎那在另外一個神學世界述說著古希臘的正當性,為以后的文藝復興的正確性提供最高解釋力。筆者將此稱為古希臘倫理學在中世紀的‘時間隧道’。”(盡管該書中只有這一篇《認真對待福柯》正面涉及了法律思想史)為了表達的方便,這里僅舉《現代社會的司法權》和《司法權的理論語境:從經典裁判權到現代司法權》兩篇為例,我想已足以領略春明的專業能力和思想風采。

  我不知道前不久頗熱鬧的司法改革大討論中,為何沒有人認真關注程春明的研究——我所拜讀過的包括賀衛方、何兵、高一飛、張千帆以及楚望臺諸先生等在內的文章,除了賀衛方先生的關于“法官職業化”的問題之外,其他問題的提出和討論其實基本無能逸出程春明問題思考的范圍,而且還不見得就比春明深刻。尤為重要的是,春明的思想幾乎是一開始就抓住了我們本土的現代性瓶頸的關鍵。在他跟泮偉江先生合作的《現代社會的司法權》一文中,他們極敏銳地把握到了我們本土的“司法權語境”,也即特別有效的邏輯認知——實際上,當下的我們這個生存秩序原理跟康、梁變法思想極有關系,也跟魏源、嚴復等的迫于西方的“船堅炮利”從而建構“軍國民”“強國夢”有大關系。盡管魏、嚴、康、梁在重新建構民族國家的方方面面,在他們各自所處的特殊年代無論在邏輯的意義還是歷史的意義上,均作出了輝煌的貢獻,但是,不能不說先知先覺者章太炎先生當年的激烈批判對當下我們的生存現實更具重要的借鑒意義。我們看看章氏的《代議然否論》一文中的這樣的一段話:“不悟彼之去封建近,而我之去封建遠。去封建遠者,民皆平等;去封建近者,民有貴族黎庶之分。與效立憲而使民有貴族黎庶之分,不如王者一人秉權于上,規摹廓落,則苛察不遍行,民猶得以紓其死。”以及《五無論》中說的:“必欲闿置國會,規設議院,未足佐民,而先喪其平夷之美……是故選舉法行,則上品無寒門,而下品無膏粱。名曰國會,實為奸府。”暫且不論章氏主張中是說專制好還是封建好抑或民主好,也且不說西方的貴族集團恰恰在限制國王權力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光是由國家權力運作的所謂“都市社團”和“士紳-村社共同體”,以便于做“社會動員”的加強中央集權的政治控制和經濟控制,便是章氏所堅決抵制和嚴辭批判的。而一個百年來最為慘痛的現實恐怕也就在這里,而最為嚴重的后果恐怕也就在這里,竊以為:我們的諸多個人絕望的源頭恐怕也便是在這里——而恰恰在這里,章太炎更是發出了極為猛烈和犀利的批判,盡管他的“個人”未必是“個體”,而最終導向的是“自性”的“無”。讓人嘆服的是,中間相距近百年,在所有的歷史事件發生之前,章太炎有著如此可怕的覺悟,而所有的歷史事件發生之后,當代哲學家張志揚曾經也花出了相當大的心力做了出色研究的也是這個范疇:“個人缺席的權利”和“無”。不僅清儒們當年“譏世卿”的嚴峻語境和重要課題至今仍然需打點精神面對,而且用禮樂“德治”至今比人權“法治”更有實際效果和意義,章氏的“名曰國會,實為奸府”說法尤其讓人振聾發聵。也便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前不久的司法改革討論的諸多問題,恕我直言:確實比較膚淺。而春明比他們較早介入思考的問題,顯然深刻得多。

  春明和泮偉江清醒地意識到:“三權分立理論自被介紹到中國來之后,生不逢時。三權分立強調權力的制約與平衡,而對處于內外交困的中國來說,保持一個強大的,具有足夠權威和動員能力的中央政府,卻是必須的。三權分立制度演變得不好,制約和平衡往往蛻化為政客們各自把持一個部門,互不讓步,僅僅有制約而沒有平衡。這種鬧劇事實上自三權分立制度開始在中國施行了之后,一再上演。另外,對于處于轉型期的中國來說,保持一個穩定的政治和經濟環境是相當重要的,一旦開放國會,放開輿論,則民眾容易在轉型期的一些黑暗現象刺激之下,在激進知識分子的鼓動下情緒激動,從而演變成全國性的動亂。”從而把“以三權分立理論為核心的政治哲學視角、以市場經濟為特征的經濟自由主義視角以及強調糾紛解決的法律社會學視角”納入三種理論范式的檢討,就顯得獨具匠心,而且見解獨到,尤其是對以華人學者黃仁宇為代表的經濟自由主義范式(以《二十一世紀與全球資本主義》以及《大歷史》為文本根據)和以朱蘇力為代表的法律社會學范式(以《法治及其本土資源》和《送法下鄉》為文本根據)的解讀和辨析,不僅切中要害而且直指研究范式的突破。對前者其一針見血地指出:“法律制定的過程,法律專家所起到的作用,更要強于議會制度中的人民代表。在這種經濟法律觀中,民主制度實際上已經被架空,而法治精神,也脫離了和民主的內在聯系。如此,中國即使沒有成熟的民主制度,也可以有適應市場經濟制度的司法制度存在。黃仁宇雖然沒有明說這層含義,不過也離此不遠了。”而最關鍵的還在于,“真正制定法律的是那些法律專家,而不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代表之間的協商和討價還價。經濟專家和法律專家在現代中國的特殊地位,正好說明了這一點。然而專家們認為重要的東西,未必是普通老百姓能夠理解并對此表示認同的。由于中國制度的特殊性,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并沒有在法律制定過程中起到實質性的作用。”而所謂移植的“法條主義”之所以在中國行不通,根本原因也便在這里。對后者的層層剝皮似的解剖之后,最后指出:“一方面以現實主義的態度面對強制執行的司法判決的蠻橫、無理和外強中干,另一方面,僅僅把目光局限于司法權的運作,并將司法權和其他國家權力,尤其是立法權中抽象、割裂出來進行考察和論述。在這一點上,蘇力和他所批評的市場自由主義視角是一樣的,他們都有意忽略了立法權對司法權所施加的影響。”假如允許我換成通俗的說法就是,這種司法權實際上是“跛腳”的。當然,這種“跛腳”不是不可治而是想不想治,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那是根本就沒法治的。那么,春明他們的意思顯然是說,已有的司法權研究其實大都是“跛腳的研究”。于是,他們認真地提出了破解理論困境和研究范式的可能突破方案,這便是從規范和現實兩個維度論證“商談”論的可能性。

  在他們看來:“立法權是作為一種規范論辯商談過程來理解的。這種規范論辯商談包括了三個方面的內容:為達成普遍正義的道德商談、和共同體的歷史傳統和生活方式聯系在一起的倫理商談和取向于共同目標的實現的實用商談。這三個方面的商談內容,并不排斥三權分立視角下的司法權概念、市場自由主義視角下的司法權概念和法律社會學視角之下的司法權概念,反而分別將其涵括其中,取其精華,協調其不和諧之處。這種商談論視角的立法模式,并不排斥國家富強的民族主義內涵,而是將國家富強當作了一種有待實現的目標,作為一種實用主義的商談類型融合進立法過程之中。”上述種種,便是我所理解的春明思想介入中國具體問題的方式了,與此同時,我們還隨時可以觀察到春明思想在專業上體現出的精度,比如:“對立法權的性質與運作邏輯,除了自由主義的理解之外,尚有共和主義的理解。這種對立法權的共和主義遠承古希臘的城邦民主傳統,在啟蒙時期由盧梭的人民主權理論繼承,之后阿倫特的交往理論以及哈貝馬斯話語理論都是對這種政治傳統的精彩的重新闡述。”他們基本采納的是哈貝馬斯的“商談”理論視角,在我看來這確實頗具洞見:問題不在于哈貝馬斯的理論本身如何精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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