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唯:蔡元培梁啟超的“有限合作”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545 次 更新時間:2009-01-17 22:13:17

進入專題: 蔡元培   梁啟超  

張曉唯 (進入專欄)  

  

  說起梁啟超和蔡元培,可謂清末民國時期知識界的兩位重量級人物。梁在戊戌維新前后,導引輿論,堪稱“驕子”;蔡于五四時期,革新北大,引領潮流,“師表群倫”。大體而言,梁年少得志,而蔡則“大器晚成”。上世紀二十年代初,胡適論列近世中國大人物,將梁、蔡同列為“影響近二十年全國青年思想的人”。梁啟超、蔡元培本來屬于同一代人,但是由于政治抉擇和黨派歸屬等原因,他們結識甚晚且交往短暫。然而在援引西學、重振中華文化方面,二人又曾彼此借鑒,相互影響,尤其在五四前后的數年內,他們在學術文化乃至社會政治領域還有一定程度的交往與合作。此一史事,學界尚少有評議。

  

  一

  

  蔡元培和梁啟超均出生于清同治年間,蔡年長梁五歲,二人卻是己丑(1889年)鄉試同年。此后,蔡科第連捷,數年間,點翰林,授編修,躋身帝都文苑。而梁則文場受挫,屢試不中,轉而投入康有為門下,開始踏上維新啟蒙之途。其實,就研治中國傳統學術而言,二人頗有些相通之處。梁師從康有為,服膺今文經學,自不待言;蔡早年傾力研讀莊存與、劉逢祿、宋翔風等“常州學派”的著作,“油油然寢饋于其間”,進而致力于今文經,甚至發愿編撰《公羊春秋大義》一書。只不過,蔡比較拘守今文家法,對康、梁師徒的若干發揮難以認同。中日甲午戰后,士林風氣陡變,梁啟超傳播西學,倡揚維新,名滿海內。此時,蔡元培方開始系統接觸新學,在他痛感“聞道之晚”的求新知過程中,梁啟超所著《西學書目表》和《讀西學書法》二書,適時地起到了提示門徑的作用。蔡獲讀梁書,認為“甚便翻檢,識語皆質實”。可謂得益不淺。

  戊戌年間,康、梁力主變法,一時間亦是炙手可熱,蔡元培身居京職,內心傾向維新,與梁啟超又有鄉試同年這層關系可以援引,可是,讀書人的孤傲心理,卻使他“恥于依附,不往納交”。冷靜旁觀康、梁變法的起落興敗,使蔡斷定:指望清廷實施政治變革已絕無可能,這未始不是他日后演出“翰林革命”一幕的認識機緣。蔡元培嘗稱:維新人士中尤欽慕嚴復和譚嗣同,即所謂的“侯官、瀏陽,為吾先覺”。實際上,他對于梁啟超那風靡一時的激越文字也頗為折服。1902年,蔡元培編訂三卷本《文變》一書,向學界推薦反映“世界風云之所趨”的范文,內中突出收錄梁氏當年發表于《時務報》、《清議報》上的若干文章,其選入篇目之多,顯居同書“當世名士著譯”之首。此時,蔡在滬、杭等地辦學,與宋恕、章太炎、馬相伯、蔣智由等廣泛交游,同汪康年、張元濟更是多年知交。這些人均系梁啟超舊友,又大多還與之保持著聯系。避居海外的梁啟超開始聞知和關注蔡元培其人,或許就在這一時期。

  至于二人直接面識,則已是民國以后的1917年。是年暮春,支持對德宣戰的外交后援會在京召開例會,共同與會的梁啟超和蔡元培得以首次見面。其時,蔡元培已就任北京大學校長,而梁啟超作為政界要人亦正舉足輕重。海外有一種說法認為:蔡氏出長北大,實乃梁派推動之結果。此處所謂“梁派”,當指時任教育總長的范源濂。范在政治上確乎與梁淵源頗深,不過,他與蔡早在民元教育部時即曾融洽共事,深為蔡摒除黨見、共謀國事的氣度所感。此次敦請蔡掌教最高學府,顯系出于“擇賢”考慮。當然,隨著梁啟超和蔡元培這兩位名流的“邂逅”,他們之間的關系便由此前的相互心儀而上升為某種“超黨派”的現實合作。

  1918年冬,從波譎云詭的政爭中被排擠下來的梁啟超擬以“私人身份”赴歐旁聽巴黎和會。這時,蔡元培與一批學界人士企望借助歐戰后的有利國際環境,促使列強退還庚子賠款用于興辦教育。于是,蔡特意拜托梁游歐時代為宣傳“退款興學”主張,推進此事,梁欣然應允。此后,他們先后列名“國際聯盟同志會”和“國民外交協會”等團體,共任理事,為緊迫的外交問題奔走呼應。1919年3、4月間,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之一王正廷致電上海報界,電稱:有人干預和會,企圖賣國云云。輿論界疑及梁啟超,遂以訛傳訛,大張撻伐,上海商界更是群情激憤,通電痛詆。為此,蔡元培與王寵惠、范源濂聯名致“歌電”予《申報》、《時報》等滬上各報,力為梁氏辯誣。內謂:“梁任公先生赴歐后,迭次來電報告,為保衛國家主權,語至激昂,聞其著書立說,極動各國觀聽,何至有此無根之謠?愿我國人熟察,不可自相驚擾。元培等久不與聞政論,惟事關國際,且深知梁先生為國之誠,不能嘿爾,特為申說”[1]。此電甚具影響,梁氏所蒙之冤旋即澄清。

  關于“五四事件”的導火索,學界迄今存在著不同說法。有人依據當事人回憶,認為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校長及時將巴黎和會外交失敗消息透露給學生,致使原定5月7日的游行示威提前進行,演成了“五四事件”。實則蔡氏的消息來源得自“國民外交協會”的汪大燮、林長民諸人,而將這一即時外交動態傳遞給他們的,恰是中國代表團顧問、旁聽和會的梁啟超其人。梁于5月2日密電汪、林:“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代表),萬勿署名,以示決心”。此一爆炸性新聞遂散播開來。故而,有學者據此認定:“引暴(五四事件)導火線的是遠在巴黎的梁啟超,則是不爭的事實。”[2]應當說,在此一重大事件的“啟動”過程中,梁、蔡均發揮了其各自環節的決定性作用,他們之間顯然有著事實上的“默契”。

  

  二

  

  1920年春,梁啟超自歐歸國后,決計舍棄“迷夢的政治活動”,轉而從事文化教育,用他自己的話說,此乃“換了一個新生命”。這一轉變,固然緣于其政治上的屢屢失意,同時,也與蔡元培成功地改革北京大學開創出“五四”新文化風氣,進而推動社會政治這一事實所給予梁啟超的啟迪有關。當梁與其朋輩商議如何辦好上海中國公學時,蔣百里即明確主張:“吾輩對此只能取蔡鶴卿之于北京大學的態度”。事實上,梁啟超與新文化運動原本就有著內在的“天然”聯系,還在胡適、陳獨秀等人發起“文學革命”若干年前,梁啟超就開始倡導“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率先變革文體。故而,“五四”前夕被稱作桐城派古文家的林琴南在《公言報》上致書蔡元培,詆毀新思潮時,順筆刺及“梁任公倡馬、班革命之說”,嘲貶其“媚世”。正因如此,梁氏脫離官場從事文化教育以后,他與蔡元培之間就有了比較相契的合作。

  同年4月,梁啟超等組織以編譯新書為基本業務的“共學社”,邀約蔡元培為發起人之一。為募集該社基金,梁特別函囑參與此事的蔣百里:“各人有特別交誼者,除公啟外,媵以私函,當更有力。……如穆藕初、聶云臺諸處,請蔡先生或(蔣)夢麟加函。……又趙元任君清華交涉如何,亦望蔡先生速為布置,至盼”[3]。顯然,梁希望借助蔡與上海有關方面相熟的關系,謀求募款成功。至于趙元任清華交涉一事,則可能是為本年夏趙回國任教,請蔡向清華校長金邦正為之先容。對于這類事項,蔡元培均予以積極回應。

  數月之后,梁啟超又以英國哲學家羅素即將來華為契機,發起成立“講學社”,擬每年聘請一位西方名哲來華講學。為此,徐新六向任公提議:“大學一部分人必邀其幫忙”。這是指蔡元培、胡適、陶孟和等北大一班人。在隨后由梁啟超確定的人選中,蔡與熊希齡、汪大燮等一齊被延請為講學社的董事。可以說,在敦請西方學者來華講學過程中,蔡、梁二人進行了實質性的有效合作。此時,美國的杜威應北大之邀來華已逾一年,第二年即改由講學社名義續聘。是年冬,蔡將赴歐美考察教育,梁特別托請他到法、德等國后敦促柏格森、倭鏗早日來華講學。一年以前,梁氏游歐時曾先后訪晤過這兩位西方哲人,尤其與生命哲學和現代非理性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柏格森聚談甚歡,“一見乃成良友”;而倭鏗則是講學社董事會議定的1921年度所聘之人。蔡元培素好哲學,對柏格森亦十分推重,后來還曾節譯柏氏玄學導言,發表于《民鐸》雜志。故此,梁氏的委托亦即蔡的心愿,自然樂于相助。旅歐期間,蔡與張君勱、林宰平等努力奔走接洽,雖因時間不適,錯過與柏格森會面機會,卻在德國耶拿訪問了倭鏗。這位年邁的學者因自己不便來華,遂推薦萊比錫大學教授杜里舒。杜氏即成為繼羅素之后由講學社聘請來華的又一位西方學者。

  蔡元培在柏林還拜見了物理學大師愛因斯坦,邀其訪華,得到首肯。1922年6月下旬,北大接到駐德公使魏宸組轉寄的愛因斯坦信函,表示愿于同年冬來華講學,并提出了相應條件。蔡元培迅即攜函趕往濟南,與同赴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的梁啟超協商此事,梁甚表贊成,慨然應允:“講學社必任經費一部分”。于是,蔡復函魏宸組,告以“條件照辦,請代訂定”[4]。盡管后來因故愛氏講學計劃未能實現,但北大與講學社的協作已顯而易見。這段時間,梁啟超和蔡元培在學術上也表現出不少共同點。梁曾先后到京、滬等地美術學校演講,大談美術與科學和生活的關系,其主旨與蔡氏著名的“美育”主張頗為一致。蔡則十分贊佩梁氏整理國學的工作,在為《申報》所寫《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長文中,對梁著《墨子學案》尤予好評。他們二人彼此借重,構建新文化的種種努力,顯然給時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林語堂晚年撰寫《八十自敘》憶及“中國文藝復興”的新文化運動時,即記述到:“同時代的中國大學者梁啟超、蔡元培,都參加了這個運動”[5]。

  

  三

  

  令人感興趣的是,梁啟超和蔡元培這種學術文化上的協作關系有向政治方面發展的跡象。就梁而言,即令沉溺學術之時,也終不能忘情于政治,他自認:其治學乃“匣劍幃燈,另有所在,凡歸政治而已”,他的宣傳新文化其目的在于“開拓新政治”。當時,梁氏的研究系由于在政壇上幾度翻云覆雨,其名聲不佳,急需招納“清流”,改變形象,擴大實力。他們屬意于以蔡元培為首的北大“自由派”。這便是胡適所說的“研究系近年做的事,著著失敗,故要拉我們加入”。有記載謂:梁游歐歸國時,有將研究系正式組建為政黨的計劃,丁文江、張君勱極力支持,欲以胡適為橋梁,打通北大,推梁啟超和蔡元培為黨魁,并設想以文化運動作為政治運動的前驅,只是由于張東蓀反對“政教合一”,此議遂擱置。不過,梁啟超始終懷有政治上東山再起的欲念,研究系成員并沒有放棄“合作組黨”的努力。

  就蔡元培而言,自民國建立之后,對社會政治基本抱持改良調和的態度,他固然厭惡軍閥干政,但總期望維系一個統一和平的格局,謀求民族進步。因而對孫中山在南方“護法”自立之舉內心頗有保留,曾私下婉勸以至公開通電,要孫“下野”。盡管蔡在政治上歸屬國民黨系統,然而在北大期間,他更多是以社會賢達身份“自由”行動。他的周圍聚集著相當一批歐美派知識分子,這些人在文化或政治領域頗為活躍。雖然,蔡出長北大進京伊始,便向各政團“老實揭出不涉政治之決心”,可是實際上,這位“亦學亦政”的人物,不可能完全置身時局政事之外。如此一來,梁啟超與蔡元培之間進行某種政治合作就并非毫無可能。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后,梁、蔡即均參加在北京石駙馬大街熊希嶺寓所集議政局的“名流會議”,會后又共同通電曹錕、吳佩孚,主張恢復民國六年國會,完成憲法。很明顯,他們對五四期間邀得時譽的吳佩孚將軍抱有希望。正是在此前后,曾多次向顧維均等人表示“深以蔡先生不干預政治為恨”的研究系頭面人物林長民,將“合作組黨”之議付諸行動。林首先說通歐美派要員羅文干,請羅試探蔡對組黨的態度,繼而又游說胡適;隨后便在由他做東、梁啟超、蔡元培等均出席的一次午宴上,“正勸反激”,極力主張大家“出來組織一個政黨”。林長民與梁啟超私誼甚篤,林的這番舉動肯定合乎梁的意圖。對于研究系的如此“盛意”,一向雍容隨和的蔡元培此次卻“有所不為”,他的態度十分明確:對時局問題“贊成發表意見”,但“不贊成組織政黨”。因而對組黨一事遂“簡單謝絕之”。

  蔡元培畢竟有國民黨的政治背景,此時,南方人士對他的若干言動已迭有訾議,加之,他自知“性不宜于政治”,常常視涉政為畏途。特別是他意識到,一旦在組織上與研究系雜廁其間,必使外界“以為此舉全是某系作用”,而喪失獨立發言的信譽。蔡的立場,對“涉世未深”的胡適等人產生了關鍵性影響。所以,由胡適起草、蔡元培領銜發表的那篇提倡“好政府主義”主旨的《我們的政治主張》宣言,署名者幾乎是清一色的歐美派知識分子。為此,梁啟超等人頗為憤憤然,認為這是“有意排擠他們研究系的人”。林長民抱怨說“蔡先生素來兼收并蓄,何以也排斥我們?”而梁啟超甚至負氣道:我自己“也可以發表宣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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