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唯:胡適梁啟超初晤時間新說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513 次 更新時間:2008-12-04 13:03:10

進入專題: 胡適   梁啟超  

張曉唯 (進入專欄)  

  

  梁啟超和胡適,可謂近百年來中國學術和輿論界的兩位“驕子”,他們之間的交誼乃至在“墨學”等問題上的論爭,一直為后人所津津樂道,以至被視為“五四”時期思想學術新舊嬗變的某種象征。而關于兩者初次晤面的時間,長時期以來被認定為1918年11月23日,地點即在天津梁氏“飲冰室”。不過,近期出現新的說法,將該時間延后至1920年春。倘該說成立,則相關的史事就有“重新審視”的必要。

  梁啟超年長胡適近二十歲,清末梁氏處于“全盛期”,人們曾不無夸張的描述:當時“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個是他的天下”(梁漱溟語)。胡適“功成名就”后作《四十自述》坦承:“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最分明的兩點,“第一是他的《新民說》,第二是他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正是緣于梁啟超的影響,才播撒下胡適后來做《中國哲學史》的種子。令胡適記憶猶新的是當年梁啟超提出的一個革命口號:“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胡適甚至認為:“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國人所以稍知民族思想和世界大勢,“皆梁氏之賜”!正因如此,1918年初冬,已任教于北京大學且因倡導白話文而名聲鵲起的胡適,借赴津參加南開學校十四周年校慶之機,主動求見梁啟超。

  后人用“唯敬唯謹”來形容當時胡適欲見梁啟超的心境,頗為準確。胡適首先托請曾任梁氏秘書的徐新六(字振飛)代為先容,隨后修書于梁,內稱:甚思趨謁先生,“一以慰平生渴思之懷,一以便面承先生關于墨學之教誨,倘蒙賜觀所集墨學材料,尤所感謝。適亦知先生近為歐戰和議操心,故乞振飛先生代為介紹,擬于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趨訪先生,作二十分鐘之談話,不知先生能許之否?適到津后,當再以電話達尊宅,取進止。”這封信,在梁啟超作古后由丁文江、趙豐田編著《梁啟超年譜長編初稿》時被收入其中,并加按語謂:是時,“(梁)先生始識胡適之”。該年譜初稿公開印行后,海內外有關梁啟超、胡適的傳記、年譜等一系列專著均襲用二人初晤于1918年說,幾成定論。盡管有的論著也承認:“他們見面的情形如何,不得而知”。顯然,梁、胡會面的直接材料尚付之闕如。

  最近,有學者撰文對此“定論”提出了顛覆性論點(見《南開學報》今年第5期朱洪斌文),頗值得關注。該文提及胡適晚年撰寫《丁文江的傳記》曾憶述:結識丁文江好象是在他隨同梁任公赴歐洲考察回來之后,“我認識任公大概也在那個時期。”梁啟超自歐洲返國乃是1920年3月間。胡適在此用了“好象”、“大概”之類不確定字眼,顯然因時隔太久,無法確定。因此《胡適年譜長編》的作者胡頌平輕忽胡適的說法,而依舊信守《梁譜》收錄信札的原說,錯過了一個“糾錯”的機會。該文作者查閱1918年11月23—25日的天津《大公報》和《益世報》確知:就在胡適約期拜訪梁啟超前夕,北京政府大總統徐世昌電請梁啟超入京商議參加巴黎和會事宜,梁隨即覆電同意。梁啟超乃當年力主對德斷交宣戰之人,希圖通過此舉“因應世界大勢而為我國熟籌將來所以自處之途。”歐戰結束,中國作為戰勝國似乎面臨著大轉機,更需“熟籌”一番,梁氏急務莫此為大。《益世報》和《大公報》的“車站紀事”顯示:“梁啟超乘23日午車進京。”而這恰恰與胡適約定拜訪梁啟超的時間相沖突。極有可能的事實是,梁、胡未能見面。

  該文進一步舉證近年出版的《胡適日記全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其中1920年3月21日赫然載曰:午后6時,“宗孟宅飯,初見梁任公,談。”宗孟,即林長民,乃林徽音之父,曾與梁啟超一同出任段祺瑞等內閣的總長,系研究系要員。胡適與林亦是知交,稱其為“我的老輩朋友”。此次在林宅“初見”梁啟超,似乎證明“1918年梁、胡初晤”只是人們根據胡適信札所作的推斷,并未成為事實。此時,梁啟超剛剛以半官方身份旁聽巴黎和會并考察戰后歐洲歸來,進京向大總統“述職”。翌日午間,梁啟超和胡適又一同應邀出席歐美同學會的宴會,彼此接觸漸趨頻繁。同年5月上旬,胡適陪同他的老師杜威來津,順道拜訪梁啟超于飲冰室,二人論學交談,已呈現平等的態勢。其時,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和新詩《嘗試集》正先后面世而風靡海內,他在學術界的地位已得到廣泛認同。而梁啟超自歐洲返國后,決計舍棄“迷夢般的政治”,回歸學術,從事著述,這固然有政壇失意的原因,更與他受到北大開創的思想學術新風氣的啟迪相關聯。他稱譽胡適治漢學有正統派遺風(《清代學術概論》),甚而他讀罷《嘗試集》,“歡喜贊嘆得未曾有”,特專函向胡適祝賀。時代轉換之際,新舊“驕子”得風氣之先的角色易位,實在令后人嘆為觀止……

  梁啟超、胡適初晤時間新說的提出,有可靠的史料作依據,應是信實的,也再次印證了當年胡適提倡“于不疑處有疑”治學路徑的可繼承性。不過,令人費解的是,丁文江、趙豐田編寫《梁啟超年譜長編初稿》基本完成后,曾由翁文灝主持油印若干部分別送梁氏親友征求意見,胡適亦得到一部。據該年譜五十年代在臺灣正式出版時胡適為之所撰序文稱:他曾仔細讀過梁譜的清抄本。以胡適一貫的精細和 “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風格,何以對梁譜內自己與譜主初晤時間的明顯“誤記”視而不見,無動于衷?是粗心疏漏抑或另有原由?這似乎是持“新說”者不應回避、亦并非無足輕重的一個“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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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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