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勵生:歷史記憶:重建現場與智識建構

——陳平原學案研究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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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專題: 陳平原學案研究  

吳勵生 (進入專欄)  

  

  一如前面的兩個學案研究中所反復強調指出的那樣,在我們的生存結構并沒有根本改變的情形下,我們的生活重構其實十分困難,整個社會轉型從晚清民國以來始終僅僅是在過程中。而且這個過程一直在反復甚至倒退,然后從頭開始。或者說具體了,我們的諸多問題包括學術問題、文學問題、教育問題乃至社會問題其實依舊,我們始終走不出的是我們自身的生存悖論和循環往復的輪回怪圈。

  無論是針對歷史還是面對生存,“五四”對我們來說,都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時刻。如何讓這樣的一個重要時刻成為我們的真正的歷史記憶,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也許這樣的說法反而會讓人不解,似乎就像平原指出的那樣:“在很多才華橫溢的研究者看來,作為課題的‘五四新文化’,早已是明日黃花,不值得格外關注。原因呢,據說是研究著作汗牛充棟,該說的都說了,很難再有新的發現。”[1](p1)問題在于,真的如此嗎?如果真的如此,究竟又有多少東西變成了我們的歷史記憶呢?或者至少,我們應該循著五四先賢的腳步走出歷史的怪圈和“一治一亂”的循環,徹底完成現代社會的轉型,可事實呢?

  尤其是在當下的包括“2008北京奧運”在內的種種敏感時刻,關于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乃至“義和團”的話題甚囂塵上,就完全說明,至今我們并沒有走出“五四”,或者毋寧說跟五四時期諸多問題有著高度的同質性。那么,觸摸歷史和重回五四就不僅僅是意味深長,而且更是我們的生存之癢。比如說,為什么“科學與民主”始終被描述為“五四精神”,可偏偏這兩個“先生”(“德先生”與“賽先生”)始終就不肯屈尊光臨到我們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因此,無論是從政治的、歷史的、文化的或者干脆是意識形態的角度“講故事”,講得鋪天蓋地講得天花亂墜,終究無法給人們留下多少歷史記憶。因為不管“故事”有多精彩,如果在現實實踐中一點作為也沒有,這樣的“故事”不僅缺乏歷史價值的真實其實也缺乏審美價值的高度,它不過就是“故事”而已——如果不是拿來消遣也是拿來為自己的某種訴求“裝飾”而已。也就是說,完全娛樂化也跟娛樂化本身的旨歸相同,頂多“開心”一樂,又怎么可能進入什么記憶呢?

  假如不說平原的《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能夠有效地強化人們的歷史記憶的話,但我以為其起碼在邏輯和認知上給我們打開一扇全然不同的窗口,尤其是在學術研究范式上,一改往日的“言說”而成為“反思性”。其實,無論是“言說”還是“故事”或者“歷史”,反思性之所以重要,便是為加深人們的歷史記憶提供了重要的通道。人們一定記得10多年前黃仁宇《萬歷十五年》一書對大陸學界的影響,我難以判斷黃仁宇的這本書對平原的《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是否有過啟發,但我可以斷定平原這本書相對于《萬歷十五年》可能更有學術價值,盡管黃仁宇的研究確實別具心裁,而且學術創造性不可小覷。

  

  一 自家心境•文化理想

  

  也許,用套話說平原的研究總是別具匠心、獨具慧眼大致也說得過去,還不能說不準確,但是,在此顯然有必要特別提請注意平原的研究視角——如果我們一定要說“獨具慧眼”、“別具匠心”的話,其實平原不少時候體現的便是在其研究視角的“獨具慧眼”、“別具匠心”上了。而且這個研究視角的獨特性還頗有淵源——或者毋寧說,這種獨特這種淵源,如果沒有別樣的學術傳承和優厚的學術傳統的長期浸染,尤其沒有系統的學術訓練和艱苦的學術求索幾乎是難以想象的,更是諸多急于求成忙于制造某種轟動效應者比如干脆模仿《萬歷十五年》者所難以想象的。如果不是平原對“活躍于1880至1930年代這半個世紀的文人學者,大致上可分為‘戊戍的一代’和‘五四的一代’,前者如黃遵憲、林紓、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后者則有蔡元培、陳獨秀、魯迅、周作人、胡適等。這確實是兩代人,可思想學說以及文學趣味上有大量重疊或互相銜接的成分。正是這兩代人,共同創造了我們今天所再三評說的‘新文化’”[1](p4-5)的深切意識和會心——而且其中不少人后來成了他以及他的夫人夏曉紅女士的研究對象——那么,平原的學術腳步就不可能如此堅實。尤其是平原特別喜歡說及的晚清、五四兩代人的“目光重疊”,蘊含著太多沉甸甸的歷史內容和精神內容,其中的互相“銜接”銜接出來的就可能是一部部波瀾壯闊的學術史、文學史、教育史乃至社會史——便是在這樣的耳濡目染之中,平原的研究幾乎是在骨子里頭深得上述“兩代人”神髓。比如我曾經引述過的“‘文字記錄之外’的現存之實跡、傳述之口碑、遺下之古物,以及‘文字記錄的史料’,如舊史、檔案函牘、史部以外之群籍、類書、金石、外國人著述、古逸書以及古文件之再現等”[2](p2,《序一》)那樣的學術與文章趣味以及某種意義上的“獨得之秘”——我幾乎可以想象平原在國內、國外各大圖書館接觸上述那些或灰塵深厚或紙張酥脆而且蟲蛀了的也即塵封已久的舊報刊史料——也即被梁啟超們忽略了的“自家最擅長的報章”的廢寢忘食的情形(這種趣味似乎王瑤弟子們多少都有一點,比如錢理群先生①)。這些在諸如《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大英博物館日記》等著述中也均有“頑強”的體現,而最集中的體現我想應該就是這本《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了。

  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在其導言《文本中見歷史 細節處顯精神》中平原把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淵源交待得頗為詳盡,我特別感興趣的有這么一句:“我曾經引用胡適和王國維關于學問的兩段話,辨析學術研究中的‘大’與‘小’。一說‘學問是平等的’,一說‘考據頗確,特事小耳’,抽離具體歷史語境,呈現某種張力。……當然,這里所說的大與小,并非指事物本身的體積,而在于其能否牽一發而動全身,有無深入發掘與闡釋的可能,以及是否切合自家心境與文化理想。”[1](p5)說通俗了,也即平原經常說起的“大題小做”、“大題大做”和“小題大做”:“大題小做”不用說為平原所不屑,他甚至批評胡適說:“花兩三千字談中國文化特質或國際發展趨勢,比他所嘲笑的用二三百字說‘統一財政’好不到哪里去;而胡適本人恰好寫了不少此類文章。”[3](p164)至于“大題大作”那是大天才的“節目”,平原始終堅持的只是平實的“小題大做”,也許,他說過的這一段話:“現代學術一方面追求‘科際整合’,一方面強調‘小題大做’,二者并不完全矛盾:前者指的是學術眼光的‘博通’,后者指的是研究策略的‘專精’。而且,這兩者都與習慣于‘大題小做’的‘教科書心態’無緣。”[4](p33)才比較符合他的“自家心境”與“文化理想”,而且也用他幾十年如一日的學術研究活動踐履這樣的文化理想。平原學術眼光的“博通”已經有目共睹,研究策略的“專精”則不時讓人嘆為觀止——尤其是一個個具體的專深研究,常常要打點起十二分精神方能大致領略到個中三昧同時對其“自家面目”能有所接近。

  在《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的“導言”中,陳平原這樣說:“選擇新文化運動中幾個重要的關節點,仔細推敲,步步為營,這一研究思路,受到了魯迅先生的啟示。選擇‘藥•酒•女•佛’來談論漢魏六朝文章,這是一種學術上的冒險,可魯迅成功了。”[1](p5-6)有臺灣朋友問其是否借鑒了年鑒學派或新歷史主義等,他回答說確實讀了一點斯蒂芬•葛林伯雷、海登•懷特以及布羅代爾、勒高夫等人的著作,“但不敢胡亂攀附”。問題在于,“胡亂攀附”滔滔者天下皆是,早已經給我們的學術生態和知識積累制造了無數的混亂,不是說學習并研究西方的理論不重要,而是說真正深切地學習和研究并能自覺反思批判者如鳳毛麟角,剩下的大多數就只能是“胡亂攀附”了。如所周知,知識需要積累,學術需要傳統僅僅是常識,可滑稽的是,在我們的現實語境里面回到常識倒常常成為了我們頭等的困難。說白了,就是常常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罷。究其實,也便是我一直強調指出的我們舊的學術傳統中斷了之后,新的知識傳統沒能建起來的緣故。而平原所做的恰恰是在接續晚清、五四“兩代人”的學術傳統的同時,也追問我們的知識傳統究竟出了什么問題(具體如《大學何為》《中國大學十講》等著述)。當然,平原的自家研究面目或者他自己稱之為“切合自家心境與文化理想”,面對的始終是晚清、五四兩代人的心態史和問題史,然后在“兩代人”的心態歷程和問題縫隙中再進行重新書寫,哪怕有一點突破,也是自家的努力。更何況是卓有成效的努力。比如他說:“我更愿意把這兩代人放在一起論述,既不獨尊‘五四’,也不偏愛‘晚清’”,又比如他“追慕錢鐘書的隨筆集《寫在人生邊上》。并非追求‘業余消遣者的隨便和從容’,而是意識到‘五四’新文化這本教科書真大!一時不易看完。”他說“我之傾向于在‘邊’上做文章,還有一個來源,那就是金克木的抓‘邊’”,他又說“至于在史學研究中,強調對于古人的同情與體貼,警惕‘過度闡釋’,則有陳寅恪先生的影響在內”[1](p6-7)等等,有興趣的讀者只要認真通讀過《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平原自己上述交待的來龍去脈我相信是“進入五四新文化”的鑰匙,而并非僅僅是個注腳或者夫子自道而已。

  

  二 線索•文本•記憶

  

  有意思的是,平原在這里也采用了一些如“文明的碎片”與“拆解成‘一地雞毛’”等后現代概念。當然,這些概念本身也許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樣把“文明的碎片”拼起來卻又并非整體?又如何把“一地雞毛”恢復成為雞卻未必是原來那只雞?這么一來,研究視角或者“敘事”視角確實極其重要。

  如前所述,平原的學術腳步跟年鑒學派也好新歷史主義也好更不用說什么后現代基本無關,真正緊密相關的,是深深地植根于晚清、五四兩代人所共同致力完成的人文學術傳統之中。與此同時,他也隨時保持著對世界人文學術的同步發展的學術視界與人文關懷,當然也可以說就是隨時保持著一種“對話”姿勢。這些也許還不是最重要的,在我看來一個真正優秀的學者,根本不在于其采用的是何種研究方法,關鍵在于其對研究范式的別有會心并能時時意識到積累與突破的重要性。而平原的特別優秀也便優秀在這里。無論是他曾經采用了敘事學的、類型學的、文章學的還是諸多專深研究“小題大做”的研究方法,他都特別出色地做到了這一點。

  《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幾乎一開始就別開生面,解讀權威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結果發現其對“五四”的解釋漏洞百出,他不無揶揄地說道:“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紛紜復雜的‘五四’,固然并非三言兩語就能打發;可‘百科全書’出現如此多的錯漏,畢竟出人意料。看來,‘耳熟能詳’、‘了如指掌’云云,需要打點折扣。”[1](p9)也就是說,文本是平原首先不能繞過去的,而且何止是繞不過去,其實我們大家所面對的本來就是個文本的世界。尤其是面對處于孵化狀態的話語的衍生化撒播,文本解讀的能力、分析能力和梳理能力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可能還是還原的能力、認知的能力和穿透的能力。否則確實難以想象“入手處竟然是一場運動、一份雜志、一位校長、一冊文章以及一本詩集等”,如何“承擔引領讀者‘進入五四’的重任?”比如,“關于‘五四運動’,不同政治立場及思想傾向的論者,會有相去甚遠的解釋。注重思想啟蒙的,會突出《新青年》的創辦、北京大學的改革以及新文化運動的勃興對‘五四’事件的決定性影響,因此,論述的時間跨度大,大約是1917年至1921年;表彰愛國主義的,則強調學生及市民之反對北洋軍閥統治,抵制列強霸權,盡量淡化甚至割裂5月4日的政治抗議與此前的新文化運動的聯系。但不論哪一種,都不會只講‘文化和思想’,而不涉及‘政治和社會’。承認5月4日天安門前的集會游行具有標志性意義,那么,所論當不只是‘思想啟蒙’,更應該包括‘政治革命’。”[1](p10)需要即刻指出的是,無論是“思想啟蒙”還是“政治革命”,在平原那里,都是一個長時段“20世紀中國”的概念,毋寧說,其實他把最早的“20世紀中國文學”的文學史長時段概念延伸到了思想史、學術史乃至大學史的研究當中,或者干脆就是轉換成為了“20世紀中國學術”的概念,然后以“20世紀中國學術”這個大概念回頭重新涵蓋了文學史、大學史乃至思想史的研究。這樣,如果一定要說有把進入平原闡釋的“五四新文化”的鑰匙的話,舍棄了這個概念就可能舍本逐末了,也即:有了這個概念和鑰匙方能較好地把握所謂的“一地雞毛”和“文明碎片”。我們肯定無需進入所謂后現代世界再來理解五四時期的現代性想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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