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唯:所謂蔡元培“晚節不保“問題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685 次 更新時間:2008-10-23 17:31:45

進入專題: 蔡元培  

張曉唯 (進入專欄)  

  

  關于蔡元培的晚年,學術界存在著模糊分歧的說法,其間自然夾雜不同的價值判斷,由于直接的深層資料相對缺失,因而不免見仁見智。比較流行的一種看法是蔡氏“晚節不保”:相對于五四時期的“先鋒形象”,1927年以后蔡元培先后參與“清黨”、提議取消青年運動、推行國民黨“黨化教育”、政治上起伏搖擺為人利用等等,從引領時代風潮的精神領袖蛻變為國民黨政權的“政治附庸”。此類說法,始自上世紀二十年代末,近年學術界也時有所見,可謂由來已久。此一觀察,未可完全以黨派立場視之,有些自由超然的民間人士也作如是觀。在人們的歷史記憶里,五四時期那位激蕩起時代風潮的學界領袖與國民黨“清黨分共”之后和黨政新貴雜廁其間的黨國元老之間實在是不可同日而語,以致為了維護其早期“開明形象”而有意遮蔽和淡化其晚年從政史事。實則早在1926年,蔡元培回國后遲遲不肯返回北大復職轉而策應南方軍事北伐的抉擇,已經開始角色轉換:“亦學亦政”之人在社會政治變動面前適時地將重心移向“政”的一端,縱使學界人士力求維持其“學”之本位,竟也無可奈何。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前后,蔡元培的政治熱情一度高漲,除大學院、中央研究院公務外,許多重大政治決策亦與聞其間,雖未必權力核心人物,然其政治地位之尊崇則無可置疑。1933年春,周作人在私函中評論道:“觀蔡公近數年‘言行’,深感到所謂晚節之不易保守”。[1]而到后來蔡“晚節不保”之說,則更多地被賦予了政治評判色彩。

  

  一、

  

  對于1930年前后蔡元培在南京國民政府內的活動,當時的報刊曾有所評論,反映了某種觀察視角,雖在某些具體事實上有欠準確,卻也透出明顯的傾向性。其中,香港《平民日報》1934年1月10日至11日連載的《遼海夢回室筆記選錄》第四、五兩則評述“蔣中正與四老之離合”一節頗具代表性。所謂四老,是指國民黨內的吳稚暉、蔡元培、張靜江(人杰)和李石曾。蔡元培生前收藏了這篇文字的剪報資料,并作了批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高平叔先生編撰《蔡元培年譜》時,將這一資料編入譜內,藉以擴大讀者的觀察視野,了解蔡氏本人的態度。鑒于高譜于今已比較難于獲讀,而有的征引者往往各取所需而難見全壁,姑且在此存錄此段文字,以供有興趣的讀者參考:

  “蔡元培與蔣本無淵源。清黨時以監委資格署名劾共黨分子,始由吳稚暉介紹找蔣長談。蔡任北大校長,號稱領袖群倫,兼收并蓄,一手造成新文化運動,又為國學家所推重。不特海內共許為一等名流,且儕于世界名流之列。因其與共黨領袖陳獨秀、李大釗等稱為至交,故吳稚暉乃思利用其地位名望以壓倒共黨,故必要其共同行動。蔡一方面徇吳與李石曾等之情,一方又欲予共黨以緩沖,乃列名彈劾書中,而請暫予共黨分子以看管,固不許擁有兵權者之隨意加以誅戮囚辱也。其后楊虎奉草頭命在滬大殺青年,蔡嘗激烈與爭,誠不愧書生本色矣。

  “蔣東游歸國,必欲復總司令職,吳稚暉又說蔡助蔣。蔡為人謹愿和易,于蔣復職不為積極援助,亦不破壞,蔣頗恨之。蔣利用左派之捧場而復職,又利用四老以制左派。實則蔡本不為蔣利用,絕無助蔣之言論行動。而說者乃并四老為一談,亦可謂受吳稚暉之賜矣。

  “中原大戰爆發,蔡又為和平運動,欲促蔣下野,而捧張人杰登場。蔡用意蓋兼為蔣計,欲蔣保其令名,與促孫(即孫中山,此似指1922年蔡電勸孫結束護法一事——引者注)下野同懷誠意。不料蔣絕不諒解,對蔡深惡痛絕。蔡受蔣忌自此起。

  “二十年冬,蔣受粵迫脅下野,陰遣陳果夫率中央政校、軍校生在搗亂。蔡受各方推重,有出任艱巨意,時有傳其自為主席者。若能實現,則蔡雖居傀儡之地位,亦必能稍伸正義而抑邪謀,勝于徒供玩弄者萬倍矣。乃忽于代表中黨部接見學生時,與陳銘樞同時被毆擊至傷。此等行兇學生皆佩帶中央政校、軍校證章者。蔡雖書生,而歷世故深,即知難而退,卷被出都門矣。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蔡其明哲保身之君子歟。

  “蔡對青年極愛護,雖屬共黨分子,亦欲曲為保全。謂此等皆由社會上之優秀分子,不可使社會受莫大之損失云。近年與第三黨往來甚密,有傳第三黨欲捧為黨魁者。但蔡原為一書生,為一好好先生,非斗爭人物,非革命人物,此說之無稽可知。蔣殺鄧演達,而對蔡則只輕予懲戒,蓋亦審知蔡之為人矣。然蔡與宋慶齡組織民權保障大同盟,對蔣陰謀及獨裁頗不利;于蔣之誅鋤異己青年,尤直接反對。故蔣特使人殺其重要人物楊銓以示警,又使人以炸彈及恐嚇函送蔡寓。蔡乃遷居滬西以避之。由此以觀,蔣之不復需利用蔡,可斷言也。”

  蔡元培在此一剪報上寫道:一月“十九日,接香港《平民日報》二份(本年一月十日與十一日)、(社址擺花街二十三號,督印人葉天和),載《遼海夢回室筆記選錄》(四)(五)兩則,題為《蔣中正與四老之離合》,于我多恕詞,而于稚暉多責備。不知何人所著。”又于該剪報上方寫有眉批:“當時并無出任艱巨意”、“軍校生事在十七年”、“被毆事在二十年”、“是北平南下示威團,并非佩中央政校、軍校證章者”。[2]

  對于這篇不知作者為何許人的文章,蔡元培認為該文對吳稚暉“多責備”,而對自己“多恕詞”,表露出某種不以為然的心態。蔡與吳稚暉交往頗深,非同恒泛,其思想志趣的一致方面,值得深究。不過,多年來對于“清黨”一事,后人的目光似過于集中在少數當事人身上,對于吳稚暉、蔡元培等人的作用略有夸大之嫌。客觀而言,1927年“清黨”事件之發生有其必然性,需要從國共兩黨力量消長的內在邏輯解讀史事,還需觀照當時國內外復雜局勢的綜合因素,幾個文人元老的真實作用不過是參與謀劃和履行表面程序而已。需要注意的是,吳、蔡等人除了本黨利益考量之外,究竟基于何種認識和判斷作此選擇,此一選擇與他們長期的理性追求是何關系?看來欲透徹認知這一事件的原委尚需盡可能地接近“現場語境”。在人們看來,他們不惜“自毀清譽”的舉動無疑將“五四”以來知識界的政治分化推向了極致,當年坐而論道的人們一旦投身實際政治也難免間接沾染上血腥氣味。在中國,所謂議政與參政之間的實際距離和風險,或許就在于此。后人的曲意回護代為解脫,似均屬多余無謂之舉。

  

  二、

  

  當1927年國民黨浙江省黨部改組時,蔡元培曾受命兼任青年部長,這一職務是否真的“做實”并不重要,這一安排顯然是出于看重蔡氏在青年學生中的聲望和影響所致。可是一年之后,作為大學院長的蔡元培在國民黨中央會議上提出了取消青年運動的議案,他認為:非有關乎國族存亡的大問題,斷乎不值得犧牲學業,那種為了教育界一些細碎之事而罷課游行甚至毀物傷人之舉,已經背離了青年運動的本義,“就今日受痛苦最大之點言之,無過于未成年之學生參加政治斗爭之一事。”因此,他提議取消學生會之類組織的活動。此舉在當時就頗招物議,國民黨內的邵力子認為,學生會在北伐前即有此組織,如不違反本黨政策,自應存在,惟其固有系統與組織,有修改之必要。邵氏這一主張得到有關審查提案人員的“頗多贊同”。在北大任教的周作人對于“五四首魁”蔡元培竟出面提出這一議案也甚感驚異,在與江紹原等人的私函中頗有訾議。此時蔡元培的重要助手楊杏佛向報界澄清說:有關青年運動現在不宜繼續的提案“并非蔡先生個人之提議,乃大學委員會及全國教育會議提出未決之案”。(上海《時事新報》1928年8月5日、6日)[3]據此看來,當時教育界確有止息學生運動的呼聲,蔡元培的有關提案既有針對性,又有代表性,而人們對此的解讀卻始終見仁見智,甚至難以擺脫“五四”以來對于學生運動的固有思維定勢。

  國民黨將三民主義融入國民教育之中,開“黨化教育”的先機,備受后人譏諷和詬病。蔡元培主持大學院期間,正是國民黨政權欲將“黨化教育”推展到更廣大區域的初始階段,他與這樣的“黨國之策”究竟是怎樣的關系,迄今尚缺乏有說服力的研究成果。一些論者或一味強調蔡氏堅守“教育獨立”理想而與“黨化教育”形成抵觸,或認定蔡放棄了早年理想轉而推行“黨化教育”,難辭其咎。實則,蔡元培應是處在一種矛盾狀態中。一方面,他改教育部為大學院,引入法國的大學區制,凸顯教育的獨立功能;另一方面,他又必須貫徹(孫中山)總理遺教,普及黨義。前者更多體現自我追求,后者大體屬于遵從“集體行為”。

  “黨化教育”作為國民黨執政后的重大舉措,早在廣東一省時期即已初露端倪,建立南京國民政府后更是加大了實施力度。作為主持全國學政的最高主管官員,蔡元培在實施“黨化教育”方面也必須有所動作。1928年6月初的一次會議上,蔡元培就公私立專門以上學校舉行三民主義考試一事作出說明,“略謂此項考試,目的在測驗各專門學校學生對于三民主義認識之程度及態度,以便根據測驗結果,規定三民主義教科之內容,一切辦法,已見大學院通告。此項測驗,無論及格與否,不影響其學業成績。但各大學、專門學校之學生必須一律受驗。上海公私立各校均于一日中舉行,試題將由大學院頒發。”從中可見“黨化教育”初始階段的一般情形。一個月后,蔡元培列席了國民黨中央常務會議,該會議議程包括“制定各校增加黨義課程暫行通則”等內容。(上海《時事新報》1928年6月4日、7月31日)同年冬,蔡元培還與胡漢民、孫科等人共赴“黨歌曲譜審查委員會”,審定試奏的“國民黨黨歌”詞曲。此類活動,似屬于政治群體性質,其間究竟有多少屬于個人“雅好”,尚有甄別和探究之必要。

  需要指出的是,國民黨早期“黨化教育”的內涵還比較豐富,除了灌輸黨義,還包括推行教育平等、實施義務教育等多項內容,帶有一些積極因素,其初衷是要蕩滌舊式教育的僵硬模式,煥發新機。然而,在國民黨一黨體制下,卻最終演變為領袖崇拜、教條禁錮和程式規制,致令學校師生大為反感。其實即使在國民黨內,對于所謂“黨化教育”的理解和實施也存在著因人因地因時而異的多種形態,“黨化教育”內容和形式本身也在不斷變化,未可一概而論。總體說來,所謂“黨化教育”(亦稱三民主義教育),形式大于實質,推行過程中窒礙重重,效果不佳。即使最顯力度的抗戰時期,國民黨黨團組織進入大中學校,力求影響和操控教授及學生,卻也大多運轉艱難,效力有限,稍有成績的西南聯大直屬黨部也只能采取“以學術領導黨務”、“寓宣揚主義于學術研究之中”的策略,且還需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不斷下撥特別錢款“輸血”支撐。至抗戰結束前夕,國民黨“六大”會議決議,撤消軍隊和學校內的黨部,全國各學校的國民黨黨部隨之相繼關閉。[4]可知,縱使抗戰這樣的“非常時期”加強“黨化教育”的實際情形亦不過如此。故而,如果僅僅依據蔡元培主持和參與了初期實施“黨化教育”的部分活動,就斷定他背離了早先的“教育獨立”理想,甚而得出他熱衷“黨化教育”的結論,就未免過于皮相了。

  

  三、

  

  1928年8月17日蔡元培辭職一事,被后代史家描述為關鍵性“轉折”:蔡從此出都門而定居滬上,極少來南京,進而與最高當局決裂,成為“反蔣派”代表人物云云。這樣的敘述與史實明顯存在出入。就在蔡元培辭職的同一天,由他提名為清華大學校長的羅家倫獲得國民政府的正式任命,關于蔡的辭職,上海各報紛紛揣測原因,《時事新報》稱:“據知其底細者言,蔡氏辭職實有二因:一系職務紛繁,勞苦太甚;一系趁五次會后,政府改組將有變更,可以及時引退。至有謂蔡因反對大學區制而辭職者,并非事實。”此一報道,顯然意在平息和淡化外間對此事的關注。約半個月后,蔣介石在上海西摩路宋宅宴請留滬各中央委員,蔡元培與胡漢民、戴季陶、李石曾、李宗仁、宋子文等八人出席,席間議及中央政治會議改組、五院院長人選等事項。就是在此前后,蔡元培被內定為五院之一的監察院院長。

  因而9月11日蔡元培致函胡漢民、蔣介石、譚延闓,申明“監察院院長決不擔任,大學院院長決不復職”,同時又鄭重表示:“此后愿以中央監察委員資格盡力于黨務,以政治會議委員之資格盡力于政務(弟曾辭政治會議委員,然近經譚先生及孔庸之先生轉示會中同人意見,弟遵,當取消辭意),以中央研究院院長之資格盡力于教育學術。余生幾何,能力有限!果能如此盡力,自問以告無罪。若再苛求,必多貽誤。自知甚明,決難遷就。瀝誠奉懇,務請玉成。” [5]國民黨高層隨即指派宋子文、孔祥熙等“躬親赴滬,(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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