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勵生: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關于楊玉圣學術志業的綜合批評之三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617 次 更新時間:2008-08-12 09:08:16

進入專題: 學術規范  

吳勵生 (進入專欄)  

  

  一

  

  從寫作楊玉圣學術志業綜合批評之一[1]文章算起,筆者跟玉圣的交往時間并不能算長(三年多四年不到),盡管迄今從未謀面,卻又總覺神交已久。我想,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個人氣質上的某種相近吧。

  玉圣比我年輕6歲。他曾經經歷和正在經歷的一些事情,不少是我自己親歷過的。尤其是在我們這種共同的制度語境和文化語境之中,很多事情不言而喻而且均感受深刻。但很慚愧的是,玉圣那種正氣凜然、嫉惡如仇以及“開弓沒有回頭箭”之百折不撓的精神,讓人心生敬佩的同時,只能望塵莫及。

  然而,一如楊玉圣的曾經北師大同事和同道、清華大學教授張緒山先生所言:“我們贊許楊氏所從事的事業,但也應該看到,雖然在楊氏和他的同志的大事討伐面前,腐敗分子有所顧忌,但形勢并未因此而好轉,原因在于,根本消除學術腐敗的根源,絕非楊氏和他的批評網所能辦到。楊氏和他的同志的所為,多限于對學者腐敗行為道德層面的口誅筆伐,但今日學術腐敗絕非僅僅是因學術道德的腐敗。學術腐敗只是今日腐敗鏈鎖上的一個環節。”[2]雖然楊玉圣與他的學術批評網對洞開學術的結構性問題,對人文學術的正本清源曾經發揮出了重大作用,但如所周知,如果學術本身包括學術運作、評價、知識增量等等不能發生結構性轉型并予以保障,舊的或者叫原有的結構性力量產生的反彈不僅會讓已經洞開的部分很快復合如初,而且可能產生抗體更可能以更大面積的病變蔓延。究其實,也便是“學術腐敗只是今日腐敗鏈鎖上的一個環節”而已。也許,本來就該像陳平原教授所反復強調的那樣“學為政本”,問題在于,當下的我們這個“學”與“政”已不是民國之前的以科舉為主以書院為輔的“學”,也不可能是“賢君良相”的“政體”了。況且,學術行政化、大學衙門化的同時,公司化(權力市場化)也愈演愈烈,已是眾所周知的可怕現實。

  我們總是喜歡說歐洲中世紀修道院的守護知識與傳遞文化,也喜歡說我們傳統民間的私塾和書院的教育與文化精神,更不用說讓我們特別自豪的西南聯大時期了,但讓人困惑的是:莫非只有在特別貧窮的時候或者危難的時候,我們才可能保持知識的火種和文化的追求嗎?有了錢了尤其是國家有了錢了,我們的知識、學術和教育反而走向了反面也即不斷積貧積弱嗎?再究其實,如果知識不能得以增長、財富不能得以積累、制度不能得以合理化,只能說明我們的社會確確實實出了大問題,而眼下我們的知識、財富和制度,無論哪一方面,其問題嚴重的程度著實有目共睹——知識增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財富的積累眼下遭遇到的是亙古難題:“官逼民反”的最后結果導致的仍可能是吳思歸納的“血酬定律”;制度的合理性更是舉步維艱,最典型的當推賀衛方先生對“司法獨立”的推動、“法官職業化”的呼吁和“憲政民主”的呼喚了,老賀累了,盡管他理性仍然清明,但畢竟身心之疲憊也是明顯的事實。也便是有鑒于此,作為朋友,我對楊玉圣也多有進言,希望他歇一歇、想一想,甚至知難而退,以他的學術之功力,專心于《美利堅合眾國史》的寫作,甚至致力于社區自治理論研究的新領域的開拓,都可以做出一樣重大的貢獻。否則,還不僅僅是浪費才情和精力的問題,而且我也不太同意那些采訪賀衛方先生的記者說法,如“中國不缺書齋學者,最缺的是像老賀一樣關懷現實的行動者。”[3]這種非此即彼、似是而非的說法會產生某種誤導,似乎我們的知識與學術真的是在繁榮發展,缺的就是公共知識分子們能“肩起黑暗的閘門”,我們真的就能迎來一片光明?

  事實上,假如不說兩面一體的話,起碼各有各的運作邏輯必須遵循:學術有學術本身的獨立邏輯,才可能得以傳承和發展;公共領域的開拓固然一樣重要,卻也要量力而行,尤其不能碰得頭破血流——而且,即便是“頭破血流”了之后又能真正喚醒幾個人?比如譚嗣同,比如陳天華又如何,我們不是照樣在一個長長的世紀里徘徊、痛苦、絕望嗎?何況,也如張緒山教授所言:“從中國人的傳統,楊氏此舉意味著選擇一條荊棘叢生、危險四伏、八面樹敵的道路,不僅與光天化日下多于牛毛的學術腐敗分子交手,而且要時刻小心提防有人在暗處施放的政治地雷。這樣的生活不僅使人心神交瘁,而且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陷于滅頂之災。作為朋友,我時刻關心著他的事業,目睹了他的網站幾度遭受封殺;更看到他被敵手圍在垓中,左沖右突,不得脫身,心力交瘁的情形。”[4]“心力交瘁”與“頭破血流”距離其實不是太遠,尤其是“抽身不得”耽誤了自己的學術研究甚至影響了所謂學術前程(比如受聘博導什么的),不說“得不償失”多少也是個損失。即便是玉圣自己也反復說,在缺乏學術批評傳統盛行“好人主義”的“關系社會”里,他做這種選擇無異于“學術自殺”云云。諸如此類,聽著我的一番說道,玉圣始終是“虛心接受”,卻又“堅決不改”。

  毋庸諱言,這種情形常常讓人感到無可如何。直到不久前收到玉圣寄來的新著述《流浪學壇》,突然我意識到,或許對楊玉圣和他的學術志業需要做一番重新認識?尤其是此書的名字為何叫“流浪”,而不是指的“游學”或者“游俠”,不是說“千古文人俠客夢”嗎,他的老友張緒山先生不是還稱他為學界的“堂吉訶德”嗎?[5]也許,并非僅僅是來自玉圣對當下學術結構尤其是生存結構的不認同,更是基于推動現實改變與變革的理想與雄心。《堂吉訶德》是對無聊生活和現實的反動,從而走向一種荒誕的審美,就像周寧博士所指出的那樣:“《堂吉訶德》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生活的‘懺悔錄’!它說明信仰與忠誠使世界豐富、博大、浪漫、激動人心,同時也使個人遭遇巨大的苦難并從苦難中成就靈性。人生或麻木庸俗,或悲苦荒誕,你可以時而站在高高的堤岸上,卻不得不長久在幽暗的深水中行走;你根本無法逃避苦難,但可以在苦難面前嘲弄命運,獲得珍貴的自由與高貴的尊嚴。”[6]玉圣則不是,他未必是“可以在苦難面前嘲弄命運”,即便屬于我們自己傳統的那種游俠精神也不見得是,因為玉圣相信秩序原理是可改變的,包括生存秩序,也包括學術秩序、法律秩序等等。這樣,他就不可能像傳統文人士子們那樣做二元選擇,“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這一點恰可能是玉圣不同于他的朋友的個體選擇罷。

  話說回來,從某種意義上說,在我們生存結構和秩序目前不能改變或者很難改變的情形下,傳統中國的文人士子所選擇的道路仍不失為一種可能的選擇。更何況,儒表法里也好,儒道互補也好,三教合流也好,幾千年的統治秩序我們已耳熟能詳。當然,在這個統治秩序之外,也歷來存在有其他的生存方式:如逼上梁山做“英雄”,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做俠客,或者與其相映成趣的文士歸隱、出家托禪、寄情山水的“游俠”,所有種種均有著極其豐富的精神遺產和豐厚的文化積淀。這其實也便是我們的生存結構性,無論是前者的“大傳統”還是后者的“小傳統”,均是我們的現代性轉型的根本障礙。我們的合理化結構性轉型的主要困難在此,個體選擇在當下的主要困難亦在此。當然,這些所有的困難并非僅僅是楊玉圣的,毋寧說是所有中國知識人的,尤其是在有公共知識分子傾向的中國學者身上,這種困難尤甚。

  我想,“流浪”二字,楊玉圣的用意已經極其明顯了。除了精神“流浪”二字能夠彰顯當下知識分子處境和個體選擇的困難外,可能沒有更合適的字眼了罷。

  

  二

  

  也許需要說句題外的話,當下頗有些法學家喜歡文學,比如朱蘇力、賀衛方等,在他們的文辭和講座之中時常能夠發現其諸多的書生意氣,而且文采風流。其所以舉法學家的例子,是因為法學家所研究的對象便是秩序原理和相關規則,而且法學從嚴格的意義上說屬于社會科學范疇。朱蘇力先生堅持本土資源論也許情有可原,他甚至有時做的就是法學與文學文本的交叉研究,賀衛方先生更多的時候則完全體現在個人風采與人格魅力。

  楊玉圣的研究橫跨美國史、美國學并延伸至現代化、社區自治和史學評論、學術批評并擴展至學術規范,也一樣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對文學意義上的傳承。當然,從專業角度看,楊玉圣個人也更接近于傳統的文史趣味,去除表面上人所共知的文史哲不分家的學術傳統,從傳統中國崇尚文學的知識與道德教育看,似乎也比較合情理。這一點也許外國人看得比我們更清楚,即他們以為“中國文化具有某種奇特的‘文學性’”,美國傳教士衛三畏甚至在《中國總論》中說:“文化史研究中,有關中國人最值得注意的特征,就是他們悠久的歷史和文學制度。而只有充分了解他們的文學制度,才能進一步理解他們的歷史何以悠久,人們只有通過文學的學習,參加科舉考試,然后才能組織管理宗教與社會生活……”[7]應該說不少是擊中要害的,其中所隱含的信息尤其豐富,當時也涉及了我們的諸多尷尬,比如體制、身份和個體選擇,“通過文學的學習”參與“組織管理宗教與社會生活”,而今連我們自己看來都顯得荒唐,可在我們民間流傳的仍是有“文才”的人就應該“當官”(盡管我們從未有過像樣的文官制度),而“官員”們如能寫幾行古體詩或者題幾個毛筆字等,則可隨地附庸風雅(所謂儒雅是也)——當然尷尬的并不一定就是科舉中斷無能為“管理宗教與社會生活”效力,至少還可以像衛先生自我描述的那樣:“很慶幸生在一個有大學的時代,使自己這種既不喜官場氣息又不懂經商之道還恐懼農耕之累的散木之人居然可以過上一種不失尊嚴的生活。”[8]問題在于這種“不失尊嚴的生活”本身也成了問題,舊知(道德)與舊學(文學修養)不說可笑也確實過時,新知(“德先生”與“賽先生”)或新學(求知)卻未必派得上用場,也許這才是我們最大的尷尬。因此,我們看到的大多是舊知舊學與新知新學集在一身時的那份痛苦、無奈乃至掙扎、吶喊,賀衛方如此,楊玉圣也一樣如此。

  從這個意以上說,楊玉圣的“流浪學壇”一說,顯然是比較傳神的了。弄清這些問題,再來閱讀《流浪學壇》中的相關著述,就比較容易把握和理解了。比如,道德文章在楊玉圣那里仍然是一種內在的追求(或者說信念也行),《流浪學壇》的第一篇即為《答謝恩師友朋 感悟人生冷暖》,意味深長的是:其美國史研究導師齊文穎教授執教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日,擱在7月4日這一天,而這一天是《美利堅十三聯合邦的一致宣言》通過二百三十二周年紀念日,而關于“美利堅十三聯合邦”“宣言”發表在美國是一個重要歷史事件,在中國則是一個重要學術事件,而厘清這個學術公案的重要人物即為齊文穎教授——楊玉圣甚至專門撰有《〈獨立宣言〉史事考》考鏡源流,對“流行的美國史、世界近代史著作、教科書、工具書仍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說法”進行糾偏和補正,主要依據便是其恩師的《〈獨立宣言〉是美利堅合眾國誕生的標志嗎?》這篇重要論文,其中“正是由于《獨立宣言》所說的聯合是一個暫時性的,所以才有1781年《聯邦條例》鄭重聲明的13國之間的‘永久聯合’即‘美利堅合眾國’、并進而在1787年《聯邦憲法》中所規定的‘更加完善的聯合’。這是美國建立國家過程中的三部曲,而《獨立宣言》嚴格說來是建國的前奏”[9]的一段話尤為關鍵。

  楊玉圣自己執教高校二十周年紀念,也選在其師的紀念日的同一天(而且當年他從北大研究生畢業去北師大報到,選擇的也是這一天),并在同一地點聯合舉行慶祝活動,對《獨立宣言》史事、美國史專業,對其恩師,對自己的選擇等,此紀念日意義可謂多重,而且都堪稱重要。本來,在這個重要的日子里,作為知交,我理應做篇文章以示祝賀,只可惜隔行如隔山,隔靴搔癢事小,但“歪評三國”體大,猶豫了猶豫只得打住。讓我汗顏的是,在這篇“寫在執教高校二十周年之際”的文章里,他視之為“前半生的最大的人生財富,也將是我銘感一生的情緣”所開列的長長名單中,我也忝列于其中。說實話,是玉圣有恩于我而不是相反,在我對自己所長期從事的專業也即對我們的文學現實和理論現實深感失望了后,轉向批評理論研究并對種種“失望”的源頭開始系列追問的當口,無論是精神意義上的還是現實操作層面上的,均得到了曾是素昧平生的玉圣的不斷鼓勵和大力支持,我正不知該如何報答,不期然我自己卻成了他的感恩者之一,實在羞煞人也。

  是的,我們是應該學會感恩——在基督教語境里,感恩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面對種種拯救,渺小的個人又如何可以不感恩?而在漢語言語境里面,我們確實應該從頭學會,即便是從最消極的意義上說,任何一個別的人根本不存在非得幫你的理由,但是出于友愛人家幫你了,你就理所當然應當感恩。如果連這一點都迷糊不清,那么只能說我們的生存品質已經敗壞得夠可以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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