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勵生:尋訪:非文本價值的精神體現——評王炳根新著《雪里蕭紅》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525 次 更新時間:2007-12-21 09: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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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勵生 (進入專欄)  

  

  王炳根的作家傳記寫作我關注較早,先后就給《永遠的愛心:冰心》《郭風評傳》《少女萬歲:詩人蔡其矯》寫過評論或專論,并發表在《文藝報》《泉州文學》《詩探索》等報刊上——也就是說,對他的研究對象和寫作方式我曾有過比較切近的會心。我以為,起碼前面的這三本專著在作家傳記寫作上不僅別具一格,而且別開生面。

  我曾經給過這三本專著一個關鍵詞:尋訪。這個尋訪的意義在于田野調查,也即帶有人類學或社會學調查性質,但畢竟囿于尋訪,更多的時候卻明顯傾向于場景觸摸。做文學研究的人都清楚,自美國新批評以來有“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之分。因為傳統的“外部研究”畢竟難以抵達文學文本的本質,“內部研究”在很長的時間內成了顯學。同時又帶來新的問題,盡管形式主義研究在科學性與系統性方面學術成就極高,然而其終難擺脫“以單一結構概括天下作品”的窠臼并逐漸喪失文本的具體分析力而遭人詬病。就在這個文本與理論產生的眾多裂縫處,王炳根卻掉頭選擇了“非文本價值”。王炳根的尋訪,我不知道后來是否帶上了某種職業的慣性(比如文學館長的“博物癖”)?無論他是去美國、日本、巴基斯坦訪問或訪學還是在國內的作家故居、故地尋訪,都帶上了“博物”的眼光和心境。這些,均典型地體現在了其新著《雪里蕭紅》(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中。

  “博物情結”可能有個基本的特點,便是太熟了沒有新鮮感,太生疏了就可能不知所云。冰心、郭風、蔡其矯、林語堂跟福建有關的作家不用說,蕭紅、沈從文、老舍都是中國的頂尖作家當然耳熟能詳,我頗感興趣的是王炳根對美國康城作家愛默生、梭羅、奧爾科特、霍桑等故居或故地的尋訪。對這些作家的作品王炳根顯然是熟悉的,由于尋訪冰心當年留學美國的足跡,流連于同屬波士頓西郊的慰冰湖和瓦爾登湖,并進而領略康拉德鎮的文學精神:尤其是梭羅的對精神自由的向往和身體力行,愛默生的超驗主義哲學與美國精神,等等。與此同時卻也似乎成了“壓在紙背上的心情”,以為愛默生是“一個國家的先圣與發言人,一個時代的思想家與文學家,一個用終生來實現自己諾言的‘美國學者’。還想說一句話,愛默生時代的美國,與今天的中國有許多相似之處,誰來為我們的心靈指點迷津?”(第151頁)是否王炳根對作家的期望值未免過高了?其實他愿意關注一下當下的中國思想界,其實跟愛默生時代的美國一樣,關于“主體性中國”的思想早已經出現,而且頗有燎原之勢。即便是梭羅的個性獨立與精神自由向往,以及《愛默生與梭羅》文中所揭示的頗為耐人尋味的“自由與平等”的內在精神沖突,在當下中國也屢見不鮮。而從《小婦人》中讀出奧爾科特與冰心“愛的哲學”的某種共通性并高度贊賞,則跟他對冰心文學精神的默有會心有關。

  在我看來,其在美國尋訪冰心當年留學時生病所住的青山沙穰療養院的過程中,讀出的“愛在右,同情在左”文學思想產生的契機與根據顯得尤其有力度:那是一種生命意義的傾聽,就像人們常說的“病人和窮人離上帝更近”一樣,如果當年冰心不是在異國他鄉生病了,幾乎貫穿了她一生的這種中西合璧的生命哲學精神,以及經歷了革命的浪潮沖擊和退潮之后仍然葆有的精神高度,是否可能?另外則是對“青山”的近乎圣地的朝拜,盡管“冰心體”完全得益于五四精神,但“青山”的意義確為異乎尋常:“《寄小讀者》中有七篇寫于青山,《往事》(二)計10篇寫于青山,而專門描寫青山的便有5篇,《山中雜記——遙寄小朋友》也計有10篇……這些描寫青山的篇章,在冰心的散文中,皆為上乘之作。”(第130頁)意味深長的是,這種青山情境的精神尋幽其還延伸到了林語堂和郭風,前者所謂“兩腳踩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似乎都跟山地板仔之山的高度有關,當然也跟遠在上海主編《萬國公報》(原為《教會新報》)的“美國進士”林樂知有關,是當牧師的父親得風氣之先把子女送出山地板仔接受新學教育,才跨越了那山的高度的;后者那五官感覺的開放所帶來的文本清新的氣息的《山中葉笛》,一點也不亞于作者早年“故鄉的葉笛”名篇。如果說,前者畢竟還不能完全回答為何林語堂要在他的代表作《京華煙云》等中充塞了那么多外國人看不懂中國人嫌啰嗦的道家思想以及人物,而后者除了得益于郭風當年下放地浦城山鄉實地尋訪的場景觸摸,還得益于相關的文本分析,從而反襯出非文本的精神價值的,如:“抒情的優美,童真與童趣,視覺的流動,簡潔的浸染,疊句與回環式的詠嘆,令人想起《雨季》,想起《花的沐浴》,想起……”(第64頁)等等。

  在這一點上,全書最精彩的恐怕要數對川端康城筆下的實地場景的觸摸。有趣的是,在具體尋訪的行走、感受、感覺、聯想和觸摸的理解全過程之外,《閱“古都”》本身反而成了個頗具精神張力的精彩文本。我想,除了得益于對川端文學作品的熟悉和喜愛之外,川端小說中的那么多的實景實地描寫——對我們來說,是貨真價實的異國風情,這顯然還得益于新鮮感的觸摸與感悟,諸如“垂櫻”、“踏石與橋殿”、“嵯峨野”、“四條大橋與祈園節”、“八坂神社與御旅所”、“紅格子門與小格子窗”等等。《古都》中的人物千重子等就反復疊印在作者尋訪的實地與實景當中,這可能又跟他理解川端作品“是用感覺的片斷來綴敘人物的命運,而非以故事演義之,這是他最重要的文學觀念。因而,他的小說都不長,哪怕是有著極大的人生容量的作品,也在一個中篇里便完成了,其如《雪國》與《名人》都是如此”(第251頁)有極大關系,其感覺碎片的綴敘,人物與場景的交替觸摸與細節理解(比如千重子與養父太吉郎的“庵里幽會”的“感情的流動”和千重子與苗子在御旅所相認等),目的顯然是努力接近于川端的感覺,“常常借助自然的力量與神的力量,這就使他的感覺有些神秘甚至玄妙”。在我看來,可能便是這同樣體驗著的“神秘與玄妙”的感覺以及具體的鮮活而跳躍的感受充滿了文本張力,成就了這篇美文。

  稱得上美文的單篇文章可能還有《雪里蕭紅》《雨中鳳凰》以及《貴族馬克·吐溫》等。只不過,對王炳根的賦予作家的故鄉以特殊之意義,拙見略有不同,因為它很可能是柄雙刃劍。一般而言,對故鄉有特殊情感的有三:少年離家的人、因為憎惡周圍環境而虛構故鄉的人和有家回不得成了離鄉有離愁的人。也許如蕭紅、冰心、林語堂的故鄉確實意義頗為特殊,而如蔡其矯、郭風、沈從文則可能未必,也就是說,前者對他們的人格養成可能有關鍵性影響,比如蕭紅的《呼蘭河傳》、冰心的作品不少有自敘傳色彩,這跟當年的個性解放、文體自由的特殊年代有特殊關系;而沈從文、蔡其矯的魅力不少時候可能更出于各自的傳奇式經歷,從而人們可在其作品中分別讀出不同色彩的中國文人特有的那一種“游俠”精神。對故鄉,作家們可能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虛構”和“寄托”,因此如果尋訪那已被虛構和“寄托”了情感的作家故鄉,來直接理解作家的精神世界,讓我覺得王炳根有點冒險。

  誠然,非文本的價值并不能完全脫離文本世界,但是,對作家故居以及相關生活場景的觸摸以拓深對作家文本的創造性理解,無疑會有大幫助,尤其是接近著文學精神的時候,則更如此。

  

  ——完稿于2007年11月初,作者授權天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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