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鷹:再談解讀《影的告別》及其它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76 次 更新時間:2020-04-02 21:04:47

進入專題: 魯迅  

小鷹  

  

   [說明]讀了錢理群關于《我為何、如何研究魯迅》的演講,2019年2月27日,我在《愛思想》網站上發了一篇《從錢理群的“XXX魯迅”談起》[1],批評了多年來學界對魯迅的歪曲和誤讀。2019年10月5日,針對錢理群《真正的魯迅是沉默的》、《紀念魯迅》等文章,我發了《沉默的魯迅,還是吶喊的魯迅?──與錢理群教授商榷》[2],2020年3月10日又發了《如何解讀<影的告別>?──與錢理群教授再商榷》[3]。

  

   六天之後,3/16/2020,錢理群發了一篇《無地彷徨》,似乎是作為對我質疑的答復。打開一看,不料內容竟還是《真正的魯迅是沉默的》,且一字不差,只是換了個題目而已!──這不像是在做學問。(編者按:《無地彷徨》一文并非錢理群先生所發,摘編自網絡)

  

   該文點擊及推薦數仍然很高,然而,我并不氣餒;相反,既然有這么多人現在還相信錢式“沉默的魯迅”、“無地彷徨的魯迅”以及“我要騙人的魯迅”等等說法,那我就更要努力地為真實的魯迅吶喊了。于是,也就有了這新的一篇,歡迎真正愿意做學問并獨立思考之人士來批評和探討。

  

  

   魯迅《野草》集中有一篇《影的告別》,其中“影”的獨白,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魯迅在吐露自己復雜的內心世界。在這種立論的前提之下,注家蜂起,或褒或貶,各有說辭。

  

   然而,我在《如何解讀<影的告別>?──與錢理群教授再商榷》[3]一文中,提出了另一種解讀,即,把前來向“人”告別的“影”,當作是魯迅的某些在“黑暗”的壓力下失去希望、喪失斗志的“友人”,那是魯迅以批評和惋惜的口吻,寫出了昔日的“友人”,今日的怯懦者,向“黑暗”妥協的無奈。

  

   這種看法,除了前文的分析推理之外,還有沒有進一步的根據呢?

  

   魯迅在寫作《野草》的同期,也寫了許多小說,都收在《彷徨》集中。我以為,其中至少有兩篇,可以給我們類似的啟示。

  

   第一篇是寫于1924年2月16日的《在酒樓上》。那里的“我”在S城的酒樓上“意外的遇見朋友了,──假如他現在還許我稱他為朋友。那上來的分明是我的舊同窗,也是做教員時代的舊同事,面貌雖然頗有些改變,但一見也就認識,獨有行動卻變得格外迂緩,很不像當年敏捷精悍的呂緯甫了。”

  

   在二人喝酒敘舊的時候,呂緯甫有如下的“自白”:

  

   “──阿阿,你這樣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是的,我也還記得我們同到城隍廟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時候,連日議論些改革中國的方法以至于打起來的時候。但我現在就是這樣了,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我有時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見我,怕會不認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現在就是這樣。”

  

   “看你的神情,你似乎還有些期望我,──我現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還看得出。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終于辜負了至今還對我懷著好意的老朋友。……”

  

   “這些無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糊糊。模模糊糊的過了新年,仍舊教我的‘子曰詩云’去。”

  

   “以後?──我不知道。你看我們那時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現在什么也不知道,連明天怎樣也不知道,連後一分……”

  

   呂緯甫的這些話語及其心境,不是很像是《影的告別》中“無地彷徨”的“影”在對“我”說話嗎?呂緯甫和“我”曾是“形影不離”的朋友,他們有著共同的理想和改革的愿望。現在為生活所迫,他卻不得不去教“子曰詩云”和“女兒經”,而不是ABCD。十年的功夫,呂的行動已變得“格外迂緩”,“眼睛也失了精采”,沒有了那種“我在學校時代常常看見的射人的光來”。他們經歷與思想的差距,對人生的態度之不同,使得兩人都覺得彼此相當陌生,擔心對方不會再認自己做朋友了。這是一件多么令人傷痛的事啊!以至“我微微的嘆息,一時沒有話可說。”于是“我們一同走出店門,他所住的旅館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門口分別了。我獨自向著自己的旅館走,寒風和雪片撲在臉上,倒覺得很爽快。”

  

   昔日的朋友邂逅之後,就這樣又“分道揚鑣”了。

  

   第二篇是寫于1925年10月17日的《孤獨者》。那里講述的是“我和魏連殳相識一場”的故事。

  

   魏連殳是個“出外游學的學生”,“所學的是動物學,卻到中學堂去做歷史教員”,一直被村里的人“當作一個外國人看待,說是‘同我們都異樣的’”。

  

   的確,他不但違反傳統習俗,堅持終生單身不娶,“還常說家庭應該破壞”,可是一看到鄰居的小孩子,“連殳的眼里卻即刻發出歡喜的光來了”,連忙拿出特地為他們買來的口琴,“‘一人一個,都一樣的。不要爭呵!’他還跟在後面囑咐。”鄰人的孩子“發了紅斑痧,竟急得他臉上的黑氣愈見其黑了;不料那病是輕的,于是後來便被孩子們的祖母傳作笑柄。”而在財物上他“向來一有錢即隨手散去,沒有什么貯蓄”,更不用說,祖母過世後,他竟把一些家具分贈給了“生時侍奉,死時送終的女工,并且連房屋也要無期地借給她居住了。親戚本家都說到舌敝唇焦也終于阻當不住。”怪不得族長、近房、親丁、閑人都“知道連殳是‘喫洋教’的‘新黨’,向來就不講什么道理”。

  

   “他議論非常多,而且往往頗奇警。”客廳里“常常圍繞著憂郁慷慨的青年,懷才不遇的奇士”,這些“自命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螃蟹一般懶散而驕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聲嘆氣,一面皺著眉頭吸煙。”他又喜歡發表文章,“漸漸地,小報上有匿名人來攻擊他,學界上也常有關于他的流言,可是這已經并非先前似的單是話柄,大概是于他有損的了。”因為“S城人最不愿意有人發些沒有顧忌的議論,一有,一定要暗暗地來叮他,這是向來如此的,連殳自己也知道。”

  

   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到春天,忽然聽說他已被校長辭退了。”──他失業了,只得變賣財物為生,客廳里“滿眼是凄涼和空空洞洞,不但器具所余無幾了,連書籍也只剩了在S城決沒有人會要的幾本洋裝書。”但朋友來訪時,“他照例只是一意喝燒酒,并且依然發些關于社會和歷史的議論。”

  

   不幸的是,連“便是抄寫,一月二、三十塊錢的也可以的”工作也一直找不到,不久,“我連買郵票的錢也沒有”了,“我幾乎求乞了,實際,也可以算得已經求乞。”然而,畢竟“我還得活幾天!”──“走投無路”之下,怎么辦?于是他去做了軍閥的顧問,立即“每月的薪水就有現洋八十元了。”不僅如此,一向暗暗叮他的報刊,立即謁見、采訪,為他出書立傳,化“笑柄”為“逸聞”;客廳里也高朋滿座,熱鬧非凡,“三日兩頭的猜拳行令,說的說,笑的笑,唱的唱,做詩的做詩,打牌的打牌……。”

  

   可是,連殳的內心卻是十分矛盾和痛苦,因為“我已經躬行我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了。我已經真的失敗,──然而我勝利了。”盡管“現在我還用著這客廳。這里有新的賓客,新的饋贈,新的頌揚,新的鉆營,新的磕頭和打躬,新的打牌和猜拳,”而同時他也感到了“新的冷眼和惡心,新的失眠和吐血……。”

  

   這就是一個出賣靈魂的變節者的代價。

  

   而比他失業更早的“我”,同樣也為生活所窘迫,雖在外地謀得一個“月薪十五、六元的”教職,但“山陽的教育事業的狀況很不佳。我到校兩月,得不到一文薪水,只得連煙卷也節省起來。”而捱“到一學期將完的時候,那情形就更加壞了起來。那地方的幾個紳士所辦的《學理周報》上,竟開始攻擊我了,自然是決不指名的,但措辭很巧妙,使人一見就覺得我是在挑剔學潮,連推薦連殳的事,也算是呼朋引類。”結果“我也終于敷衍不到暑假,五月底,便離開了山陽。”

  

   魏連殳與“我”曾是朋友,做官之後,在給“我”訣別信的末尾,寫道:“──但我想,我們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那么,請你忘記我罷。我從我的真心感謝你先前常替我籌劃生計。但是現在忘記我罷;我現在已經‘好’了。”

  

   “我”看了那信兩遍,“雖然并不使我‘倒抽一口冷氣’,……卻總有些不舒服,……忽而又想寫一封信回答他,但又覺得沒有話說,于是這意思也立即消失了。”在讀到S城的《學理七日報》“有關于他的詩文,如‘雪夜謁連殳先生’,‘連殳顧問高齋雅集’等等”報道之後,“不知怎地雖然因此記起,但他的面貌卻總是逐漸模糊”,而同時山陽的《學理周刊》更加緊攻擊“我”了,“因此會百事俱廢,自然也無暇記得連殳。總之:我其實已經將他忘卻了。”

  

   一年多以後,魏連殳大人病故了。

  

   “我”則因“公正士紳”的“專指”而再次失業,并意外地遇見為連殳的送殮的場合。在小說的結尾,“我”“最後看一看永別的連殳”之後,

  

   “順腳一走,不覺出了大門了。潮濕的路極其分明,……我快步走著,仿佛要從一種沉重的東西中沖出,但是不能夠。耳朵中有什么掙扎著,久之,久之,終于掙扎出來了,隱約像是長嗥,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雜著憤怒和悲哀。

  

   我的心地就輕松起來,坦然地在潮濕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在酒樓上》和《孤獨者》這兩篇,分別寫作于《影的告別》的前後,且都談到令人傷感的故事,即,昔日一對志同道合的友人──“形”和“影”終于分離了,“影”與“黑暗”同流合污,最終被“黑暗”所吞沒,而“我”仍舊坦然地堅持在走著自己的路,那怕是迎面有“寒風和雪片撲在臉上,倒覺得很爽快。”

  

   我以為,這兩篇小說,是對“散文詩”《影的告別》內涵極好的詮釋和注解,也是它形像思維的具體表達,讓我們得以看清楚魯迅先生的原意,究竟誰是與“黑暗”茍同的、“無地彷徨”的“影”,誰才是“影”所要告別的、堅持“肉薄這空虛中的暗夜”[4]的“人”?

  

當然,呂緯甫和魏連殳都是魯迅虛構的人物,先生是通過他們反映上世紀二十年代的社會風氣和知識分子的浮沉。如果想要了解那時的現實生活及真實人物的變遷,我以為,可以讀讀先生寫的《范愛農》、《憶劉半農君》等回憶記念文章,以及有關青年作家向培良的一些通信與評論[5]。他們都曾是魯迅不同時期的同學、戰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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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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