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記憶的戰爭與戰爭的記憶——有關20世紀中期中國的回憶與書寫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106 次 更新時間:2020-04-02 00: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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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兵 (進入專欄)  

   “對于20世紀中期中國的歷史記憶,無論是官方主導的歷史記憶,還是民間自發的回憶錄、口述史,或者作家、學者的歷史寫作,都試圖將自身對于20世紀中期中國的歷史理解和認知框架“一般化、普遍化”,而這種寫作和記憶的情感動能往往是基于人道主義的價值立場,或者基于對歷史成敗的理性反思,前者往往容易被批評悲憫遮蔽了理性,而后者又容易被指責理性化的反思,將淹沒在歷史結構和行動中付出生命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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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空’里‘胡子’多,搶吃的。一口井他們霸著,怕老百姓給喝光了。莊稼地也霸著,誰也不準進。白天晚上打槍。我有個侄女婿不聽邪,也是餓急眼了,晚上想弄點毛豆,去了再沒回來。人們擼樹葉子吃,成牲口了。樹沒皮沒葉,草剩個桿,有的地方桿也不多了。嘴都吃綠了,人都吃綠了。

   一家一堆,擠擠匝匝的。有的偎在破房茬子里,大都在露天里呆著。鍋呀,盆呀,車子,被子,活人,死人,到處都是。8月,正是最熱的時候,日頭那個毒呀。突然下起大雨,活的淋得像塌窩雞崽子,死的泡得白白胖胖。就那么放著爛著,骨頭白花花的。有的還枕個枕頭,骨架子一點兒不亂。

   人餓了,開頭腳沒根,渾身直突突,冒虛汗。餓過勁了就不覺餓了,暈暈乎乎,飄飄悠悠,像騰云駕霧似的,不覺得難受了,也不怎么想吃什么了。可一看到能吃的東西,立刻就想吃,就想搶。不少死人身邊都光溜溜的,一根草都沒有。能說話時,一聲又一聲聽不出個個數,一聲聲都像是‘餓呀’、‘餓呀’。沒聲了,眼睛有時還睜著,望天望地,半天不眨一下,什么表情也沒有。慢慢地,眼睛再也不睜了,還喘氣兒,像睡著了,這就快了。快了也能挺個一天兩天的。人命可大了,像燈油不熬干不死。有的瞅著還像笑模悠悠的,更嚇人。”這是長春圍城的幸存者之一于連潤在接受軍旅作家張正隆口述訪談時回憶起的場景。饑餓、死亡、尸體等各種慘絕人寰的景觀,經過歷史書寫者的筆觸,將20世紀中國中期的戰爭給普通人帶來的不幸與痛苦,直觀而觸目地呈現了出來。這是被宏大歷史所有意淡化甚至遮蔽的小人物的歷史。

   作為另一種歷史親歷者的國民黨憲兵王鼎鈞,在其晚年著述的名噪一時的回憶錄四部曲的第三部《關山奪路》中如此評鑒其初讀張正隆此書的震撼:“長春圍得久,東北垮得快,我們身不由己,腳不點地,離東北越來越遠,長春圍城的消息刺激甚深,圍城的詳情所知無多。直到一九九一年讀到張正隆寫的《雪白血紅》,他以四十二頁的篇幅寫長春圍城饑餓慘象,前所未見。古人所寫不過‘羅雀掘鼠’、‘拾骨為爨、易子而食’,張正隆以現代報道文學的手法,用白話,用白描,用具體形象,為人間留信史、留痛史。人類歷史的進展,很可能是上帝和魔鬼相輔相成,視野遼闊,寄托深遠。有人問我,寫內戰的書這么多,到底該看哪一本,我說如果‘只看一本’,就看《雪白血紅》。”“信史”是就歷史真相而言,“痛史”則是就經歷了歷史變動的個體的命運和苦難而言,以及后人讀史時與前人心靈相通而感同身受的那一份苦痛。前者突破謊言回歸真實,后者拆解偽善重建道德,形成不同代際之間的情感和倫理上的連帶感。

   戰爭與革命是20世紀中國前半期最重要的主題,而對戰爭與革命的歷史書寫和歷史記憶,從來不僅僅是一個學術性的命題,而同時是中國社會如何面對過去的歷史、進而很可能刺激記憶領域的紛爭與沖突的導火線。任何對歷史的表達,都隱含著一種對現實政治和社會文化的理解方式,而那些試圖突破歷史記憶固有框架的書寫,往往會引發公眾和政府層面強烈的反響或反彈。《雪白血紅》在1980年代的末期出版,幾乎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卻因為龍應臺的作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等重新浮現在世人的眼前。龍應臺以一個作家的敏銳和文化名人的號召力,將半個多世紀之前的東北悲情往事,再度拉回當代華人世界的感覺世界之中。然后,龍應臺發出了一連串的疑問:“親愛的,我百思不解的是,這么大規模的戰爭暴力,為什么長春圍城不像南京大屠殺一樣有無數發表的學術報告、廣為流傳的口述歷史、一年一度的媒體報道、大大小小紀念碑的豎立、龐大宏偉的紀念館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領袖的不斷獻花、小學生列隊的敬禮、鎂光燈下的市民默哀或紀念鐘聲的年年敲響?為什么長春這個城市不像列寧格勒一樣,成為國際知名的歷史城市,不斷地被寫成小說、不斷地被改編為劇本、被好萊塢拍成電影、被獨立導演拍成紀錄片,在各國的公共頻道上播映,以至于紐約、莫斯科、墨爾本的小學生都知道長春的地名和歷史?三十萬人以戰爭之名被活活餓死,為什么長春在外,不像列寧格勒那么有名,在內,不像南京一樣受到重視?”這只是《大江大海》的一個小插曲,而這本轟動一時的作品主要是通過文獻梳理、歷史遺跡尋訪和口述訪談等多種形式,還原或重構了國軍將士(包括遠征軍)在亂世中的命運,尤其此后被歷史刻意遺忘的一面。

   作為“戰敗者”的后代(其父龍槐生系國軍將士),龍應臺試圖為被歷史敘述遮蔽的這群人爭回一個應有的紀念位置:“如果,有人說,他們是戰爭的‘失敗者’,那么,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都是。正是他們,以‘失敗’教導了我們,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價值。請凝視我的眼睛,誠實地告訴我:戰爭,有‘勝利者’嗎?我,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龍應臺試圖站在一個人道主義的立場和非戰的立場,對一切戰爭的失敗者和受害者提出一個控訴,但“真正值得追求的價值”是什么,它是一個基于現代文明(比如自由、民主、平等諸人權)的普世價值,還是個人因參與追求民族國家的獨立和富強而具有尊嚴的特殊性內涵,龍應臺語焉不詳;再者,龍應臺將內戰時刻的國共紛爭造成的犧牲與苦難(這種內爭很難在戰爭的正義與非正義之間劃出一道明確界線)與抗日戰爭過程的南京大屠殺、反法西斯戰爭的列寧格勒保衛戰并置在一起進行討論,以后者在公共領域和國家層面大規模的歷史記憶來映照前者的被“遺忘”,就等于抹殺了不同類型的戰爭之間的差別性。這種“以失敗者為榮”表面上是以對“弱者”和“卑賤者”的人道主義同情站在了道德的制高點,但其實更多的是以家族、血緣、團體的身份認同為核心而構建了承認的譜系,其中隱含了一個未必能夠不證自明的預設:失敗者天然就代表正義。

   歷史記憶更深刻地指向為父輩討還一個歷史的公道,形成的是代際之間的記憶傳遞和一個民族的心智結構。阿倫特曾言:“回想過去和從消散中收聚自我在這里等同于‘懺悔’。引導我回憶、收聚和懺悔的不是對‘幸福生活’的渴望——而是對存在源頭的追尋,追尋‘創造我’的太一(the one)。由此,記憶超出了跟動物共有的感覺能力,逐階上升,趨向‘造我的天主’,最后到達‘記憶的營地和宮殿’。”對20世紀中期中國的歷史記憶,國共雙方也同樣致力于各自記憶宮殿的建造。長春圍城,在國共兩方的記憶里呈現的是幾乎完全不同的面相,對國民黨而言是屈辱體驗,對中共而言是“兵不血刃”的凱旋。這凱旋中間又夾雜著“晦暗的血污”,因此不太可能去開掘這段歷史的真實面相。與記憶相對應的是遺忘,但正如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羅新所言,遺忘并非純粹“消極性”的心靈生活,而“遺忘研究給歷史學帶來的重要啟示之一,就是用新的眼光看歷史:原來我們所能了解的歷史史實,不過是被種種力量篩選過的、幸存下來的碎片,另外那巨量的史實,都已被屏蔽和排斥在我們的記憶庫之外了。我們無法了解的那些,有相當一部分是前人認為不應該或不值得為后人所了解的。我們不知道的過去,固然可以稱為失憶(amnesia),或曰歷史記錄的空白,但這種失憶和空白,一定程度上是遺忘(forgetting)造成的,是前人積極行為的結果,是符合前人預期的。”對長春圍城,或者更廣泛的20世紀中期中國的內戰史,我們都可以從“記憶”與“遺忘”的雙重視角去探測。有時候“記憶”與“遺忘”是相克的,一方要強迫遺忘而另一方就要強化記憶,有時候記憶與遺忘是相生的,在遺忘“非正義的戰爭暴力”的前提下發揚勝利者的記憶,有時候勝敗兩方都是刻意要從公共生活中抹掉一些歷史的痕跡,讓民眾“積極地遺忘”甚至不去觀看某部分歷史區域的真相。自然,民眾和知識人并非木偶,他們有時候會從這重重歷史記憶和遺忘構建的“存在之網”中掙脫出來,去復原對歷史的真實感知。

   龍應臺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大陸兩個歷史學者那里引發了完全不一樣的回應。已故歷史學家高華為此書撰寫的長篇評論《六十年來家國,萬千心事誰訴——讀龍應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記》,縱橫捭闔,文采斐然,將臺海兩岸在1949年前后的大變動,從政經大脈絡和歷史人物小視角展開分析,結合龍應臺的記述將“悲情一九四九”的歷史內涵及其后續影響淋漓盡致地呈現了出來。高華對此書評價極高,認為該書的基本特點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復雜,場面宏大:從1949年200萬大陸人渡海遷臺到臺灣,再到二戰時期的德、俄戰場和南太平洋戰場;從 ‘白色恐怖’對‘外省人’的殘酷迫害;到‘本省人’對‘祖國軍’的期盼和失望,再到 ‘亞細亞孤兒’的悲情。全書有家有國,以個人和家族的變遷,來折射時代和國家的大勢走向對個人命運的影響。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觀,穿透被宏大話語總結、歸納的歷史,從中還原一條條鮮活的生命,尋求其中的意義和價值。”高華進而指出,《大江大海》的旨趣是:“以普世價值觀,來反思1949年由國民黨政府的大失敗而引發的國內一部分人群的大遷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致敬’。龍應臺在書中著力描述了被意識形態宏大話語長期遮蔽的一個個歷史場景,討論了一系列與1949年相聯系的重大的歷史事件和歷史問題,但是她不直接評判那場內戰的是非功過,而是重點敘述那些內戰的犧牲者及1949來到臺灣的人群,對他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高華抽繹出龍書的價值核心是“普世價值”,而其歷史觀是“人文的、人道的史觀”,并充分肯定這種聚焦在小人物生命故事的歷史敘述是拆解被政治主導的意識形態敘述的有效方式。

在高華看來,龍應臺將“內戰的是非功過”的價值評判懸置了起來,因而是在一種人道主義心情之下的歷史寫作,將所有戰爭的受難者與幸存者都放置在歷史記憶的天平上同等地書寫。但龍應臺自身又特別標舉其以“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那么這究竟意味著什么?是龍應臺認同失敗者的價值、思想與行為,還是僅僅因為他們是戰爭中的敗者因而容易被賦予同情的視角?如果如龍應臺所言,戰爭無所謂勝負,那么何以她又旗幟鮮明地以“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一方面,《大江大海》似乎在一種人道主義的悲憫情懷和聚焦小人物的歷史敘事中試圖實現歷史的大和解,另一方面,《大江大海》又如此強烈地在剪不斷理還亂的家國之哀與國共兩方中選擇站隊。這豈非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高華對這個癥結有精彩的詮釋(未知龍應臺本人是否同意):“國府失去了民眾的支持,使自己猶如空中樓閣般的脆弱,最終難逃覆亡的命運。1949年初陳誠奉蔣介石命接掌臺省主席一職后,痛定思痛,宣稱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為治臺之理念,從‘三七五減租’著手,將社會基礎夯實,開始新的出發。顯然,臺灣以后取得的成就和進步是與其失敗相聯系的,龍應臺不會為國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驕傲,她是為臺灣人從失敗后站起來,又開出新價值而自豪。”專治“1949之學”的史家林桶法在一篇討論國民政府播臺影響的文章中說:“經過60年后如何看待1949年?從歷史脈絡而言,1949年的逃難潮為臺灣注入新血,文化及社會都起了變化。新的移民精英,無疑對臺灣是一股動力。許倬云在檢討1949年前中華民國結構上的缺失時提到:‘這結構的上層在1949年移植于臺灣,他們的人數很少,可是品質不差,我指的是農復會、臺大、經濟部,這些干才,他們在臺灣能夠發揮的功能卻比大陸上好。’”楊儒賓也指出:“臺灣無從選擇地接納了一九四九,接納了大陸的因素,雨露霜雹,正負皆收。結果短空長多,歷史詭譎地激發了臺灣產生質的飛躍。但獨坐大雄峰,誰聽過單掌的聲音?中國大陸的文化與人員因素也因進入臺灣,才找到最恰當的生機之土壤。在戰后的華人地區,臺灣可能累積了最客觀的再生的力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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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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