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大學前校長布魯斯(上):科技海洋的領航人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01 次 更新時間:2020-04-01 18:14:26

進入專題: 亞力克·布魯斯   劍橋大學   中國科技  

亞力克·布魯斯   ​趙靜一  

  

   趙靜一,畢業于劍橋大學古典學系,獲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為該系首位來自中國大陸的本科生。現任劍橋大學達爾文學院及李約瑟所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古希臘與中國哲學思想比較。2013 年獲國家優秀自費留學生獎學金特別優秀獎。曾受邀參與錄制 BBC 大型紀錄片《中國故事》。2018 年初,與勞埃德(G. E. R. Lloyd)爵士共同編輯的《古代希臘與中國比較研究》(Ancient Greece and China Compared)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成為該領域里程碑式的著作。

  

   亞力克·布魯斯(Alec Broers),英國皇家學會院士(FRS)、皇家工程院院士(FREng)(2001-06年為主席)、美國國家工程院外籍院士、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英國上議院(House of Lords)議員。1965 年赴美國 IBM 開展半導體研究,是納米技術的世界先驅,獲評 IBM 院士。1984 年赴劍橋大學擔任電子工程部主任。1990-96 年任劍橋大學丘吉爾學院院長,1993-96 年任工程系主任,1996-2003 年任劍橋大學校長(vice-chancellor),期間大力推動大學現代化改革。2004 年,英國女王授予布魯斯教授男爵爵位(Baron)與“終身貴族”(Life Peer)稱號。

  

  

   2016 年春,在劍橋舉辦的一次李約瑟紀念演講晚宴上,我有幸與老校長布魯斯教授相鄰而坐,聽他娓娓講述在中國的所見所聞,真是一次難忘而又無比珍貴的經歷。第二次見到布魯斯教授,是在今年五月李約瑟研究所舉辦的午宴上,他作為研究所的理事參加宴會。當時我跟他聊到 “靜一訪談” 的初衷,謹慎表達了采訪他的愿望。實際上,對此我并沒有報太大希望,因為布魯斯教授雖已年過八旬,但每天都安排得非常緊張,過幾天還要去中國開會。令我欣喜的是,他竟然十分爽快地答應了,而且即刻拿出 IBM 筆記本電腦,把我們的訪談填在了他滿滿的日程表里,并約好請我去倫敦上議院與他會面。

  

   可以說,在準備訪談的過程中,我才真正意識到布魯斯教授是怎樣一位大人物——他的一生足矣拍成一部令人拍案叫絕、回味無窮的精彩電影。首先,他有著獨特的生活與工作經歷。他出生于印度加爾各答,后在澳大利亞墨爾本與英國劍橋接受教育,并以出眾的聲樂才華加入劍橋岡維爾與凱斯學院唱詩班。1964 年博士畢業后,年輕的布魯斯即赴世界頂級研究機構——美國 IBM 開展研究,在納米技術方面取得了關鍵性突破,獲 IBM 院士這一最高榮譽稱號。在美國工作近二十年后,人到中年的他放棄高薪與養老金,毅然決定回到母校劍橋大學開展學術研究工作,后擔任工程系主任、丘吉爾學院院長和劍橋大學校長。布魯斯教授在劍橋大學進行了大膽改革,大幅度推進學術界與商業界的聯系與合作,為學校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資本與活力。可以說,沒有這位老校長,就沒有劍橋大學今天的現代化發展。在他幾十年的職業生涯中,沒有哪一刻屬于 “事業巔峰期”,因為每一段經歷都如他所研究的光束一樣輝煌奪目,每一項重大決定背后都有一顆勇于探險、追求創新和美好生活的年輕的心。無論從事科研還是行政,他總是走在時代的最前沿,永遠都在挑戰自我,激流勇進。當然,老校長令我欽佩的遠不止這些,還有他深切的人文關懷和對人生理想的不懈追求。他堅信 “文理不分家”,在工作之余把自己的興趣愛好發揮到了極致——在音樂、航海和滑雪方面,他都達到了近乎專業的水平,稱得上是 “最文藝的工程師”。對布魯斯教授來說,年齡只是一個符號,四十多歲的他照樣可以放棄所有,漂洋過海開始新生活。如今,八十歲的布魯斯依然活躍于高校、業界以及英國上議院,書寫著生動精彩的人生篇章。

  

   2018 年 6 月 7 日一大早,我懷著興奮而喜悅的心情在倫敦上議院與布魯斯教授會面。上議院新的一天尚未開始,老校長帶我穿過一條又一條連綿的歷史長廊,輕聲講述一個又一個或驚心動魄或波瀾不驚的故事……

  

一、中國的科技騰飛

  

   靜一:布魯斯爵士,非常感謝您百忙之中接受采訪。我們先談談您近期的中國之行,可以嗎?

  

   布魯斯:當然可以。我四、五天前剛從北京回來。這次真是讓我大開眼界,跟我九年前去的那次比起來,北京城面貌煥然一新,不光是有許多新建的高樓大廈,令我們一行人尤其感到震驚的是,整個城區都變得更加干凈整潔,井然有序,道路中間還栽種著各種漂亮的花草植物。

  

   這次活動是由中國工程院和中國科學院聯合舉辦的。習近平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我們,并做了將近一小時零二十分鐘的演講。令人欣慰的是,工程師們當天十分引人注目,因為那天安排的是中國工程院院長致開幕詞,而不是中科院院長。習主席的演講主題是圍繞 “創新” 展開的。他在演講中至少有幾十次提到了 “創新” 這個詞。他講到:“現在我們要走得更遠,要朝著科技強國的目標邁進,尤其是在純科學領域。我們的工程師在未來肯定還會取得更加出色的成績。” 我對習主席當天的發言印象極為深刻。接著,我們到中國工程院和院方代表進行了友好會談,院長提到他們也想加強與海外人員的聯系和交流。2017 年共有十余名外籍人士榮升院士,包括安道琳(Anne Dowling),她曾任劍橋工程系主任,現為皇家工程院院長,還有比爾·蓋茨,不過他那天沒有到場。

  

   靜一:您之前負責比爾·蓋茨獎學金的時候就見過他本人吧?

  

   布魯斯:是的,我認識比爾·蓋茨。其實在設立劍橋比爾蓋茨獎學金之前我就已經見過他了,這對我為劍橋爭取到獎學金幫助很大。

  

   會談之后,我在北京又停留了兩天時間,期間參觀了國家能源投資集團。這家新公司剛與其他兩家公司合并,現有雇員 33 萬人。公司下轄幾十個發電廠,擁有自己的船舶和火車運輸煤炭,并且在風能和太陽能開發方面也有大型業務開發項目。此外,公司自行安裝了風力發電設備,可供電能 13 吉瓦。現在,英國還在為風力發電處于世界領先地位而自豪,而實際上其可供電能也只有 8吉瓦。

  

   風力發電的主要目的是減少煤炭發電廠的污染。我們還去河北省參觀了一家煤炭發電廠,那真的是太震撼了。我之前參觀過的發電廠不算多,直覺就是那里的環境肯定很差,尤其是燒煤炭的發電廠,估計到處都是堆積成山的煤炭。不過這次很不一樣,感覺更像參觀一家整潔的醫院。我唯一看到的一點煤炭是在透過一扇窗戶觀察一條料道的時候,小塊兒的煤炭通過料道上的傳輸帶緩緩移動,最后送進熔爐里面。他們已經將燃燒產生的含硫氧化物和含氮氧化物含量減少了80% - 90%,并且正在爭取將這兩種污染物物質徹底清除。由此看來,他們對未來的估計是正確的,幾年之內煤炭發電就會做到完全無污染。當然,燃燒還是會生成二氧化碳。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他們還開展了許多二氧化碳存儲實驗項目,即對二氧化碳中的碳元素進行捕捉存儲。在英國,我們也想將這項技術投入到所有的發電廠,不過成本太高了。當時在場和我交談的中國工程師也提到了高成本這一問題。我的意見是,如果想進一步降低該項技術的成本,可以將工藝和液壓破碎法結合在一起。

  

   參觀國家能源投資集團期間,我還去了一所研究清潔能源的實驗室。實驗室建筑美觀大方,從里到外都是嶄新的,室內擺放著昂貴的設備,用以進行實驗操作和數據監控。大批的物理學家和化學家都在那里潛心鉆研。

  

   總而言之,這次訪問讓人難以忘懷。你能夠真正體會到,習主席說得對——中國在很多領域已經達到世界一流水平。

  

二、80年代與中國的第一次接觸


   靜一:您上次去北京是什么時候?

  

   布魯斯:記得大概是08、09年的時候。我以不同的身份去過中國多次,第一次是 1980 年,那時我在 IBM 工作。受政府邀請,公司委派我和另外兩位同事去中國,其中一位是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另一位是康奈爾大學的教授。那時我的研發團隊正致力于開發世界上首個納米結構。事實上,我們的團隊是全世界首個運用納米技術替代微米技術的團隊。我決定使用納米技術而不是微米技術,是因為我將它視為一塊純科學領域,要與商業界區分開來,直到現在,納米結構主要還是被物理學家用來作極限實驗。你可以得到一個納米結構,而由這個結構組成的導線非常小,小到當有電流流經該線路時,你能清晰地看到每個電子都在沿著導線向下流動,因為它們的能態都封鎖在導線內。

  

   那次我們幾乎跑遍了整個中國,先是去了西安的半導體研究院。那時的中國是另一個世界。我們是從廣州入境的,每個人都帶著妻子同行,所以一行總共有六個外國人,加上一個中國人。開始通知我們乘飛機去西安,但最后由于被告知座位不夠,我妻子和另外一位女士只能坐火車前往。相比我們而言,她們的旅程可以說是 “人在囧途” ——一路上可比我們有趣多了。我們坐上了飛往長沙的飛機,上了飛機后發現有一半的座位是空的。我們覺得很詫異,不是說沒座位嗎?然后問了乘務員小姐,她們說很多人會在長沙登機。可到了長沙之后,我們發現其實有一半是下飛機的,基本上沒人上飛機。我們還了解到,當時航空公司并沒有機票預訂系統,所以乘務員不用費心思核查座位。那時候中國的情況大概就是那樣。還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當時我坐在飛機中部,離乘務員準備食物的機艙很近。我一直謹慎地盯著旁邊小煤氣爐上正在燒開水的大壺,擔心會出什么事。

  

   最后終于到了西安,從機場出來后,我們叫了三輛車。路上擠滿了人、騾車和自行車,我始終記得那時見到的人個個都很靈活,大包小裹,左右開弓。你會看到一個背著大衣櫥的人還能自如地騎自行車。

  

   之后我們還去了北京和上海,人們對我們特別友好,那是一段十分有趣的時光。記得那時每個人都穿著毛式中山裝。只要我們在一個村莊停留一小會兒,沒幾分鐘就有一百多號人圍著我們看。為了不那么引人注目,后來我強烈要求,也買一套中山裝穿上,然而并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對那時的中國人來說,我們看起來太“奇怪”了,就像動物園里的生物一樣。那時候,西安的第一批兵馬俑剛剛出土不久,就這一點來說,那也是一段特別的時光。

  

當時的中國人對一切都持有學習的態度。(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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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靜一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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