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正位 :經濟學的人本主義觀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91 次 更新時間:2020-04-01 17:36:19

進入專題: 經濟學   人本主義  

楊正位  

  

   國際貿易中有一個顯著事實,自由與保護時刻相伴相生;經濟全球化大潮中,既有雙贏和多贏的歡笑,也有失敗與受損的悲戚,正如裘元倫先生所言“認為所有競爭都會雙贏實在是天真的幻想”。國際貿易和經濟全球化的利弊得失,是各國人民十分關心的問題,但是現有的國際經濟學中還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釋,主要原因在于主流西方經濟理論中,沒有把人、人的利益分配、人類的幸福放在應有的地位。

   現在的西方經濟學教科書關于人的論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生產要素。與資本、技術等一樣,人作為生產要素是可以任意配置的資源。(2)勞動力。與資本一樣,要算勞動力的成本,算其價格-工資,與資本的價格-利息、土地的價格-地租等相并列。(3)人力資本。特別是新增長理論中,由于知識抬高了人的地位,把人作為極具有生產效率的知識資本或人力資本,甚至將這種經濟稱為知識經濟。形形色色的西方經濟理論,基本上都是把人作為一種生產或經濟的工具或手段,是受資本支配的、為資本作搭配的一種必要的生產或經濟工具,很少涉及工人的生存及利益,很少涉及與經濟利益分配相關的價值與道德等問題,如同索羅斯所言,“美國(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文化認為成功是最關鍵的問題……但缺乏的是道德原則[1]”。

   然而,現實社會卻需要最終把人放在核心地位,從“資本”論轉到“人本”論。因為人不可能像資本那樣被自由配置:一方面,人是生產要素、是人力資本,隱含于生產函數Y=F(K,L,T)之中;另一方面,也應該是最重要的方面,人始終是經濟活動的主體,他(她)是活著的人并隨時要吃飯生存,故而不能像資本那樣隨意配置。一個最簡單的解釋是,企業嚴重虧損導致資不抵債需要破產,資本所有者的財產可以沒有了,劣質“資本或資產”在競爭中被無情地淘汰掉了,但企業的工人還得活著,不能作為“劣質人”被淘汰掉。所以,我們需要將傳統經濟分析中對要吃飯生存、作為主體的人的忽視徹底糾正過來。從人始終要生存這點出發,就可以發現國際分工或國際貿易理論的一個根本缺陷:忽略了英國的釀酒工人或葡萄牙種麥子的農民如何生存的問題。

   從歷史上看,經濟學中人處在什么地位?基本上可歸為兩類[2]:一是重物輕人,以資為“本”,物質財富始終是主線,即“物主人輔”。二是重人輕物,以人為“本”。馬克思主義研究“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低是階級和階級的關系。”[3];著重分析人們的利益關系,剩余價值理論就是利益分析的體現,“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4]”;以人為尺度,按“人的依賴關系”、“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自由個性”劃分了社會發展的三大形態[5],最后的社會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社會。我認為,關于人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經濟學發展史上表現出三類重大分離:

   一是“資源配置”與“財富”的分離。追求財富是為了追求“人”的富裕,是人的一種需要,與人本身還比較近,接近于發展經濟的目的。如古典政治經濟學基本以致富為一大目的,如杜爾哥的著作是《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古諾的著作是《財富理論的數學原理的研究》,斯密的著作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并認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國富民強[6],約·斯·穆勒認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主題是財富[7]、馬歇爾認為“經濟學是一門專門研究財富的學問[8]”。但是,20世紀以來經濟學更加技術化以后,人們更多地在數學公式中追求“資源最佳配置”,如薩繆爾森等認為經濟學是關于資源最佳配置的科學,僅僅從供給—需求、成本—收益[9]等分析工具出發,已把財富本身撇在一邊了。正如羅賓斯在20世紀30年代在《經濟科學的性質》一文指出的,將經濟學定義為研究稀缺資源配置的學問之后,主流經濟學逐漸形成了關注效率以及實證研究的新傳統,而對于社會公正及其他規范研究就越來越變成支流甚至末流。

   二是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的分離。早期的經濟學都叫政治經濟學[10]。1615年“政治經濟學”一詞誕生,表明政治經濟聯系在一起,這本身就突出了人在其中的主導地位,是人把政治與經濟聯系在一起,特別是在國際經濟活動中,政治和經濟更難以分家。早期的政治經濟學一直被當成國家機密,被看作政治家的一門科學[11];早期的經濟著作多數冠以“政治經濟學”之名[12],到1875年麥克勞德提議將“政治經濟學”名稱改為“經濟學”,并把它定義為“探討支配可交換物品數量關系的規律的科學”。1879年,馬歇爾把他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定名為《工業經濟學》,1915年再版時也改稱“經濟學”,此后,經濟理論方面的著作多采用“經濟學”這個名稱[13]。雖然馬歇爾《經濟學原理》的內容架構也基本上是政治經濟學式的,如在該書序言中提到經濟學是研究人的學問、經濟學家應該考慮道德的力量、經濟學應關注貧困問題等,但書的名稱已去掉了“政治”二字,此后西方主流經濟學變得越來越“純”了,經過了上百年的“純經濟學”階段。只是近十多年來,呼吁政治與經濟不分家、重新命名“政治經濟學”的呼聲又高了起來[14]。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直沿用政治經濟學這一名稱,《資本論》的副標題就叫《政治經濟學批判》。

   三是經濟思想與人的幸福快樂等根本問題的分離。早期的經濟學家都有其深刻的思想,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居多,人文關懷濃郁。如亞當·斯密、約·斯·穆勒既是經濟學家又是倫理學家,他們都在思考著人的幸福快樂。斯密的《道德情操論》與《國富論》在人們追求物質充裕與精神快樂上是統一的。當代經濟學界又在重新發現斯密,費盡心思地理解“斯密之謎” [15]:即《國富論》中利已主義的“經濟人”與《道德情操論》中利他主義倫理觀的矛盾,這本身就說明了現代經濟學在分工細化、專業化后的淺薄無知[16],迷失了經濟活動是人的活動、發展經濟的一大目的是為了人的幸福快樂這些基本問題,以致于人類的一些簡單的、基本的問題也成了經濟學中的“謎”。邊沁的功用主義也是為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正是古典經濟學“自由放任”的重要思想基礎。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經常涉及貧困、人的本性、快樂等詞匯,認為經濟學也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17]。哈耶克也始終思考著人的自由等終極關懷問題。熊彼特知識之淵博在近代經濟學界首屈一指,他對經濟史十分重視,認為一位經濟學家如果不同時是一位數學家,一位統計學家,最重要的是一位史學家,就不配作為經濟學家[18]。凱恩斯在《通論》中,把“就業”作為一大主題,這是對人的一次重大回歸,因為他考慮到了有就業才有收入、人們才有生計;如果在經濟蕭條時等待市場自由調節、最終獲得新的均衡,失業者可能難以為生,因此他還說,“長期內我們都將死去”;同時,他贊賞有廣博知識的經濟學者,認為“學習經濟學,似乎不需要有什么高度的特有的天資。從智力上來看,跟哲學或純科學的一些學科比起來,不是很容易嗎?這門學科看起來容易,但是能學得出人頭地的卻很少!這一難以理解的現象似乎是在于,作為一個杰出的經濟學家,必須是種種才能的結合,這一點是很難能可貴的。他必須在某種程度上是個數學家,又是歷史學家、政治家和哲學家”。

   與上述的早期經濟學家們相比,現在的經濟學更現實了,太專注于某一角落的具體問題,現在不少諾貝爾經濟學獎獲者都談不上有多少真正的思想,因為他們很少涉及人文關懷,缺乏對人類命運本身的關照[19],雖有關心社會福利、社會正義的阿馬蒂亞·森、岡納·繆爾達爾等人獲獎,但他們還是少數,像加爾布雷斯這類主張“經濟學研究要改變重物輕人、只看產值不見福利的傾向”的學者[20],像金德爾伯格這樣重感性與思想、反對數學化潮流的“不夠專業”的學者[21],卻終身無緣該獎。從這點出發,“經濟學該不該研究道德”之類問題的爭論,頗能反映出嚴格分工條件下的現代經濟學者本身所能達到的思想高度。

   為重新思考人在經濟學中的地位,我國一些學者進行過初步探索,如巫繼學提出要以“人本經濟學”來代替“物本經濟學”[22];陳惠雄提出“人本經濟學”,認為“人是目的、快樂是動力、壽命是尺度”[23];劉可非提出“人本市場經濟”概念,要提高人在經濟活動中的主體地位[24];胡星斗提出“人文經濟”設想,認為經濟生活要尊重人的生命及其價值、保障人的幸福和尊嚴[25];朱成全試圖為經濟學的“科學困境”找出路,認為應從人文精神角度來理解和研究經濟學,經濟學必須由功利境界提高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26],現代經濟學必須和倫理學等結合起來[27]。盡管這些學者表述不盡相同,也沒有給“人本”經濟學一個精確的、統一的定義,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經濟學應更多地從人本身出發來展開研究,提高人在經濟學科中的地位。雖然這些思想還只是感悟似的、片斷性的,很難說達到了令人信服的思想高度,但這種探索本身是難能可貴的。我認為,人作為經濟活動的主體與客體,既是生產手段,又是有生命、有生存權的主體,既是手段也是目的,這與“死”的資本完全不一樣,因此在形成經濟理論時,應時刻考慮到人的這種兩重性。在現實中,我想舉人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的三個例子:

   (1)現代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本身就是與市場經濟的競爭、效率等理論觀念不一致的,是把人從要素和工具中解放出來的做法。庇古、繆爾達爾、森等福利經濟學大家都有深深的人文情懷。

   (2)經濟與人的快樂和幸福的關系。正如黃有光所說,“金錢并不是我們的目的,快樂才是最終目的。如果經濟增長不能增加人們的快樂,則經濟增長并不重要,如何增加快樂才最重要。因此,經濟增長能否增加快樂是一個極度重要的問題”[28]。茅于軾長期認為財富是社會發展追求的目標,但在七十歲時完成了思想轉變,認為追求快樂是人生的最高準則,而財富則不是[29]。國際上提出了國民幸福總值(GNH)的概念,用以取代GDP的衡量方法[30]。我國當前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反映了不單純追求經濟增長而注重人本身的發展和幸福,即“以人為本”。

   (3)從人的生存、人們之間的利益再分配角度[31],就容易理解國際貿易領域最真實的現象:即世界在走向貿易自由化的同時,貿易保護主義形影相隨;從歷史的長周期看,自由與保護交替,沒有任何國家實行了完全的自由貿易政策,對自己國家不利或對本國一部分人不利時,往往都采取保護手段。這種現象的根源在于就業和利益再分配問題,人不可能像資本等資源那樣被淘汰掉,也不容易重新配置。貿易的自由與保護之爭,國家貿易戰略的選取與推行,WTO的無盡爭吵,無一不反映著經濟活動中人們的利益分配之爭。

  

   【本文原題為《經濟學的人本主義觀——對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的思考之四》,寫于2002年,修改于2005年。原為作者2002年為博士論文所作序言,原標題為《關于經濟研究方法的四點看法》,后收錄于《中國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導言部分(2006,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注釋:

   [1]中國人民大學吳易風教授認為,“初學者剛開始接觸西方經濟學時,就很容易被它所迷惑,誤以為西方經濟學教科書講的那些東西都是真的科學。只有等到進入大量研讀西方經濟學的各種論著時,才會逐步發現,初學時以為是科學定論的東西,原來在西方經濟學界并非科學定論”。參見吳易風《為什么我們不能用西方經濟學取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http://4a.hep.edu.cn/mzj/text/b.html。

   [2][美]A.S.艾克納主編:《經濟學為什么還不是科學》,179-180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3][美]保羅·克魯格曼:《發展、地理學與經濟理論》,6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4]史樹中:《諾貝爾經濟學獎與數學》,(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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