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春林:大數據時代的西方民主困境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09 次 更新時間:2020-04-01 10:27:23

進入專題: 大數據   西方民主  

楊春林  

  

   內容摘要:互聯網的發展對民主化的積極作用得到了廣泛認可,它拓展了政治參與的廣度,使得政治表達更加自由平等。然而,在近年的西方民主政治實踐中,互聯網在政黨變革、政治傳播、選舉投票、政治決策方面的廣泛應用表明它與民主的關系是復雜的。大數據時代背景下,西方政治領域的互聯網新技術濫用導致了政治極化、民主價值和民主規則受到侵蝕、政治風險增加等問題,戰后穩定運作的西方民主政治正面臨重大挑戰。

   關鍵詞:西方政治;互聯網;數字民主

   基金項目:山東省社科規劃項目“全面從嚴治黨視域下黨的長期執政能力與領導水平提升研究”(18BDCJ02);2018年度山東大學人文社科重大研究項目(18RWZD18);山東省社科規劃項目“參政黨網絡能力建設與評估體系研究”(19BYSJ03)。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互聯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刻改變了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在政治領域,互聯網用微妙而強有力的方式影響著人們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為,重塑了政黨的組織架構,開辟了國家之間、政黨之間、競選者之間新的競爭領域,拓展了政治活動的空間。互聯網自身也在不斷發展,大數據分析、機器學習、人工智能等最新技術成果已被悄然應用到西方民主政治實踐中,并開始在政治決策、政治宣傳、政黨建設、選舉預測、投票競選等方面發揮重要甚至關鍵作用,這一趨勢正在不斷挑戰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礎邏輯和游戲規則。

   一 互聯網與民主

   互聯網自誕生起就因平等性、開放性、共享性、自主性、多元性等特征被譽為“有史以來最民主的發明”,可以說它與民主有著天然的聯系。互聯網與民主政治的結合催生出一個新的詞語——“數字民主”,即“將數字媒介用于政治傳播中來實現對民主的實踐與追求” 。這一定義將其核心問題確定為“互聯網是否有利于促進公民政治參與和民主化”。華盛頓大學教授馬修?辛德曼指出,鑒于民主一詞擁有復雜而又相互沖突的諸多定義,多數討論互聯網對政治生活影響的人更喜愛民主化一詞。而關于互聯網帶來的民主化,其基本假定是“技術會放大普通民眾的政治表達。”從這一定義出發,互聯網在推動民主化方面的確發揮了顯而易見的積極作用,主要表現包括:

   第一,實現了更廣泛的政治參與。截至2018 年底,全球有39億網民,占總人口的51.2%,互聯網信號已實現全球人口覆蓋。在發達國家,網民數占總人口的比重超過80%,已達飽和狀態。互聯網已經實現了西方國家選民群體的全覆蓋,以英國為例,截至2019年5月英國16-65歲成人上網率為97.64%。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一方面推動了電子政務的發展,促進了公共部門的信息公開,使公民監督更加有效另一方面支持了網絡公共空間的形成,公民對公共議題的網絡參與成為決策者不能忽視的重要因素。

   第二,促進了更加自由平等的政治表達。互聯網對普通民眾政治表達的解放是前所未有的,它允許每個人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用可忽略不計的成本發布信息,且受眾群體是全世界網民。每個上網者都被平等地賦予了信息生產和傳播的權利,而在過去這是只有政治精英和媒體精英才擁有的權力。隨著傳統媒體的衰落,以個人為中心、靈活多樣的網絡新媒體迅速崛起并成為重要的新聞輸出渠道。每個人都可以在線表達政治觀點,并與他人展開直接討論,也都具備引爆互聯網輿論的潛力。

   互聯網促進政治參與并推動民主發展的觀點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占據著絕對主流的聲音,人們習慣于在互聯網和民主化之間建立積極的思維聯系。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事實是,盡管互聯網面前人人平等,但人們會因經濟狀況、受教育程度、職業、性別、居住地、種族、網絡普及率等不同而在互聯網工具的運用上存在著巨大差距,這種現象被定義為“數字鴻溝”。美國國家電信管理局1999年發布的報告認為: “數字鴻溝沒有隨著互聯網的普及而縮小,實際上反而會越來越大。”同樣,當互聯網應用到政治領域時,因數字鴻溝的存在,不同個體在通過網絡進行政治參與時的表現和結果有很大差異。政治參與和參與的有效性、政治表達和表達被聽到,不是同一件事情。

   辛德曼提出的“密集鏈接者法則”很好地解釋了網絡政治參與不平等的原因:無論是互聯網上的某一站點還是站點內的某一內容,其可見性取決于指向該站點或內容的超鏈接數量,數量越多越容易被發現,而可見性越強,又會進而獲取更多的訪問流量和鏈接,這種自我強化的循環最終奠定了互聯網“贏者通吃”的底層邏輯。該法則是幾乎所有搜索引擎遵循的基本原理,故又被命名為“谷歌政體”。正因如此,占據少數的部分網站或內容總是出現在搜索結果的首頁并吸引了更多流量,而其余的多數卻從未被索引過。可以說,正是互聯網自身的結構規則決定了必然會存在不平等的數字鴻溝。

   然而,最大的鴻溝并不簡單存在于普通上網民眾之間。互聯網市場經過二十多年的自由發展后迅速走向集聚化。數據資源、網絡技術和話語權力逐漸整合,最終集中到少數國家、若干大型互聯網機構、公共網絡管理部門和網絡精英手中,如谷歌、亞馬遜、微軟、臉書等分別壟斷著搜索引擎、網絡購物、操作系統、社交媒體等領域。截至2019年6月,世界互聯網公司中,排名第1的微軟,其市值是第10名貝寶的7.5倍、第19名百度的26.5倍。各領域創造和積累的海量數據成為當今世界最寶貴的資源。這些數據具有極高的商業價值和政治價值,且只集中于少數人手中。因而,互聯網并不是一個平等的、民主的“烏托邦”,而是與現實社會一樣存在著階級性。正如阿桑奇所說:“對每個人隱私信息的掌握擴大了精英與其他所有人之間權力的不平等,被壓迫階級更加無望。”

   作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標志性成果,互聯網的存在、發展及應用在當下及未來都是不可避免的。近年來,從互聯網母體中孕育出的大數據及其分析技術開啟了互聯網技術發展的新階段:大數據時代。互聯網的推廣和應用將更大程度上引發政治、醫療、教育、商業、傳媒等知識密集型領域的數字變革。隨著新技術在西方民主政治實踐中的大規模運用,互聯網的復雜性正日益顯現,不斷挑戰西方民主的歷史和現實根基。

   二 互聯網技術在西方民主政治中的運用

   互聯網以政黨數字化改變了政黨生態,以新媒體革命重塑了輿論版圖,以大數據分析技術干預選民的投票行為,以數據來影響政治家的決策過程,凡此種種,都體現出了互聯網技術對西方民主制度的復雜作用。

   (一) 以網絡重塑政黨

   互聯網引發了西方政黨在組織結構、黨內溝通、黨務參與、黨員發展等諸多方面的改變。多年來,幾乎所有西方主流政黨都在推動數字化建設。在政黨組織結構方面,互聯網打破了以地域和選區劃分建立各級黨組織的傳統,許多網絡虛擬黨支部和以議題為中心的黨支部建立了起來,政黨結構出現扁平化的趨勢,降低了內部運營成本。在黨內溝通和黨務參與方面,黨員之間、黨員和黨組織之間、支部和總部之間借助互聯網建立起了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的雙向聯系,提升了黨員對黨內事務的參與度。這種不必舟車勞頓的網絡政治參與被稱為“無痛參與”。由于傳統的面對面參與減少,可能會導致一部分黨員責任感和歸屬感下降、更少質疑黨領袖的決定。在成員發展方面,多數西方政黨的黨員注冊已經基本在線化,“超鏈接”將政治議題、政黨競選綱領、黨員注冊連接起來,使“志同道合者”更容易找到符合自己心理期望的政黨。在政黨活動上,越來越多的政黨口號通過網絡標語的形式傳遞出來,政黨發起的網絡宣傳和活動與街頭政治相比變得更受重視,網絡媒體、社交平臺成為政黨宣傳和政黨競爭的重要戰場。政黨的支持率越來越依賴于政黨領袖的個人魅力和網絡曝光度,政黨領袖的外部符號功能被凸顯出來。

   英國工黨是“數字政黨”建設的典型案例,它建設了專門的“數字工黨”網站,作為宣傳政黨政策和競選領袖、注冊黨員、募集資金的重要平臺。工黨自稱“普通民眾黨”,充分利用互聯網來發展青年黨員和支持者,在年輕人活躍的臉書和推特上,工黨的支持者幾乎是保守黨的兩倍。工黨還十分重視通過互聯網籌措黨費,2017年大選前,盡管保守黨借助財團捐贈獲得了更多資金,但工黨發動普通黨員和支持者籌措的黨費是保守黨的十倍,其中絕大部分是通過互聯網收取。對數字政黨戰略的重視和靈活運用被認為是工黨在2017年大選中讓保守黨失去多數支持并被迫組織“懸浮議會”的重要原因。

   互聯網政黨變革最終引發了“互聯網政黨”這一新型政黨類型的出現。2009年意大利戲劇演員貝佩?格里洛在自己的個人博客上宣布了五星運動黨的成立,該黨沒有清晰的政黨理念、明確的政黨綱領和清晰的組織結構,甚至成立后幾年里也沒有辦公場所。但從創立之初它就建立了專門的網絡運營團隊進行政黨管理和宣傳,適時發布政見,通過領導人博客、臉書等渠道宣傳挑戰主流政治的理念。該黨的黨員納新、黨內互動、政黨提案的討論、競選、推舉候選人等幾乎所有活動都在線運行。2018年3月意大利議會選舉中,成立僅9年的五星運動黨在參眾兩院分別以32.2%和32.7%的支持率成為第一大黨,并成功與另一個民粹主義政黨聯盟黨聯合組閣上臺。五星運動黨是典型的“個性領袖+互聯網+民粹主義”組合的產物,這種組合策略在今日西方議會制多黨制的選舉中尤富威力。依賴大數據和社交平臺可以極大降低政治宣傳和內部運營的成本,對互聯網平臺的靈活運用彌補了新興民粹政黨在組織規模和資金上的劣勢。盡管暫時很難取代傳統主流政黨,但互聯網政黨的出現的確標志著一種新的政黨發展趨勢,而眾多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打破了西方戰后一貫穩定的政黨格局。

   (二) 以新媒體接管輿論

   新聞自由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標志,但是西方的新聞自由并不等于傳播未經過濾的信息。庫特?勒溫于1947年提出了“守門”理論,他認為盡管西方有所謂的新聞自由,但仍存在著一個信息篩選機制,決定著什么樣的信息能夠被公眾看到。篩選的主體多數時候不是政府,而是主流大眾媒體和媒體人自己,他們會帶著西方民主制度、經濟、社會結構共同造就的“政治正確”標準,去篩選信息。盡管偶爾會存在裁剪現實、預設立場的情況,但由于每一條消息都明確對應著某一家媒體,所以多數時候媒體會愛惜聲譽,遵守“真實客觀”的職業道德。正因如此,傳統大眾媒體才被稱作“民主的看門狗”,同時大眾媒體也是國家認同、社會共識、公民個人信息、國家意識形態的看門狗。傳統的大眾媒體時代,西方民眾通過報紙、廣播、電視接收到的信息一般都反映著大眾趣味,較為同質化地宣傳著西方主流價值。隨著互聯網時代的來臨,以新聞網站和社交媒體為代表的新媒體逐漸接管了公共輿論空間。跟隨大眾媒體時代一起衰落的,還有過去大眾傳媒的民主“守門”功能和曾被恪守的新聞職業道德。一方面,人們不再只是被動接受信息。任何人都可以在網絡新聞的留言板上發表評論,在通訊軟件群組和社交媒體個人主頁上發言,甚至可以注冊網站或公眾號進行信息廣播。理論上,每個人、每個社交媒體賬號、每家網站都成為了一個信息源,過去處于邊緣化、不受關注的政治思想和話語也開始借助互聯網公開出現。另一方面,“谷歌政體”支配下的集聚效應并未將網絡輿論的實際控制權交給普通民眾,而是交給了少數網站和新媒體。新媒體精英們吸走了絕大多數的點擊率,而這意味著更大的話語權和更多的商業利益。由于缺乏“守門”機制再加上絕大多數的線上消息是匿名發布的,所以帶有強烈偏見、極端主義色彩的言論屢見不鮮,不真實或者對現實片面剪接后的消息在網絡上被自由發布和轉發,因不同政見而產生的人身攻擊和言語暴力隨處可見。傳統媒體的衰落與新媒體的興起深深動搖了西方民主社會的價值認同。

新媒體還助長了非理性的政治競爭。一些政黨和候選人通過新媒體污蔑對手、散布謠言、夸大事實、制造社會恐慌情緒等手段來打壓競爭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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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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