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亞青:全球國際關系學與中國國際關系理論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68 次 更新時間:2020-04-01 10:13:39

進入專題: 國際關系學   國際關系理論   中華文化  

秦亞青  

  

   內容提要:全球國際關系學倡議批判了國際關系學科"西方中心論"的現狀,主張建立以多元普遍主義和世界歷史文化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學,鼓勵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中國國際關系學者通過借鑒中華歷史文化的思想資源,進行了有學理意義的理論建構,取得了重要的進展,并開始在世界上產生學術性影響。本文通過梳理全球國際關系學倡議和中國國際關系理論之間的相互需求和相互呼應以及彼此間的互動,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提出了一個可操作性界定,同時也試圖回應一些對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評價和質疑。

   關鍵詞:全球國際關系學 中國國際關系理論 中華文化歷史

  

   全球國際關系學的興起是21世紀國際關系學領域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這是一個學科發展倡議,目的在于反對西方在國際關系領域的話語霸權,支持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創新,推進國際關系學科覆蓋全球范疇,實現國際關系學科在全球范圍內的平衡發展。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顯著發展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一方面,中國學者的努力表明非西方國際關系學界的原創性知識生產是完全可能的;另一方面,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建構也呼應了全球國際關系學倡議,成為了全球國際關系理論大廈鮮明亮麗的組成部分。顯然,全球國際關系學需要中國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也需要全球國際關系學這個大平臺。本文試圖對這樣一個有學術意義的學科圖景加以描述和分析。

   全球國際關系學的興起

   過去20年里出現了不少推動國際關系全球化的努力,但首先正式提出創立“全球國際關系學”(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IR)倡議的學者是阿米塔夫·阿查亞(Amitav Acharya)和巴里·布贊(Barry Buzan),其目的是要拓寬學科疆界,重構國際關系學,使之成為“在多元基礎上形成的全覆蓋知識大廈”。全球國際關系學的基本思想是兼容并蓄,根本原則是多元主義 (pluralism)。它質疑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主導地位,提倡非西方國際關系世界發展新的理論和思想。但與此同時它也認為,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依然是全球國際關系知識大廈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不能也不應該排斥西方國際關系理論。

   (一)全球國際關系學發展演變的主要節點

   標志全球國際關系學在其興起與發展過程中具有三個重要的節點標志。

   1. 第一個節點標志是阿查亞和布贊2005年組織的一個研究項目,提出了“為什么沒有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這個重要問題

   當今時代,全球化迅速發展,其影響遍及世界各個地方,而“國際關系理論卻顯然沒有呼應研究對象全球化這一事實”。“阿查亞—布贊項目”的學者主要來自亞洲,其研究成果最初發表在2007年出版的《亞太國際關系》雜志專輯上面,后來又以論文集(《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亞洲及其之外的觀點》)的形式出版。該研究項目對西方國際關系學長期以來所處的葛蘭西式的霸權地位進行了深刻批判,認為國際關系學的這種現狀不可接受,必須加以改變,而改變的基本方法就是“促使非西方思想者挑戰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主導地位”。

   “阿查亞—布贊項目”提出了三個重要觀點。其一,國際關系學作為一門學科過于西方中心化。國際關系理論的基礎是西方哲學、政治學理論和歷史文化,其所反映的內容是西方對世界的理解和詮釋,并以其自身的方式框定了國際關系的研究邊界。經典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英國學派和建構主義,無一不是根植于歐洲歷史、西方社會理論傳統和實踐。其二,非西方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被邊緣化。盡管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并非完全不存在,但是由于西方已經占據了學科話語體系中的霸權地位,其他地區或是其他文化中產生的理論不是被壓制就是被視為非理論。其三,需要鼓勵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并展開和西方主流理論之間的對話。該項目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呼應和反映世界范圍的全球化要求,才能產生尊重多元實踐和不同歷史與文化的國際關系理論。該項目還認為,非西方國際關系研究可以在地方性知識的基礎上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論,以解釋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日益難以解釋和理解的國際關系事實,從而豐富國際關系知識的寶庫。

   2. 第二個節點是2014年阿查亞當選國際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會長的就職演講,正式提出了全球國際關系學(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IR)的名稱和倡議

   阿查亞不僅強調了建立全球國際關系學的必要性,也概括了全球國際關系學的意義、目的和重要內容。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全球國際關系學應當具有的六個基本特征:一是要基于多元普遍主義;二是必須根植于世界歷史而不是西方歷史;三是包含而不是拋棄現有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四是需要將地區主義和區域研究融合起來;五是要摒棄例外主義;六是要承認多元行為體的存在。

   全球國際關系學倡議認為,鼓勵西方之外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和發展,以此拓寬國際關系學的研究議程,這對于全球國際關系學的健康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該倡議還認為,通過將被邊緣化的理論聲音包含在國際關系學科話語之中的方式來豐富國際關系理論的知識寶庫也是完全可能做到的事情。因此,在全球國際關系學研究議程上,鼓勵發現新理論和新方法、研究世界多元歷史、探索不同文明之間的互學互鑒之道,都應該成為國際關系理論走向真正全球意義上的學科的重要途徑。其中,推動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以形成國際關系學術話語的多樣化形態尤其重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得這門學科真正具有全球意義。

   3. 第三個節點是2019年阿查亞和布贊在國際關系學科正式建立百年之際推出了新著,成為有力推動全球國際關系學發展的重要標志

   2019年出版的《全球國際關系學的建立:百年學科的誕生與發展》一書重述了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歷程。阿查亞和布贊兩位學者在書中指出,雖然人們普遍認為1919年是國際關系學科的誕生年份,也就是國際關系學的第一次構建,但在1919年之前,實際上許多國際關系的思想和觀點早就已經出現和存在了。但是,國際關系理論的思想根基是西方哲學和政治學理論,其實踐依據是歐洲現代化的經驗。此外,現代國際關系體系也是在歐洲首先形成的。因此,國際關系學的建立不僅是以當時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和所謂的“科學”種族主義為思想啟迪,而且是以歐洲的國際關系實踐為基本依據的。在這一發展過程中,國際關系學的“核心—外圍”格局逐漸形成并不斷得到強化,其結果就是:“現在各種各樣的國際關系理論只不過是從西方歷史中抽象出來的思想而已”。盡管外圍地區很久之前就有諸多有關國際關系的思想和觀點,即便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中國、印度、日本和拉丁美洲國家也都出現了許多關涉國際關系和國家事務的思想和觀點,但這些思想和觀點都被國際關系的主流話語所忽視和掩蓋,始終不能進入國際關系理論的話語體系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國際關系學出現了再次重構,其標志是國際關系學科越來越專業化,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在該學科里的主導地位也再次得到確立和加強。與此同時,國際關系學科的重心也從歐洲轉到了美國。

   1989年之后,非西方國際關系學界的聲音逐漸加強。這與全球化和非西方國家的崛起密切相關而且相互呼應。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區都出現了這種跡象,這些地區的國際關系學者開始從自己的歷史文化中尋找建構國際關系理論的靈感,國際關系學科多樣化的跡象越來越明顯,知識生產也因此而出現了新的多元主義發展空間。未來一段時間,國際關系學的發展會從西方中心向全球國際社會空間拓展。知識多樣化不僅是多元主義的重要表征,同時也成為向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國際關系學發展的基石。隨著全球國際關系學的興起,不少國際關系學的學者們開始質疑國際關系知識生產的西方中心主義做法,批評這樣的學科現狀無視并排斥非西方國際關系思想、文化、政治和歷史,其結果只能是非西方的歷史經驗和現實實踐被邊緣化。b只有改變這一現狀,全球國際關系學才能真正發展起來。

   (二)全球國際關系學的學科意義和價值

   創立全球國際關系學的倡議對國際關系理論學科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

   1. 國際關系學應反映世界發展變化的現實

   全球化已經成為世界發展的大趨勢,盡管不時會出現逆全球化現象,但國際關系理論理應反映全球化這一基本現實,并且應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平衡發展以響應全球化的發展要求。全球國際關系學者預測,雖然現在國際關系學科的話語主導權仍掌握在西方手中,但未來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必定會呈現出多樣化的態勢。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舉行的“世界國際研究學會年會”是一個標志性轉折,它不僅呼應了全球非西方地域學者的關切,而且還有意識地發出了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國際關系學的聲音。雖然阿查亞和布贊也指出,2015年“是重要轉折點,還是曇花一現,仍然有待時間的檢驗”,但他們都相信“國際關系理論不僅需要更多地反映全球南方的現實,而且還需要朝著全球國際關系學的方向發展。”

   2. 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不僅應當快速發展,而且還要快出成果

   現在的國際關系學科表現出了過度“歐洲中心”的狀態,例如,美國和英國的理論話語主導地位被視為理所當然,而多樣化的國際關系理論源泉往往被忽略。但是,知識生產應當面向世界各地的歷史和文化,而不是僅僅依賴于盎格魯–撒克遜傳統。雖然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現在取得了一定的多樣化成就,但這最多是一種“膚淺”的多元主義,不是“核心地帶之內的多元化”,因為主流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繼續處于主導地位,非西方國際關系研究繼續處于使用本地區的數據來對西方理論進行驗證的邊緣狀態。這種學科分工不僅會阻礙知識創新和再生產,而且還會導致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之路越走越狹窄,不能全面反映全球國際關系的實際進程和真實面目。因此,國際關系學科現在更為迫切需要的是提出基于世界其他歷史文化之上的理論,而不是繼續維持“讓非西方經驗來驗證西方理論”這種不科學的研究模式。

   3. 全球國際關系學應當是一種開放性和兼容性的學科發展模式

   這種模式的主要內容為:一是尋求對現有國際關系學的深入改革;二是包容核心和外圍的國際關系理論發展;三是鼓勵核心和外圍的國際關系理論彼此交流溝通。全球國際關系學的倡導者明確指出,他們不是要以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取代現有的西方主流理論,因為國際關系學從根本上說是屬于全球的學問,應包含西方和非西方以及全球任何地域歷史文化的學術思想。全球國際關系學的主要倡導者還認為,檢驗全球國際關系理論的標準有兩條:一是看其是否具有超越原產地的能力;二是看其是否可以解釋更為廣泛地區的國際關系事實。凡是符合這兩條標準的理論都屬于全球國際關系學的組成部分。

   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界定

   全球國際關系學的興起對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一方面,全球國際關系學是各種學派共生共存、互學互鑒的知識生產場所,必然需要中國的理論貢獻;另一方面,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也需要與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的學界同仁和理論話語進行交流切磋,以便成為全球國際關系學科發展的重要內容和對國際關系知識作出的積極貢獻。近年來,中國國際關系學者的努力也產生了比較明顯的效果,并初步形成了一些具有自身特點的流派。但是,為了研究的目的和需要,本文認為對中國國際關系理論作出一個比較明確的界定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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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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