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維斌:當代中國社會風險的產生、演變及其特點

——以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為例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598 次 更新時間:2020-04-01 10:09:54

進入專題: 新冠肺炎   社會風險  

龔維斌 (進入專欄)  

  

   [摘要]當代社會是風險社會。以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為例,通過系統梳理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擴散、應對中的四類社會風險,以及影響社會風險的因素,運用社會風險理論以現代化和全球化的視野提煉概括出當代中國社會風險的八個特點,即風險擴散具有跨界性、區域化風險與內部化風險并存、單一風險向綜合風險轉化累積、自然風險與人為風險交織疊加、風險的建構性越來越明顯、普通群眾受到風險的影響更大、潛在的風險可能是長期的巨大的和風險有望成為社會發展進步的機會。社會風險的這些特點既有全球化時代的共性特征,也有中國獨特體制、特定國情和所處發展階段的個性特點。

   [關鍵詞]新冠肺炎疫情;社會風險;影響因素;風險特點

   [中圖分類號] C91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6470(2020)01-0017-09

  

   當代社會是風險社會,現代技術越是發展,制度變遷速度越快,人類改造自然的力量越強,人類面臨的人為風險就越大。貝克認為,傳統社會的特征是“我餓”,而現代社會的特征則是“我怕”{1},意味著現代社會的不確定性、挑戰和威脅更多。從公共衛生角度看,2019年年底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演變為一場嚴重的全球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緊急事件。{2}在新冠肺炎發生及其抗擊過程中,各類社會風險不斷發展變化,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和中國特色。

  

   一、風險與社會風險的含義

   (一)風險

   風險是人們熟悉的概念。雖然人們經常使用風險這一概念,但是不同學科、不同工作領域的人對風險的理解是有差異的。一般而言,風險是指個人和群體對未來遇到的傷害或損失的可能性以及對這種可能性的判斷與認知。{3}風險常常與不確定性和損失性相聯系。{4}不確定性不一定就是風險,風險一定是不確定性或者說是可能性。風險與危險也有一定的區別,危險則是可能更大的破壞性損失,帶有強烈的價值判斷,是人們拒斥的可能性后果。但是,如果風險管理和利用得當,也會帶來收益,正是如此才有投機風險。所謂投機風險是指既能造成損失也可能產生收益的風險。投機風險所導致的損失是“相對”的,即某人雖然遭受損失,他人卻可能因此而盈利,就整個社會而言,既無損失也沒盈利。{5}進而言之,對于不同的主體和領域來說,風險和收益往往是相對的:對于一些人是風險,對于另外一些人則可能是收益;對于一個領域是風險,對于另外的相關領域則可能是收益。

   依據不同的標準,風險可以劃分為不同的類型。從涉及的主體來看,有個人風險、群體風險和社會風險;從涉及的領域來看,有政治風險、經濟風險、文化風險、社會風險和生態環境風險;從產生的原因來看,有自然風險、人為風險,而人為風險中又有技術風險和制度風險兩種情況;從發生的頻率來看,有常規性風險與偶發性風險;從發生的時序來看,有傳統風險與新興風險;等等。{6}不同類型風險的劃分都是相對的,而且它們之間還可能相互聯系、相互轉化。

   (二)社會風險

   社會風險是風險的一種類型,其特征之一是涉及人數眾多,是很多人受到影響的風險,而不僅僅是個人或少數人受到的風險;特征之二是社會領域的風險,即涉及人身安全、社會關系、社會秩序、社會規范、社會結構等;特征之三是涉及地域范圍較大。因此,社會風險是人們對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乃至全球范圍內)生命安全、價值規范、社會結構、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等受到威脅或破壞的可能性的認知與判斷。嚴重社會風險的后果是社會恐慌、社會騷亂等。所有類型的風險都有可能演變為社會風險,例如,金融風險和經濟風險如果影響社會生活、社會秩序的穩定,它們就不僅是金融和經濟領域的風險而是社會領域的風險,即社會風險。因此,社會風險的致災因子更加多種多樣,與其他風險相比,其承災體主要是個人、群體、社會價值、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

   很多時候,社會風險的深層次原因是治理不善造成的。因此,政治穩定、治理有效是防范和控制社會風險最重要的手段。現代社會中,人們在不斷制造著新的風險的同時,又在不斷創造性地管理風險、消除風險。人們在不停地與各種風險的斗爭中推動社會發展進步。

  

   二、多種社會風險

   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大規模擴散及其抗擊過程中,引發和潛藏著多種社會風險和問題,威脅著人們的身心健康、社會的正常生活、社會的融洽關系和社會的有序運轉。

   (一)健康安全

   新冠肺炎通過毫無知覺的受感染者的流動傳播,迅速以幾何級的速度擴散開來,2020年2月8日全國確診病例達到37000多例,疑似感染病例也達到37000多例,合計超過7萬人,死亡人數超過800人。如果從2020年1月初算起,1個月左右時間,新冠肺炎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大大超過2003年SARS病毒感染人數8000多人和死亡人數790多人的記錄。盡管目前疫情有所好轉,但是,總體形勢依然十分嚴峻復雜。這場疫情不僅使普通人群受到大規模感染,還造成一些醫學專家和大量醫護人員受到感染,甚至不幸染病去世。除了病毒之外,長時間“宅”在家里不能出門也會對人們的健康帶來不良影響。人們長時間不能出門活動,呼吸新鮮空氣,參加戶外運動,不僅有可能導致身體疾病,還有可能帶來心理疾病。特別是對于那些家庭居室小條件差的人、健康狀況不佳的人以及愛動的青少年來說,更是如此。

   (二)生活保障

   超大規模、全國統一的嚴格封控措施,在有效抗擊疫情的同時,也給人民群眾的生活帶來諸多不便。2020年1月23日,即農歷臘月二十九,武漢市采取“封城”行動。1月25日即農歷正月初一,習近平親自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成立中央應對新冠疫情工作領導小組開展工作。截至1月29日,全國除港澳臺以外的31個省區直轄市全部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農村和城市實行嚴格的社區隔離制度,要求居民在家隔離,不得隨意外出活動。有條件的城市社區均實行封閉管理。進出社區的人員需要登記、測量體溫,嚴格限制外來人員進入小區等。部分公交車停運,餐館、公園、電影院關門,大部分商場超市停止營業,等等。這些管控措施給城鄉居民的生活造成極大影響,帶來諸多不方便。由于正值春節期間,每一個家庭都在年前準備了較為充足的年貨,除了不能走親訪友、親朋聚餐外,人們的正常生活倒是沒有受到太大影響。只要水、電、氣、暖、通訊等得到正常保障,較短時間內嚴格的防控措施對群眾的生活影響較小。但是,隨著封控時間不斷延長,居民家中的生活必需品就會面臨補給不方便甚至困難的問題,例如,新鮮蔬菜、魚肉、奶蛋等生活必需品供應可能不及時、不方便甚至中斷。由于醫療資源配置、出行限制、控制流動等原因,正常的就醫看病受到影響,存在看病難甚至看不上病的問題。

   (三)社會信任

   社會信任是社會關系的黏合劑,是社會秩序的基礎。齊美爾曾說過:“離開了人們之間的一般性信任,社會自身將變成一盤沙,因為幾乎很少有什么關系不是建立在對他人確定的認知上。”{7}每當大災大難來臨時,社會信任都會受到考驗和錘煉。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湖北特別是武漢疫情日益嚴重時,海內外中華兒女迅速行動起來,向疫區捐獻醫療用品和生活物資。人們不約而同地喊出“武漢,加油”“武漢,挺住”“中國,加油”“中國,必勝”等口號。數萬名醫護人員冒著可能被感染的風險,放棄節日休假,克服各種困難,奔赴湖北各地參加醫療救護工作。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再次得到體現和提升。與此同時,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也出現了多種信任危機。由于對是否隱瞞疫情真相、防控措施是否及時科學等的質疑,社會上一度出現對一些領導干部、專家學者、官方宣傳的不信任甚至憤怒。普通群眾之間存在著排斥和歧視確診感染者、疑似感染者、疫區人員甚至非本地人員等現象,造成一些群眾回不了家、住不上賓館,正常生活受到嚴重干擾。還有一些地方采取封門、堵路、隨意干預居民家庭正常娛樂等極端措施,極大地傷害了人們的自由、尊嚴和生活,人為制造人際關系緊張和矛盾。{8}

   (四)社會穩定

   洶涌而來的疫情嚴重威脅著人民群眾的健康,嚴重威脅著社會穩定。本著對中國人民健康負責、對全世界人民健康負責的精神,中國政府啟動了最高等級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響應機制。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實施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嚴格限制人員流動的措施,而且是在具有千百年歷史傳統、最受人們重視的春節時期,這是人類疾病控制史上的一個創舉,也是一個壯舉,中國人民在戰勝疫情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采取這樣的特殊措施,如果處置不當很容易造成社會混亂。防控工作開始后一段時間,武漢等地應急物資供應緊張,存在管理不到位、標準不清晰、質量難保證、分配不公平、使用不合理等問題,潛在感染者收治不及時造成二次傳染,疑似病人居家隔離造成家庭成員被感染,常規病人無法得到及時治療。此外,普通居民長時間居家隔離帶來的社會心理緊張和社會情緒壓抑,有可能引發多種社會矛盾,還可能會導致一部分人反感和不配合政府管控舉措,致使管理失效,造成新冠肺炎再次擴散和社會失序。

  

   三、社會風險的影響因素

   一般來說,風險的大小與風險源的性質、承載體的脆弱性、風險管理能力以及風險發生概率有關。具體到社會風險來說,影響因素通常涉及風險源性質與特點、社會結構性質、社會流動性、社會溝通方式、社會成熟度、社會組織方式、社會治理能力等。風險會隨著時間和條件的變化而不斷變化,不斷發展變異、累積疊加、消長轉移。此次疫情中多種社會風險不斷發展變化,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一)特殊的傳染性病毒

   影響此次疫情中社會風險的首要因素是新冠肺炎的傳染性、危害性以及不確定性。從目前的抗疫實踐看,新冠肺炎的傳染性極強,潛伏期長,無癥狀傳染,多點攻擊人的身體。與其他傳染病相比,死亡率為2.3%左右,略高于普通的流行感冒,遠低于非典的10%。但是,問題在于人類對它的結構、性質、來源、傳播途徑以及治療方法還缺乏科學的認識。因此,只能采取大規模的限制人員接觸的防控辦法。因此,疫情暴發時一度造成社會緊張。隨著疫情的發展,人們對這種病毒的研究逐漸深入,認識越來越清晰,應對的辦法也越來越科學有效,社會心理預期逐漸明朗穩定,人們對戰勝新冠肺炎疫情的信心逐步增強。但是,病毒不斷變異,尤其大批醫護人員和相關專家受到感染,并且出現多例因病而亡的情況,不斷沖擊著已有的研究結論的科學性和治療方法的有效性,增加了疫情防控的不確定性。

   (二)特殊的疫情發生地點

疫源地的經濟社會特點以及地理位置等因素也是引發社會風險的重要因素。根據武漢市政府門戶網站資料,2018年末武漢市常住人口為1108.1萬人,戶籍總人口為883.73萬人,其中鄉村人口為236.80萬人,城鎮人口為646.93萬人。武漢地理位置重要,處于南來北往、連貫東西的交通樞紐,素有九省通衢之稱,經濟商貿活動頻繁,流動人口多,因此,疫病傳播快、防控難度大。大量被感染的新冠肺炎確診和疑似病人直接或間接都有與武漢感染者接觸的經歷。截至2020年2月9日24時,武漢市累計報告新冠肺炎病例16902例,占湖北省29631例的57.04%,占全國40171例的42.08%,湖北省又占全國的73.77%。正是由于疫情發生地明確,因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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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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