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敏 包智明:公民身份與全球化時代的族群關系——南非排外暴力問題的社會學研究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13 次 更新時間:2020-03-31 23:04:37

進入專題: 外國移民   排外暴力   外籍黑工   公民身份   族群關系  

劉敏   包智明  

   【內容提要】 近年來,隨著移民問題的凸顯,針對外國移民的排外暴力成為全球化時代族群關系的一種新形式。本文運用和拓展公民身份理論,對南非的排外暴力問題進行分析和解釋。作為南非二元身份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外籍黑工”這一帶有歧視性的身份名詞,是種族隔離時期白人政權對外籍黑人移民進行限制與排斥所衍生的社會結果。在后種族隔離時代,公民身份制度在整合南非黑白種族關系的同時,卻也固化了本國民眾與外籍黑工之間的關系不平等,對外籍黑工形成了身份區隔和社會排斥,進而演化成為底層民眾針對外籍黑工的大規模排外暴力沖突。在南非西開普省的馬普社區,社區公共論壇為底層民眾與外籍黑工提供了一個對話協商的群際接觸平臺,推動了公民身份制度變遷,促進了排外暴力問題的化解和外籍黑工的社會融入。

   【關鍵詞】 外國移民,排外暴力,外籍黑工,公民身份,族群關系

  

   一、引 言

  

   20世紀下半葉以來,隨著全球化的深入與跨國移民潮的興起,移民問題日漸成為一個世界性難題,并引起學界廣泛關注。傳統上,移民問題多發生于歐美等發達經濟體,但近年來有擴散之勢,并波及南非等發展中國家。作為全球族群問題研究的重點和熱點地區,在后種族隔離時代,南非的族群關系問題呈現一系列新的趨勢或變化。一方面,傳統的黑白種族關系問題逐漸從對立走向緩和,真相與和解為世界范圍內的族群關系問題提供了新的解決范式,并在盧旺達、加拿大等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另一方面,本國民眾針對外國移民的抵觸情緒不斷高漲,排外暴力事件屢有發生。①

   2008年5月,一場針對外國移民的大規模排外暴力從南非約翰內斯堡市郊區的亞歷山大鎮(Alexandra Town)的底層社區開始,迅速席卷南非全境。這次排外暴力沖突造成至少62人死亡,同時有多人受傷,超過15萬外國移民流離失所。②不少外國移民居住的棚屋、經營的小型便利店(spaza shop)被洗劫和焚毀。2015年4月,針對外國移民的大規模排外暴力沖突再一次從德班、約翰內斯堡的城市底層社區蔓延至全國,打砸搶燒的暴力行徑造成至少7人喪生,南非的族群關系問題也再度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

   對外國移民日益增長的敵意,是后種族隔離時代南非族群關系的顯著特點。③然而,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在南非民眾看來,外國移民具有雙重屬性。通常,那些從歐美來的白人移民被視為“游客”和“投資者”,能夠給南非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機會,并提供幫助,因此受到歡迎。與此相對,那些從非洲地區來的外籍黑人移民,則被認為對南非有害而無益,應該被驅趕出去。④正是這些外籍黑人移民,成為南非底層民眾排外暴力的主要對象,并有著特定的污名化稱謂,即“makwerekwere”。

   在南非黑人土著語言中,“makwerekwere”是帶有貶義性質的詞匯,最早被用來形容那些來自南非以北地區、說話含混不清的黑人勞工。⑤作為一個帶有歧視色彩的外來人身份概念,“makwerekwere”逐漸被用來特指那些通過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等途徑,在南非打黑工的外籍黑人移民,⑥本文稱之為“外籍黑工”。外籍黑工主要為來自津巴布韋、莫桑比克、馬拉維、贊比亞、尼日利亞、索馬里、剛果(金)、安哥拉等國的非法移民、尋求庇護者(asylum seeker)及少量難民(refugee)。他們主要從事保潔、保安、園丁、開出租車、飯店打工等沒有勞動合同保障的非正規工作,還有少部分成為小商販等自雇職業者。在很多南非人看來,這些外籍黑工應該待在他們的國家,而不是來南非打黑工和制造社會問題。

   基于以上事實,本文關心的主要問題是,在南非種族和解與族群關系和諧的“彩虹之邦”建設過程中,為什么會連續出現底層民眾針對外籍黑工的大規模排外暴力與族群沖突?應該通過怎樣的途徑來疏導和化解排外暴力?

   本文的實證資料來源于筆者自2014年9月至2016年9月在南非西開普省對外籍黑工及排外暴力問題的實地觀察和半結構訪談。筆者還收集了大量南非各級政府的歷史檔案資料與統計數據,以及相關排外暴力事件的新聞媒體報道和研究文獻等。田野調查地點位于西開普省南部地區開普半島(Cape Peninsula)的馬普社區(Masiphumelele)。馬普社區是西開普省222個非正式居住點中人口規模較大的一個,也是該省著名的外籍黑工社區。該社區原本計劃居住2500人左右,但隨著本國移民⑦與外籍黑工的增加,在這片約0.3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實際居住人口超過30000人,其中約三分之一為外籍黑工。⑧

  

   二、文獻回顧與理論視角

  

   (一)群際接觸與資源競爭

   群際接觸是展開移民問題討論的基石。1954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奧爾波特(Gordon W. Allport)在《偏見的本質》一書中系統闡釋了群際接觸理論,并提出“對立群體的成員通過恰當的接觸,可以減少族群偏見并形成積極的對外群體態度”的核心觀點。⑨

   群際接觸理論在南非的排外暴力問題研究中得以應用,但得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研究結果。一方面,有學者建議可以通過培育社會資本促進南非民眾與外籍黑工之間的信任和群際接觸,以緩解后種族隔離時代的排外暴力問題。⑩另一方面,亦有學者認為,與外籍黑工之間的群際接觸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增強了底層民眾的排外情緒。11例如,2006年南非移民項目排外情緒調查(2006 South African Migration Project Xenophobia Survey)數據顯示,如果0分為最排外,10分為最不排外,白人和黑人的得分分別是3.91分和4.01分,似乎白人比黑人排外情緒要高。12盡管南非白人排外情緒得分相對較高,但由于缺少群際接觸,白人社區較少發生排外暴力事件。13雖然南非黑人排外情緒得分相對較低,但與外籍黑工有更多的群際接觸,排外暴力事件主要發生于城市底層黑人社區。

   換言之,群際接觸理論有利于理解南非排外暴力問題的社會根源,有助于解釋全球化時代的國際移民問題,但族群接觸中可能包含族群整合與族群沖突正反兩方面的實踐。由于缺乏足夠的實證研究作為支撐,群際接觸理論并沒有辨明產生這兩種截然不同后果的社會機制,因此在解釋族群沖突問題時面臨諸多挑戰。14鑒于已有的群際接觸理論在詮釋族群問題方面的瓶頸,對南非排外暴力問題的解釋需進一步理解族群接觸可能導致的后果及其社會機制,從而發展出更具解釋力和包容性的研究視角和分析框架。

   近年來,基于底層民眾與外籍黑工之間的群際接觸與利益博弈,資源競爭理論成為學者分析南非排外暴力問題的主要解釋路徑。相關研究指出,在南非種族和解與民主社會轉型過程中,不斷加劇的貧富差距與長期惡化的高失業問題,激化了底層民眾的偏見、歧視與排外仇外等不寬容意識。為了獲得有限的工作、住房、婚姻等資源,底層民眾開始通過排外暴力等方式來排斥外來競爭者,而外籍黑工則成了“替罪羊”(social scapegoat)。15在南非屢屢發生的排外暴力事件中,筆者也注意到,這些看似局部、隨機與個別的事件背后,不排除底層民眾對當前社會轉型不公、貧富差距拉大與失業率不斷攀升的不滿與抗議,并反映出底層民眾在急劇的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失衡與焦慮心態。

   資源競爭理論雖然提供了一個關于排外暴力原因的分析路徑,但有幾個基本的盲點需要重視與闡明。首先,基于資源競爭的論點,經濟社會地位較低的底層民眾被建構為包藏排外暴力禍心的族群,而這不過是“歸咎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意識形態解釋的又一個經典范例。其次,若底層黑人民眾的經濟社會地位得以改善,則排外暴力問題也將緩解,這似乎過度簡化了排外暴力事件背后的社會復雜性。此外,在排外暴力事件中,同樣涉及本土商販的利益,底層民眾幾乎專門攻擊外籍黑工開設的便利店,而很少攻擊白人開設在社區周邊的連鎖超市。而且,同樣是在城市底層社區中開設雜貨店與從事小商品貿易,中國商店及中國商人并沒有成為特定的排外對象。16

   雖然群際接觸理論與族群競爭理論都試圖構建關于族群沖突問題的分析框架,但由于研究路徑上的依賴,總體上仍然認為排外暴力問題產生的主要因素為族群之間的接觸、互動與競爭,并沒有就族群接觸與競爭的制度環境展開討論。事實上,無論是族群接觸還是族群性資源競爭,都依賴于社會行動者在常規競爭中所采取的制度化手段,如意識形態、制度框架與社會組織等。17而這恰是社會學關于族群問題研究的突破口,即通過展現社會行動者如何依據制度環境及復雜多變的地方情境,界定和建構族群關系的實踐規則,來解釋排外暴力問題的制度性根源。

   (二)公民身份與族群關系

   公民身份制度是現代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它構成了國家與社會關系解釋的重要維度。近年來,關于移民問題及移民政策的爭辯,使得公民身份理論成為學者分析全球化時代族群關系問題的主流理論范式。學術界圍繞本國民眾與外國移民之間的身份差異和族群差序進行了一系列頗具啟示的社會學研究,并以此分析了排外暴力等全球化時代族群關系問題的制度基礎。

   盡管公民身份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城邦政治思想,18但明確提出并加以系統研究則源于英國社會學家馬歇爾(Thomas Marshall)。馬歇爾認為,公民身份是“一種地位(status),一種共同體的所有成員都享有的地位,所有擁有這種地位的人,在這一地位所賦予的權利和義務上都是平等的”。19換言之,公民身份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共同體的成員資格(entitlement),與這種成員資格相連的是一整套平等的公民權利和義務。

   雖然馬歇爾等人認為公民身份是一個平等的制度體系,有利于對抗階級不平等和彌合階級裂痕,進而促進社會團結和族群整合,但20世紀末期以來,這種整合性的制度體系,因為全球化的深入與跨國移民潮的興起而不斷受到挑戰和質疑。學者的研究指出,作為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公民身份與封閉的政治共同體,即“國籍”密切相連。20公民身份大多是從父輩繼承而來,是一種先賦身份。21例如,在德國,由于有著取決于父母國籍的慣例,公民身份本質上也就成為一個血統和出生的問題。22

   還有學者認為,基于“國籍”這一法律意義及意識形態的明確區分,公民身份制度對外國移民形成身份區隔與社會排斥,而國家的重要職能,就在于強化本國邊境的管理及實現對外國移民的控制。23換言之,公民身份制度具有雙重功能,既是一種與本國民眾相關的社會整合制度,也是一種針對外國移民的社會排斥制度,而其標準則在于是否擁有國籍。此外,盡管許多外國移民擁有合法居留權利,但其所享有的公民權利卻是不完整的,而那些非法移民或難民,他們不僅不能享受任何形式的公民權,且隨時有被驅逐出境的風險。24

相關研究還指出,在歐盟,盡管號稱“超國家公民”(supranational citizenship)的“歐洲身份”概念代表了一種對傳統以國籍為基礎的公民身份制度的超越,并對歐盟范圍內原本基于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重構及族群關系整合起到了推動作用,但歐洲身份在實踐過程中也產生了新的身份不平等與針對外國移民的社會排斥,即一邊是來自歐盟成員國的正式公民,另一邊則是來自非歐盟國家的外國移民。正是因為公民身份不平等所帶來的區隔與排斥,外國移民難以融入歐洲社會,進而產生排外、恐怖襲擊等族群關系問題。25易言之,公民身份在實踐過程中包含兩種矛盾性的力量,一種是彌合階級裂痕和促進社會團結的族群整合力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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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vasnj.com),欄目:天益學術 > 社會學 > 底層研究專題 > 特殊群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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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開放時代》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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