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行之:注意賈平凹這個人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7321 次 更新時間:2020-03-31 15:08:05

進入專題: 賈平凹  

陳行之 (進入專欄)  

  

  

   實際上,本文標題早在1985年也就是距今35年前就擬好了,我卻一直沒有把文章寫出來。這期間我寫過一些關于賈平凹的文章,但大都是出于工作原因從編輯角度談論他的,譬如1986年我在陜西《文學家》(大型文學雙月刊)主持工作,為他開“陜西中青年作家研究·賈平凹專輯”的時候;譬如1993年我在北京為他的長篇小說《白夜》當責任編輯的時候,都曾經以對話錄的形式與他做過交流。那種形式的交流,我作為編輯主要是想引出他的談論,我自己并沒有或者說很少對他的作品做出評價。2006年以后,我在寫作長篇小說之余開始寫作思想隨筆,到今天已經累積三百多萬字,其中有一些篇什是談論文學的,譬如《文學應當有一條哲學的通道》(2007-5-16)、《在思想者陣地上沒有中國當代文學的身影》(2008-3-21)、《在舒適的不自由中死去》(2008-5-8)、《十問王蒙》(亦名《中國文學處在最好時期嗎?》,2009-12-3)、《中國離諾貝爾文學獎有多遠?》(2010-10-8)《中國文學的當下處境和未來發展》(2012-8-26),等等,其中牽涉到陜西籍而在全國處于第一方陣作家的,還有談論路遙的文字,談論陳忠實的文字,然而我卻沒有寫一篇在我心目中占有特殊位置的關于賈平凹的文字。我曾經問自己:“你怎么一直沒寫賈平凹呢?”這是很難用一兩句話回答的問題。

  

   記得,和賈平凹初識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已經開始磕磕絆絆地寫小說了。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說經路遙當責任編輯在《延河》發表,后來經白描當責任編輯又在《延河》發表了第一個中篇小說《小路》(這是《延河》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創刊以來第一次發表中篇小說),雖然我當時還身在延安,卻已進入陜西省業余文學創作隊伍,能夠參加陜西省作家協會組織的活動了。我大概就是那個時候認識陳忠實和賈平凹的(和路遙認識要早些,我們是大學同學)。我關注著陜西文壇最讓人矚目的這三個人,我當時心理上對他們的排序是:陳忠實——路遙——賈平凹。這個排序與他們三個人發表作品的時序有關,當時他們最重要的作品都還沒有發表出來。

  

   1985年我調到西安并且開始主持《文學家》工作的時候,賈平凹早已跳離兒童文學寫作,創作并發表了以《商州三錄》為代表的一系列散文作品,這意味著賈平凹正在形成自己的文學品格,他在我心目中開始占有最重要位置,如前所述,當我在《文學家》上為陜西中青年作家開辟研究專輯的時候,毫不猶豫地將賈平凹排在第一位推了出來(有趣的是,由于專輯收錄一篇紀實性文章,我和賈平凹還被人告上了法庭,共同當了一次被告,在料理這樁不得不應付的官司過程中,我對賈平凹這個人有了更直接也更深切的了解),在那期專輯中,我和賈平凹有一篇關于文學的長篇對話,我印象主要談的是他的散文作品——我是把他作為散文家而非小說家看待的。那時候我對賈平凹散文有一種固執的偏愛,在我看來賈平凹散文已入無人之境,在中國文壇沒有對手了。就在那次談話之余,我頗為鄭重地在札記本上寫下了本文標題,準備找機會寫一篇文章,有感而發,談談賈平凹其人及其散文的文化淵源或者文化底蘊,然而就像我開頭說的,一晃兒35年過去了,我卻一直沒有把這篇文章寫出來。

  

   35年以后,我終于決定要寫一寫賈平凹了。現在寫這篇文章,由于有了賈平凹作品的大量積累,有了新時期文學完全嶄新幾乎可以說是整體的樣貌展現,談論的角度與當時已有很大的不同,景深更大了,視界更寬廣了,某些部分甚至可以說是顛覆性的,但基本骨架,也就是我對賈平凹作品的基本看法沒有發生改變,所以我仍沿用這個標題。

  

   需要說明的是,為了節省篇幅,我將盡可能不介紹作品內容,這雖然會給沒有讀過賈平凹作品的讀者造成一定程度的閱讀困難,但是也有好處,那就是有利于我對賈平凹這個人做帶有某種抽象意義的觀念表達。

  

  

   就世界范圍來說,文學,尤其是小說,我認為大體上可以分為三種主要類型,一種是社會歷史的,一種是觀念哲學的,一種是文化情感的。當然,三者并沒有明顯的界限,很多時候它們是綜合到一起的,只不過某種類型的特點更加凸出而已。特點越凸出,辨識度越強。譬如雨果的長篇小說《九三年》,雖然有社會歷史的外殼,但其內里或者說作品的內在張力仍舊是觀念哲學的,與《巴黎圣母院》、《悲慘世界》、《笑面人》、《海上勞工》等長篇小說沒有什么不同,浪漫主義文學大概都可以歸結到這個類別中去。其他諸如薩特、加繆、艾因·蘭德等哲學家的小說,文學批評家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更可以被歸到這個類別中去。中國古代四大名著,《三國演義》擁有更多社會、歷史的特征,無法認為它是文化、情感的;《水滸傳》毫無疑問是社會、歷史的;《紅樓夢》在我看來則是文化、情感的,盡管它骨子里有社會、歷史因素作為骨架;《西游記》是觀念、哲學的,你從那些妖魔鬼怪故事中無法讀出歷史,卻可以讀到吳承恩先生的觀念和思想。其他諸如《聊齋志異》則一定是文化、情感的,不大可能從這部作品中尋找到哲學或者歷史的東西。這種劃分,當然是很粗略的,也許很多人不贊同,但為了敘述方便,我們且把它“暫存”在這里。

  

   賈平凹作品屬于哪種類型呢?在我看來大體上是可以歸為文化、情感類型,或者說賈平凹作品是有厚重潛沉的文化淵源的,這在中國新時期文學中可以說獨樹一幟,沒有第二人。這種特點,在賈平凹作品中一脈相承,并非興之所至,偶然為之。這固然與賈平凹喜愛中國古代文化經典,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受到廣泛而直接的影響有關,但是一個作家內在品格的形成并不這樣簡單,它一定與作家獨特的生命體驗和感應世界的方式有極為密切的關系,這就構成了賈平凹不同于任何人的文化印記,我們可以從《商州三錄》等大量散文作品中,從賈平凹一系列長篇小說中尋摸到這種印記。賈平凹在新時期作家中不可替代,正是源于這種無可替代的文學品格和藝術個性。

  

   賈平凹作品自成一體的文化印記吸引了一批讀者,同時也讓一批試圖從文學中尋找社會、歷史蹤跡并試圖從中攫取精神慰藉或者人生答案的人感到不滿足。除此之外,更有個別所謂的評論家(我一向認為依附在作家協會體制上的中國文學評論界極為膚淺極為功利極為不健康)用與文學評論毫不沾邊的所謂“文學評論”恣意詆毀他污損他,在一部分讀者中造成消極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妨礙或者說削弱了賈平凹作品的正面影響。賈平凹沒有對此做激烈反應,一如既往地寫作著發表著。我對賈平凹特有的沉靜與肅然充滿了敬佩,這種敬佩由來已久。由于中國獨有的作家協會體制的原因,在人生姿態上,捧文學這碗飯的作家、批評家擁有獨特(我不在這里奢談“獨立”吧)人生哲學的人少之又少,絕大多數人都沒有逃脫司馬遷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路數,所謂的“文壇”成為了進行權力爭斗、交換各種利益的骯臟之地,賈平凹是我看到的極少數清心寡欲既不追逐權力亦不追逐以文學手段為稻粱謀的人,文學本身就是他精神生活的全部,這樣的人的精神生活不可能不是孤獨寂寥的。

  

   賈平凹的人生哲學與先秦老子、莊子以及東晉陶淵明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老莊哲學或者陶先生之“隱”卻并不是他人生哲學的全部。他的此種人生姿態必定會反映到作品中來,而這也正是中國新時期文學背景下賈平凹作品特殊的價值魅力之所在。在近現代還很少有人如此平淡而又深刻地以文學的方式表現當代意義上的文化中國。盡管他有意間移了作品人物與現實的距離——甚至在給作品人物取名上——也很少觸及當代生活中尖銳的社會、歷史問題,然而在我看來賈平凹是同時代中國作家中對中國意象和中國人靈魂的最深刻也最獨到的觀察者、體驗者和表現者。無論“廢都”意象中的知識分子,還是出沒在其他小說中的各色人等,都在沉隱的狀態中直擊了當代生活,不同點在于,他再現的并不是人們耳熟能詳的現實(尋常)之在,而是經過藝術的變形處理的精神圖景,一幅需要遠距離觀察和近距離欣賞的精神圖景。賈平凹作品的這種特質,會隨著時間的延展越來越凸出地顯現出來,甚至可以說,“時間”是賈平凹作品魅力“顯現”所需要的唯一條件。這意味著賈平凹作品遠遠地走到了讀者的前面,它們需要等一等讀者跟上來。時間越是沉淀,讀者將越會發現賈平凹作品與時代的貼合有多么緊密,以至于多少年以后,人們只有藉著賈平凹的描述,才可以了解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和中國人,當然,那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和中國人。

  

   成天浸淫在中國現實中的中國讀者尚且與賈平凹存在著如此大的距離,更何況對中國文化一知半解的外國人了!2012年,當我聽說挪威那幫子人(這里絕無貶義)決定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莫言時,我曾經感慨道:“他們誤讀或者盲讀了中國文學。”言外之意,在中國有遠比莫言更好的作家——如果你對中國文化源流及其發展路徑有更好了解、對新時期文學作家群體有更深刻觀察的話——我指的是賈平凹。

  

   這里顯然有比如何看待賈平凹更值得探討的問題。

  


   眾所周知,中國傳統文化在某個時間點上事實上是被中斷了,這一點,與秦王朝終結春秋戰國時期文化多元、百家爭鳴的局面極為相似。中國歷史無數次證明,大一統并非必然意味文化博興,反之,社會失序反倒是文化發展的難得良機——沒有周王室衰敗、諸侯國爭霸的歷史背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陰陽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方技家等所謂的“百家”,就沒有機會登上歷史舞臺;沒有三國到兩晉時期頻繁的戰爭動蕩,國之不國,也就不大可能出現以“魏晉風骨”入史的魏晉文學;沒有清王室崩解、軍閥混戰,中央政權難以統攝江山,更不可能以中國近現代史上罕見的規模涌現出一大批哲學家、歷史學家、文學家、教育家、考古學家、植物學家、地質學家等大家。

  

   簡單說,大一統首先意味著思想空間狹小,自由感缺失,精神創造帶有明確的國家權力導向痕跡,這意味著精神創造距離精神創造的真實旨意背道而馳漸行漸遠;而一定程度的社會失范,反倒為用精神行走的人提供了廣闊的空間。這幾乎成為一種被反復驗證的規律。不要說危險的“異端邪說”,即使是作為國家正統的儒學,也難逃這種規律的制約。譬如,從兩宋到明代,儒學的血統實際上已經很不純正了,佛、道的侵入,把它改造成了一種與早期儒學有很大不同的出世之學,喪失了格物致知的學問姿態,不能不說與社會政治情勢的演變(中央集權不斷被強化)有關。如果說這是中國文化的宿命的話,我們甚至可以認為這種宿命綿延不絕,在世界上絕無僅有。這是中華民族持續不斷的精神疼痛,這種疼痛一直延伸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過往不久的“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在中國人精神肌體上所造成的傷口還沒有愈合,每一個中國人都還感覺得到錐心的疼痛。

  

有了上述見解,我們就可以知道,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起時,歷經數十年文化蠻荒和文化摧殘的中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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