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波 董曉波:法律典籍翻譯助推文化記憶建構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79 次 更新時間:2020-03-30 21:56:44

進入專題: 法律典籍翻譯   文化記憶  

胡波   董曉波  

   語言與記憶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文化記憶是一種歷史與現實的互動。20世紀末期,德國阿斯曼夫婦提出了文化記憶的概念,嘗試構建文化記憶相關的理論。文化記憶理論具有很強的跨學科性、人文傳承性和可持續的發展性。2016年,英國學者沃恩·布朗利(Siobhan Brownlie)出版了《在翻譯中繪制記憶》(Mapping Memory in Translation),構建了翻譯與記憶的跨學科研究理論框架,總結了記憶的9種類型,強調了翻譯在記憶塑造、傳承、經典化中潛移默化卻又至關重要的作用。

   記憶可以分為交際性的短時記憶與文化性的長時記憶,法律典籍是集國家傳統法律文化和法律思想于一體的記憶寶藏,屬于文化性的長時記憶。我國現代法治建設也離不開傳統法律文化的浸潤與滋養。新時代背景下,法律典籍翻譯也正擔負著傳統法律文化記憶塑造、傳播與經典化的重要功用。

  

   在法律典籍翻譯中樹立文化自信

   中國法律典籍是古代人們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所形成的智慧結晶,屬于精神層面的文化產品。中華文化雖然在歷史上曾經與外來文化有過交流,如宗教、藝術等,但在法文化領域始終是縱向的輸出而無橫向的交流和吸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國古代是法制文明大國,法文化的早熟使得中華法文化優越于相鄰諸國,從而具備了成為法文化單向輸出國的可能性。以《唐律疏議》為代表,日本的《大寶律令》和《近江令》,朝鮮的《高麗律》,越南的《國朝刑律》和《黎朝法典》,無論是篇章結構還是內容原則,都以唐律為藍本。法律典籍中所體現出的“德主刑輔”“禮法結合”“天人合一”“倫理親情”等思想和價值觀,也都是中華傳統法律文化區別于英美法律文化的獨特性本質。

   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發展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法律典籍是古代社會中的社群對法律實踐、法律經驗、法律思想的總結和升華,需要依靠集體記憶來完成,文本、話語和敘事在構建民族身份上扮演著重要作用,這是人們實現文化自覺的感知媒介,也是增強民族文化自信的根基。翻譯無疑催生了文化記憶在異域文化中的傳播、延續,同時,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在文化交流中也得到進一步深化,不同法律文化之間也正是借助于翻譯這座橋梁,實現認知、溝通和交流。翻譯既是不同文化之間認知、交流和反觀、形成文化自信的鏡鑒,也是構建、傳承、延續和傳播集體、國家乃至跨國之間文化記憶(transnational memory)的重要工具。

  

   法律典籍翻譯構建文化記憶有歷史局限性

   我國古代法律典籍多如牛毛。但是,當前已知的被翻譯成外文的法律典籍屈指可數,主要有《大清律例》《唐律疏議》《大明律》三部法典,以及《刑案匯覽》《棠陰比事》《洗冤集錄》《棠陰比事選》《洗冤集錄詳議》等。然而,就是這些少有的典籍譯本,也未經翻譯學界的充分討論。根據德國功能主義翻譯理論,目的或功能是影響譯者翻譯決定的重要因素。這些法律典籍中有些由于翻譯的時間較早,已經被打上了“時代的烙印”。有的譯者只是節選典籍中的一部分進行翻譯,并不是完整譯本,不少譯本在英語世界所形成的文化記憶,也屬于扭曲的殘缺記憶。

   比如,英語世界對中國法典的譯介,濫觴于小斯當東的《大清律例》,但他的翻譯是處在英國想要和中國建立貿易關系、了解中國營商法律環境、為英中貿易排除障礙的背景之下,明顯帶有謀求在華利益和話語權的色彩。在翻譯策略上,他也是以西方法律著作的體例為藍本,將《大清律例》拆解為多層級、多部門的體例,并使用西方法律既有的概念,為中國法律“改頭換面”,這必然會導致譯文有失真實性和準確性。在此之后,鐘威廉出于校正目的,對《大清律例》進行重譯,其1994年譯本也是迄今為止最接近本真的英譯本,然而,與小斯當東一樣,仍未譯出例文。

   縱觀中國傳統法律典籍在英語世界的傳播,一個帶有規律性的現象是,構建、傳播中國法律典籍的文化記憶,似乎均由外國人主導。《唐律疏議》的譯者是美國漢學家莊為斯,《大明律》的譯者是美國華裔學者姜永琳,《洗冤集錄》的譯者有英國漢學家翟里斯和美國教授麥克奈特。然而,翟里斯的翻譯時間較早,并不是根據宋慈所撰寫的《洗冤集錄》翻譯,而是根據在清道光年間(1843年)童濂所刊的衍生本《補注洗冤錄集證》進行的翻譯……此后,對部分法律典籍進行重譯的國外漢學家、學者和教授,也并非出于構建文化記憶、文化交流的目的。換言之,他們并非“純粹”的譯者,多是出于學術研究的旨趣,以漢學家和對法律史與比較法感興趣的專業人士為受眾。法律典籍翻譯由于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經由不同的譯者,在構建、傳播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上體現出了一定的局限性。

  

   從文化記憶理論下看法律典籍重譯和研究

   文化記憶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記憶是立足于現在對過去的一種重建。隨著時間的推移,記憶也在不斷進步。翻譯在某一特定時期有可能受到某種政治的、個人的意識形態的影響,從而使得文化記憶遇到時空的變遷,就可能發生改變。文化記憶、翻譯和文化傳播是密切相關的。在新時代和新的歷史方位下,法律典籍的翻譯承擔了不同的目的。隨著國家文化“走出去”戰略的深入推進,不同文明之間平等交流和互鑒成為時代主題,翻譯也隨之成為文化交流的重要“信使”,法律典籍翻譯也需要以現代的視角重新解釋和評估。

   對法律典籍重譯和研究,是對既有的翻譯所形成的文化記憶的一種糾正,從而形成更加真實的文化記憶。無疑,這需要我們牢牢抓住法律典籍翻譯的主動權,積極構建民族傳統法律文化記憶,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以往由外國人主導的中國傳統法律術語譯介的準確性如何,將直接影響中國文化形象重構的真實性與有效性。因此,對法律典籍的翻譯需要站在新時代中國的立場,以主體的視角基于中國法律文化的角度,進行重新認識和檢視,歷史上“扭曲”和“殘缺”的文化記憶需要糾偏、彌補和重新構建。

   對文化記憶的考察,有歷史和當下兩個維度。文化記憶剖析文化翻譯研究的記憶屬性,反過來,文化翻譯研究為文化記憶提供了更大的認知空間。一方面,譯者基于歷史文化記憶對某一主題進行意義的認知和篩選;另一方面,類似主題的現有譯作為譯者進一步選譯、借鑒并在新譯作中傳承下來的記憶行為奠定基石。具體而言,對法律典籍重譯和研究,也有超越語言與文本層面的宏觀意義,翻譯是保存記憶的方式,從中可以發現過去與現在的辯證關系,尤其是出版社、讀者及社會觀念的轉變,社會中的權力關系和商業利益形成了譯文的異質性,這些譯文本共同組成了跨文化記憶的場所。

   總之,新時代呼喚不同國家、民族之間進行文明互鑒、文化傳播、平等交流,需要重視法律典籍翻譯在構建傳統法律文化記憶中的重要性。推動中華傳統文化的海外傳播,僅有文化自信當然是不夠的。文化記憶有一定的延續性和傳承性,要構建中國集體文化記憶,就必須有一批具有定力和熱情的學者,孜孜不倦地闡釋、解讀、翻譯中國的法律典籍,構建起中國集體文化記憶,培育出自成體系的法律典籍翻譯研究。

   (本文系江蘇省高校哲學社科重點項目“面向‘一帶一路’的我國翻譯政策研究”(2017ZDIXM110)、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法律文本翻譯、研究及數據庫建設”(18ZDA157)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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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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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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