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行福:共產主義與正義——對羅爾斯和布坎南理論的批判與擴展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40 次 更新時間:2020-03-30 21:55:06

進入專題: 羅爾斯   布坎南   共產主義   正義  

汪行福  

   作者簡介:汪行福,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 200433

   原發信息:《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20193期

   內容提要:按照主流觀點,前共產主義社會的財富分配是由財產結構和社會力量決定的,就此而言,正義來得太早,而到了共產主義社會,資源極其豐沛,無需正義原則調節,正義又來得太晚,因而共產主義與正義無關。然而,問題并非如此簡單。依照羅爾斯定義的“正義的環境”,共產主義是一個超越正義的社會。但是,羅爾斯認為,在共產主義社會,正義的完全消失既不可行,也不可欲。布坎南也認為,共產主義超越了分配正義的環境限制,但沒有超越與非分配正義相關的資源稀缺和價值沖突。為解決共產主義與正義關系的疑難,有必要區分狹義的正義環境與廣義的正義環境:前者指羅爾斯定義的正義環境,即適度稀缺的客觀環境和適度利己的主觀狀態;后者指那些消除了狹義的正義環境的限制,但沒有消除其他的非物質需要意義上的稀缺和非個人利益偏好上的沖突。共產主義超越了狹義的正義環境,但沒有超越廣義的正義環境,在此意義上,正義之于共產主義具有構成意義。廣義的正義環境概念有重要的意義,它的引入可以解決困擾人們的共產主義與正義關系的疑難,對理解當下現實生活中那些與非個人利益無關的矛盾和沖突也有重要意義。

   According to the mainstream of Marxism,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pre-communist society is totally determined by the structure of property and social forces,thus justice came too early.In communist society,resources are so abundant that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is not necessary,so justice come too late,thus there is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sm and justice.However,the problem is not so simple.Indeed,communism is a society that transcends justice according to Rawls' definition of "circumstances of justice".However,Rawls believes that the disappearance of justice in the communist society is neither feasible nor desirable.Buchanan also argues that communism transcends the restriction of circumstanc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but does not transcend the scarcity of resource and the conflict of values related to non-distributive Justice.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it is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circumstances of justice in an arrow sense and a broad sense,the former refers to one defined by Rawls,namely the circumstances with characteristic with moderate scarcity of objective resource and moderate selfish in subjective attitude.The latter refers to those which have eliminated the limitations of circumstances of justice in narrow sense,but have not eliminated the scarcity and conflict that without concerning self-interest yet.Communism transcends the former,but does not transcend the latter.In this sense,justice is constructive to communism.The "circumstances of justice in

   關鍵詞:馬克思/共產主義/正義環境/羅爾斯/布坎南  Karl Marx/Communism/circumstances of justice/John Rawls/Allen Buchanan

   標題注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復雜現代性與中國發展之道”(15ZDB013)。

   馬克思與正義的關系,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是學界討論的熱點。在這一討論中,有兩個問題爭論得最為激烈:一是馬克思是否訴諸正義來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二是馬克思是否訴諸正義原則來為共產主義社會辯護。以胡薩米為代表的肯定派與以艾倫?伍德為代表的否定派互不相讓,針鋒相對。胡薩米認為:“在馬克思那里,社會主義的正義與平等緊密相聯,共產主義的正義則與自我實現相聯。這兩個正義原則通過廢除私有財產權、肯定那種對社會存在條件進行合理的集體控制所具有的重要性,而排除了剝削的存在。”①但艾倫?伍德則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確實認真地對待了“正義”概念,但卻是把它作為需要克服的神秘化或意識形態幻想來看待的。②馬克思既沒有訴諸正義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也沒有訴諸正義為共產主義辯護。在這場大辯論中,大體上是否定的觀點占上風,因為按照經典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社會是由生產力或經濟因素決定的客觀結構,歷史是由客觀必然性決定的過程,公平、正義等規范要求沒有獨立的理論意義。同時,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在前共產主義社會,社會資源和財富的分配完全由階級的客觀地位和力量決定,正義總是來得太早,而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階級已經消失,資源已經充分豐富,無需正義原則的調節,正義來得太晚。總而言之,正義永遠沒有自己的“正點”時刻。

   羅爾斯在這個問題上持一種復雜的立場。一方面,他認為,依據適度稀缺和適度利己的“正義環境”概念來衡量,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確實超越了正義;另一方面,他又相信,即使在共產主義社會,正義的完全消失也是既不可想象,也不值得追求的。質言之,正義問題在共產主義社會仍然存在。但遺憾的是,羅爾斯沒有對自己的觀點做出完整的闡述。布坎南在《馬克思與正義》一書中認可羅爾斯的觀點,并提供了系統的闡述。他認為,共產主義雖然消除了與分配正義相聯系的環境條件,但并沒有消除非分配正義意義上的資源稀缺和人際沖突。但是,無論是羅爾斯還是布坎南,他們對此問題的解決都不令人滿意。羅爾斯理論存在的問題是,既然“正義環境”是正義問題的產生和使正義規則恰當起作用的結構性條件,就沒有理由認為共產主義超越了正義環境,卻仍要面對正義問題。布坎南的問題是,他承認共產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稀缺,又否定在共產主義社會正義原則有任何分配的含義,也難以自圓其說。實際上,哪里有稀缺,哪里就有分配。筆者認為,要解決共產主義與正義關系的疑難,需要區分狹義的正義環境和廣義的正義環境。前者是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定義的正義環境概念,即社會財富的適度稀缺狀態和人的行為動機的適度利己狀態。廣義的正義環境是指那種雖然超越了狹義的正義環境,卻仍然存在著與個人偏好無關的稀缺和與個人的利己動機無關的沖突的環境。共產主義超越了狹義的正義環境,但沒有超越廣義的正義狀態,就此而言,正義之于共產主義具有構成性意義。

  

   一、羅爾斯論共產主義與正義

   在《事實與原則》一文中,G.A.柯亨批評羅爾斯沒有清楚地區分與事實無關的終極原則和一定事實約束下采用的調節原則。③確實,羅爾斯不是一個純粹的規范主義者,在他看來,正義不是超驗范疇,而是一定的環境和條件下才會出現的社會調節原則,他把這種適合正義原則發揮作用的環境稱為“正義的環境”(circumstances of justice),學界一般稱之為“休謨—羅爾斯條件”。④羅爾斯在《正義論》第一章中指出:

   雖然一個社會是一種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事業,它卻不僅具有一種利益一致的典型特征,而且也具有一種利益沖突的典型特征。存在著一種利益的一致,因為社會合作使所有人都有可能過一種比他們僅僅靠自己的努力獨自生存所過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由于這些人對由他們協力產生的較大利益怎樣分配并不是無動于衷的,因為為了追求他們的目的,他們每個人都更喜歡較大的份額而非較小的份額,這樣就產生了一種利益的沖突,就需要一系列原則來指導在各種不同的決定利益分配的社會安排之間進行選擇,從而達到一種有關恰當的分配份額的協議。這些所需要的原則就是社會正義的原則,它們提供了一種在社會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權利和義務的辦法,確定了社會合作的利益和負擔的適當分配。⑤

   在這里,羅爾斯闡述了人類生活的一般特征和正義的必要性,但沒有提出正義環境概念。

   羅爾斯對正義環境概念的討論在《正義論》第22節中。在此,他把正義環境定義為使社會成員之間合作可能且必要的一組條件。嚴格地說,正義環境是指正義得以恰當地起作用的環境,而非正義已經實現的環境。這一正義環境有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

   正義環境的客觀條件包含兩個要件。一個要件是對霍布斯的“自然狀態”的重述:眾多的人同時在一個確定的地理空間內生存,他們在身體和精神能力上大致相似,沒有一個人具有壓倒其他一切人的優勢,因而每個人的計劃都可能受到聯合起來的他人的阻止,如果人們不想處于相互毀滅的狀態,就需要接受某種公認的強制規則的約束。客觀環境的這一方面可稱為“霍布斯式條件”。另一個要件是:“在許多領域都存在一種中等程度的匱乏。自然的和其他的資源并不是非常豐富以致使合作的計劃成為多余,同時條件也不那么艱險,以致有成效的冒險也終將失敗。”⑥如果一個社會物質資源極其匱乏,人們必然陷入你死我活的斗爭,不會訴諸正義;如果一個社會的物質資源極其充沛,人們可以各取所需,也就不需要正義。因此,中等稀缺是正義能夠起作用的“適度稀缺”狀態。

   正義環境的主觀方面涉及主體合作的需要以及他們之間利益的沖突。“一方面各方有大致相近的需求和利益(或以各種方式補充的需求和利益),以使相互有利的合作在他們中間成為可能;另一方面他們又都有他們自己的生活計劃,這些計劃或善的觀念使他們抱著不同的目標和目的,造成利用自然和社會資源方面的沖突。”⑦如果人們沒有相近的需要就不會有合作,如果他們的生活計劃完全一致,就不會有分歧。正義環境的主觀方面還有一個方面就是,在這種環境中,人們既是互不關心的,相互間處在冷漠(indifference)狀態,又具有一定的正義感,愿意接受正義規則的約束。他們既不過度自私,也不過度無私,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惡棍。如果一個社會的成員過度自私,正義就變得不可能,而如果一個社會的成員過度無私,正義就變得沒有必要。因而,只有處在“適度自私”條件下,正義才是既需要又可能的。

對照羅爾斯的正義環境概念,在直接意義上,共產主義是一個超正義的社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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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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