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志偉:中國民謠的百年演變與發展軌轍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76 次 更新時間:2020-03-30 21:22:42

進入專題: 中國民謠  

曹志偉  

   近代以來,中國民謠的發展步入“高速期”,參與主體、內容形式、功能作用等方面相較之前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追溯歷史,20世紀初的新音樂運動(1912年)和歌謠運動(1918年)給現代民謠的風格奠定了基調,1912年到1937年民謠的兩次轉型使得民謠參與主體的范圍逐漸擴大,在一定程度上對傳統民謠進行了更新。全面抗戰爆發后,“集體意識”和“革命元素”逐漸融入民謠創作過程中。20世紀3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抗戰情緒和群眾意識貫穿民謠主題,功能作用方面的豐富使得民謠內容更具時代屬性。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校園民謠與革命歌謠實現“合流”,內容形式呈現多樣化特征,中國民謠步入了新的發展時代。

  

   學堂樂歌:東西融合的首次探索

   20世紀初的新音樂運動和歌謠運動是分割傳統歌謠與現代歌謠兩個時代的標志,其中新音樂運動帶來的直接效果是改變了民謠演繹的形式與內容,而歌謠運動的影響則是吸納了眾多知識分子參與到搜集歌謠的活動中。一定程度上,前者是東西方融合的象征,為未來民謠的風格發展奠定了實踐基礎;后者是“革新”的嘗試,它同“新文學”一樣主張回歸平民、回歸人性,讓在民間“沉睡”千年的“民謠”登上了大雅之堂。新文化運動時期,先驅們曾經努力“以西方先進文化和本土的民眾文化為新文化的源泉”,之后的民間歌謠和音樂領域的革命的確也是跟隨著這么做的。20世紀初,胡適、劉半農等人搜集歌謠的目的就不只是為了自己咿呀作唱,而是“文藝的”和“學術的”,這兩次運動使“舊民間文藝”擁有了新形式,為未來民謠的發展定下了基調,使之成為“民族的”“大眾的”文化。

   學堂樂歌是歷史的必然產物,有民謠自發性變異的因素,也有外部干預的成分。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中列舉了俗文學的六大特質,其中一點就是“用于引進新的東西”,民謠顯然具備這一特征。一方面,就探索西方現代民謠與中國傳統民謠結合的可能性這一行為來說,該行為是符合民謠藝術“需要不斷更新”的特征的。另一方面,我國民間音樂“一曲多用”的傳統在學堂樂歌的草創時期就已運用,甚至成為學堂樂歌最主要的創作原則。用一種“舊曲填新詞”的方法適度創編,以達到便于歌唱和流傳的目的。就外部因素看,1912年國民政府大力提倡美育,并且音樂課作為必修課列入普通學校及師范學校的學制,學堂樂歌的產生得益于當時政策的支持。   東西融合的背后,有精英階層試圖通過學堂樂歌宣揚“民主”“科學”重任的目的。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學堂樂歌發揮了反帝反封建和思想啟蒙的“推手”作用。《中國男兒》《何日醒》激發了無數學童愛國熱情,倪覺民作詞的《平等》宣傳平等思想,《格致》《辟占驗》《勉女權》弘揚科學知識、反對封建迷信、倡導女權思想……沈心工、曾志齋、李叔同、陶行知等人的學堂樂歌嘗試既改造了國民性、喚起了國民意識以實現救亡圖存,又實現“美育代宗教”之理想,以傳播新思想、陶冶新人格、培育新一代。

  

   革命歌曲:集體創作的政治文藝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民謠從“學堂樂歌”時代步入“革命歌曲”時代。這次時代的跨越對未來歌謠創作方向影響重大,直接導致了現代民謠的質變。1937年6月《歌謠》停刊,歌謠運動與新音樂運動停滯,取而代之的是“左翼音樂運動”。這一時期,民間歌謠面對的語境與歌謠運動和新音樂運動時期的“救亡”語境不同,歌謠與政治開始緊密結合,這讓參與歌謠創作、欣賞、研究的群體進一步擴大。20世紀3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民間歌謠成為人民群眾參與政治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

   左翼音樂運動時期,呂驥、徐憋庸、沙汀、龍文、冼星海、賀綠汀、薛良在討論民歌民謠的民族主義問題時,都認為需要處理好立足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和遵循抗日救亡歷史使命的關系。1942年,毛澤東提出“走出‘小魯藝’,到‘大魯藝’(指工農兵群眾的火熱生活)中去”。由此,參與主體進一步擴大。

   在全面抗戰的大背景下,民謠作品在當時帶有非常濃重的“史詩”特征,即具有講述“英勇的戰斗或勇敢的行為”的特性。羅兆良在《從古到今:民國時期的民謠轉型》一文中也曾提出,抗日戰爭時期的民謠確實有史詩敘事的階段性特征。“史詩”特征是符合當時的受眾胃口的,人民群眾集體沉浸在抗日的激情中,也影響到了民間歌謠創作風格。不論民歌、民謠還是藝術歌曲,都不再是講述家長里短、感情世界,藝術風格也消失了頹廢的一面。慷慨激昂成為唯一的風格,同仇敵愾成為唯一的目標,因此也造就了一些經典歌謠,如《長城謠》《東北抗聯歌謠》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民謠作為工農階層主流文藝形式出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因此,20世紀3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近四十年里,民謠與政治聯系密切,集體創作成為主流,可以稱這一時期的民謠為“革命的歌”。

  

   校園民謠:多元融合的時代產物

   與“革命的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校園民謠”,楊弦的“現代民謠創作演唱會”,李雙澤的“淡江事件”,余光中回應學院派對現代民謠合法性的質疑,陶曉清召集楊弦、胡德夫、吳楚楚出版民謠專輯《我們的歌》,《夏潮》雜志的創刊……這一系列事件都證明了校園民謠是20世紀70年代末不可逆的潮流。如果說20世紀初的歌謠運動和新音樂運動是民謠從傳統民謠向現代民謠的過渡,被視作現代民謠的啟蒙,那么70年代的“臺灣民歌運動”是“史詩”歌謠向“個性”歌謠轉變的節點,是當代民謠的啟蒙。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當代校園民謠,熔鑄了青年知識分子的熱血青春和深刻思考,直擊現實問題,其傳播路徑已經形成了“點到面”的傳播模式。“偶像”特征初見端倪,可視作民謠偶像產生的起點。

   80年代初,作為歷史語境與發生現場的改革開放和兩岸關系的發展,直接影響了當代民謠的發展走向。大陸的民謠與臺灣、香港民謠,以及西方民謠音樂接軌,開始出現明顯的“世俗化”轉向。成方圓、陶曉清、老狼、高曉松等一大批民謠偶像陸續走上舞臺,標志著“世俗化”“消費化”時代的正式到來。青年人作為這個階段民謠創作的主力軍登上歷史舞臺,很多“個體”注重表現形式的多元、精致,甚至叛逆、反抗、真情、吶喊。因此,校園民謠在內核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成為新時期獨特的音樂種類。

   90年代開始,校園民謠成為獨立的音樂種類出現在音樂市場,風靡至今。當代校園民謠既符合了市場化、市場消費的需要,又滿足創作者形塑自我、追求個性的需要,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和特色。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文以載道’傳統與中國當代民謠傳播導向研究”(16BZW027)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南京財經大學新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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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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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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