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森:疫情之下:反思中國經濟改革歷程,當重讀馬克思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671 次 更新時間:2020-03-30 20:05:27

進入專題: 新冠肺炎   中國經濟   馬克思  

韋森 (進入專欄)  

  

一、閱讀選擇

  

   春節期間,我在紹興家里過年。小年夜才到紹興。對武漢新冠肺炎爆發和流行,我知道稍早些。早在除夕前幾天,就聽武漢的朋友們說一種新的類似SARS的病毒流行開了,說開始傳播很快,死了好多人。故除夕前,心里就很沉重,也很擔心。除夕春晚,看了幾眼,感到極其難受。晚上又喝了些白酒,感覺胃里甚不舒服,故除夕夜不到9點就蒙頭睡覺了。但在紹興鄉下的煙花爆竹聲中,似乎一夜似睡非睡。好在去紹興過年時,開車拉了一些書帶回去,其中一本書是吳敬璉老師的《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一本是我的好友、同事,也是我們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教授的《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年前在北京開會期間,我曾抽半天時間,與朋友和學生一起去看望了吳敬璉老師,聊了大半個上午,獲益良多。從北京回來,就讀完了吳老師的這部著作。張軍教授的《改變中國》,去年年底才出版。他這本書的新書發布會,本來邀請我發言評論的,但因為我去了牛津,沒能參加。從牛津回來后,正好出版社約我寫篇書評。我想,那就在紹興今年過節幾天,爭取為吳敬璉老師和張軍教授的書各寫一篇書評吧!

   年初一的一大早被煙花爆竹聲吵醒,早晨5點多起來,就在書房中伏案寫作。本來想為兩本書各寫一篇書評,但開始敲電腦鍵盤寫作時,發現兩部書幾乎討論一個問題:過去40年中國經濟改革歷程。于是突然萌生了一個奇怪想法:不妨這次嘗試一下用一篇書評來評兩本著作。還不知道之前有人這樣做過嗎?大年初一到初五,每天伏案十幾個小時敲電腦鍵盤。初六回到上海家中,又被新冠疫情肆虐困在家里,也是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總算到2月底寫出了初稿。在寫最近這篇書評時,信馬由韁,看到什么寫什么,越寫越長,最后竟然寫了一篇近5萬字的書評,實際上等于自己也回顧了一下中國40年乃至新中國成立后70年的經濟改革過程,我自己也寫出了一本中國經濟改革簡史了。

   在與吳敬璉老師和張軍的書一同寫書評時,我也閱讀許多其他的著作,包括陸一仁兄剛出版的《無常的博弈:327國債期貨事件始末》(上海三聯書店2020年1月出版)。尤其是讀了美國經濟學大師肯尼斯·阿羅1974年寫的一本英文小冊子,《組織的極限》(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肯尼斯·阿羅不愧為社會學選擇理論的大師。這本書講了許多人類社會制度運行和變遷的深刻思想,讀來有醍醐灌頂的感覺。譬如,阿羅(Kenneth J. Arrow,1974, p.29)說:

   “我以為,正是這樣一種思維方式導致了歷史上的諸多大災難。這種對過去某一個目標的追求(commitment to a pastpurpose),在經驗表明應該被廢棄(reversed)的時候,反而強化了原初一致認同的目標。”

   接著,阿羅這位當代社會選擇理論的大師也告誡我們:

   “理性和前瞻真的能夠帶來延遲和懷疑;同樣,人們的良知、尊重他人,以及我們應當擔心的對遙遠和不可預見結果的模糊意識也會如此。真實信仰者在社會行動中往往更有效率。至于這種行動對與錯,那是另外的問題。……這里并沒有簡單的結論,我也不想給出任何結論。在歷史上有許多時刻,我們只是簡單地必須行動。我們完全知道我們對諸多可能結果的無知,但是為了保持我們完全的理性,我們必須承擔并不一定確定如此的行動的后果。我們須得總是在認識過去的錯誤和變化過程的可能性上保持開放的心態。”

   經歷了40年的改革開放,在中國經濟社會轉型關節點上,重讀當代經濟學的泰斗肯尼斯·J·阿羅的這句話,感覺意味深長。

  

二、選擇理由


   讀這些書,完全是一開始就打算在紹興過節寫書評的,即使是沒有新冠肺炎流行肆虐,我也會在紹興家里讀這些書,寫這篇書評。之所以選擇在元旦和春節期間讀吳敬璉老師和張軍教授的書,是感到我們的國家和社會走到了一個何去何從的關節點上。2018年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2019年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年。當代中國歷史,可以說前30年是中央計劃經濟的實驗,后40年則是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中國前30年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實驗,是不成功的,也給全中國人民帶了巨大的災難。按照國家統計局的相關數據,到1978年,作為一個具有9.6億人口(占當時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大國,中國的GDP總量只有3678.7億元(按當時的美元匯率為2119億美元,還不到現在一個上海浦東新區GDP的一半),人均GDP只有381元。在當時的9.6億人口中,97.6%的中國人生活在聯合國規定的貧困線之下。實際上,正是在當時大多數中國人都吃不飽肚子且整個中國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的情況下,面對殘酷的經濟現實,中國的執政黨和政府開啟了經濟改革之路和對外開放的大門。1978年后40年的市場化改革,已經獲得了巨大成功,使中國走向了市場經濟。隨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了近40年。到目前為止,中國的GDP總量已經超過99萬億元,約合美元14.36萬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二。中國人均GDP剛超過1萬美元。但是我自己覺得,無論是2018年的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紀念,還是去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70周年,我們整個社會都沒有認真地總結經驗和教訓,沒有認真的回顧過去,并沒有進行整體的理論反思。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變化可謂天翻地覆,所取得的成就是如此輝煌。但是,40年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是怎么一步一步艱難的走過來的?現在許多年輕人,并不知曉,而只是享受市場改革的偉大成果。甚至許多在崗位的年輕一些的政府領導人,實際上他們既不真正知道前30年中國計劃經濟實驗時期的一些做法和后果,更不知道“大躍進”和“文革”時期中國人所吃過的苦,受過的罪,甚至幾千萬人餓死于大饑荒。

   實際上,目前在崗的很多人也并不是40年中國經濟改革的參與者和推動者。中國改革開放40年后,許多參與和推動這場改革的領導人和經濟學家目前有的已經去世,現在仍在世的也都退休進入了耄耋之年。對于生活在當代中國社會的政府和經濟部門的領導人、各行業各業的企業家、正在成長中的青年一代經濟學人,乃至哲學社會科學各界人士來說,過去中國經濟改革的艱難歷程和輝煌成就,卻是無論從何種角度來說都是必須具備的知識。了解中國是如何從一個斯大林模式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走到今天我們這種獨特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也對認識當下中國的經濟體制,對把握未來中國改革和經濟發展的大方向,都是必須的。于是,我才決定放下最近幾年的關于貨幣理論和貨幣制度史的研究,伏案月余,讀前面提到的兩部如此重要的書,且隨即寫出這篇幾萬字的改革簡史來。等寫完這篇書評,我就回到自己的專業,專門讀各國的貨幣制度方面的文獻了。

  

三、閱讀啟發


   首先要說的是,無論吳敬璉老師的《中國經濟改革進程》,還是張軍教授的這本《改變中國》,都是新近出版的關于中國經濟改革史的兩部極為重要的經濟學著作。從吳敬璉老師的書來說,他是這場改革的理論貢獻者、實際參與者和推動者,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現實的改革操作層面,可能當今中國乃至世界上沒有哪位學者比吳敬璉老師更合適寫中國經濟改革史了。實際上,吳敬璉老師在中歐工商管理學院教授“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的課程多年,對中國經濟改革的進程可謂是了解最全面,也知道一些別人并不知道的實際過程。因此,對中國的經濟改革進程,吳敬璉老師對此可謂是倒背如流。張軍教授是在中國經濟學改革過程中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中青年輕經濟學家,不但在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中國經濟發展研究上做出了諸多貢獻,而且也實際參與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后期過程,許多改革意見和建議也都被中國政府決策層所接受了。所以由我們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育背景的兩位著名經濟學家來寫中國經濟改革史,再適合不過了。這兩部著作也都寫得真好!均值得細讀。

   由于吳老師是中國經濟改革過程的參與者和推動者,他的整部書全面和深刻和講述了中國經濟改革的過程,從“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一直講到當下,覆蓋了中國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方方面面,也非常深刻地指出了現在中國經濟和社會的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吳老師的書,不管是學沒學過經濟學,普通大眾都能看得懂。張軍教授的這本《改變中國》,雖然也是講中國改革史,但有些章節還是更理論化一些。

   張軍的這本書有兩點點特別值得推薦:

   第一,這本書更注重了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與經濟改革的互動,尤其是講述了在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中國經濟學家的作用。比如,在這本書的修訂版“前言”第1頁,張軍就說:“中國的改革經驗概括為已有經濟理論的實驗室,也被認為可以成功拓展現有經濟學理論的分析范圍,可對經濟學的發展做出貢獻。但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研究都是基于對改革結果的觀察,而對那些為推動改革貢獻的主要人物和事件沒有給予同等的關注。在改革經歷40年后的今天,對于那些需要深入理解中國改革的讀者來說,這是一個缺憾。”接著張軍還說:“中國的改革過程和推動的社會力量的形成是中國改革之初所具有的制度遺產及政治條件的產物,不了解這個背景和初始條件,我們無法知道中國的改革為什么是漸進的、增量式的和分步走的,為什么中國改革中總是形成雙軌體制,并可以做到‘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正是這些制度遺產和政治條件使中國在改革方式和對改革方式的選擇上變得不那么激進。”

   第二,《改變中國》這部著作強調了中國改革是一個向先行國家學習技術和制度的過程,張軍一開始就說:“一旦我們把視野轉入中國改革進程中的‘投入’側,而不是‘產出’側,你就會發現中國改革的精彩之處在于改革如何從黨內的思想斗爭和政治較量中形成主流;在于改革如何在關鍵時候由政治領導人的智慧與眼光所推動;在于改革成為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互動過程;在于改革能成為能讓更多人參與其中的社會過程;在于改革是一個基于局部經驗推廣和試錯法的社會實驗,更在于改革成為一個關于技術和制度的學習與擴散過程。”

   回顧一下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我們國家確實是經歷了一個技術和制度的學習過程。剛開始,我們是想學東歐國家的市場社會主義的模式,但后來這些國家的改革并不成功,并且轉變了制度,甚至連前蘇聯也解體和轉制了,都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了。因此,在20世紀90年代后,我們整個國家并不是在向蘇聯和東歐學習,而是在向西方國家學習市場經濟的種種制度。這包括建立央行,建立現代公司制度,創建保險公司、現代金融體系、外匯市場、黃金和商品期貨市場、期貨市場,等等。實際上,這些機構和組織,都是向現代西方發達國家進行制度學習的結果。就連我們政府現在采取的宏觀經濟管理體系和方法,也是向西方學習的成果。大家可能還沒意識到,我們今天所用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也是從國際上引進的結果。因為,我們國家在計劃經濟時代,所采用的是前蘇聯的“社會總產值”的核算體系。到1993年后,我們國家才采用國際上通用的“國內生產總值”即GDP的國民經濟核算制度。

當然,在中國的經濟改革中,我們也有自己的制度創新,那就是今天還在實行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責任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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