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檸:什么是文學?什么是文學理論?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35 次 更新時間:2020-03-29 00:21:46

進入專題: 文學理論  

張檸  

   一、文學或文學性

   文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文學”指用文字寫作的所有著作,它包含了物質文化之外的人類精神和思想的結晶,包含了學術、創作、文史哲等各個領域的成果,比如我們的先秦時代的“文”、“文章”、“文學”。狹義的“文學”不僅僅強調傳達思想觀念,更強調傳達方式的獨特性,講究辭章的漂亮,或者說是一種最出色的傳達方式,這一意思基本上接近我們今天常用“文學”(Literature)概念。在考察中國古代“文”、“文章”、“文學”的詞義時,劉若愚指出:“自公元前2世紀以來,這些詞表示的大部分意義,與英文一般所謂的‘Literature’大致相當。”【1】而西方的“文學”(Literature)概念,也有其歷史演變的線索。喬納森·卡勒說:“如今我們稱之為Literature(著述)的是二十五個世紀以來人們撰寫的著作。而Literature的現代含義:文學,才不過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這個詞和它在其他歐洲語言中相似的詞指的是‘著作’,或者‘書本知識’。”【2】這一點與中國古代的“文學”概念大致相當。

   可見,文學不僅有廣義和狹義之分,還有古代和近現代之分。20世紀中國的新文學就是一種與1800年以來的西方現代文學接軌的文學,在文學中強調的是普通的人而非神和英雄,是個人經驗而非集體經驗,是每一個集體具體的男人、女人、兒童,而非氏族、民族、家族、階級等抽象的人。陳獨秀從一種風格學的角度區別了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3】周作人抓住了現代文學的實質和要害,認為新文學就是“人的文學”,它的對立面是“非人的文學”。“人的文學”建基于歐洲文藝復興和人文主義運動對“人的真理的發見”,“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中國文學中,人的文學,本來極少。從儒教道教出來的文章,幾乎都不合格(引注者案:以下作者列舉了色情淫書類、迷信鬼神類、神仙類、妖怪類、君臣父子夫妻主題的奴隸類、強盜類、才子佳人類、《笑林廣記》下等諧謔類、黑幕類、集前面幾類之大成的舊戲類,一共10大類“非人的文學”)這幾類全是妨礙人性的生長,破壞人類的平和的東西,應該統統排斥。”周作人認為,這些“非人的文學”著作對民族心理研究是有價值的,也可以作為文藝批評的材料,但在價值上應該排斥,并且認為,明白了道理的、“識力已定的人”【4】可以閱讀。

   至此,我們簡單討論了“文學”這一概念的范圍,并沒有觸及“文學是什么”的問題。毫無疑問,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大家都寧愿避而不談的問題。我們既不能回避,但也不要試圖尋求一種自然科學式的定義。迄今為止,我們的確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關于“什么是文學”的定義。文學是“想象性作品”嗎?那么,如何將《荷馬史詩》與《理想國》區別開來?如何區別想象性很強的歷史文本與想象性很弱的文學文本?文學是“虛構的敘事”嗎?那么,我們如何將《紅樓夢》和《項羽本記》區別開來?為什么有些虛構的作品是文學、有些卻不是?文學是一種“突出的”、“陌生化的”語言嗎?那么,我們如何將詩歌與民間世代口傳的歌謠(比如流行于廣西壯族的“哭喪歌”)區別開來?文學是一個“審美綜合體”?判斷“美”的標準是什么呢?它與道德有什么關系?文學是“語言的綜合”,是一種“雜語”拼貼的結構?那么,綜合它的原則和邏輯是什么?結構它的總體性是什么?或者干脆就說,文學就是那些經過歷史篩選保存下來的“經典文本”,那么篩選標準是什么?究竟是誰在篩選?任何一種說法都會遭到來自各方的質疑。

   其實,關于“文學是什么”這個復雜的問題,對于普通的文學閱讀者來說并不重要,他們不會將一條廣告詞當作詩歌,哪怕這條廣告的外形就是詩歌。他們也不會把一篇新聞稿件當作小說,盡管里面也有故事。問題的重要性是對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者而言的。普通讀者完全可以憑個人的好惡去喜歡或者討厭一部作品,且沒有必須說出理由的要求。而研究者、批評者則必須說出好與不好的理由,必須對文本進行分析,找到它是文學或者不是文學、好或者壞的理由。因此,他們試圖找到其分析文本和陳述理由的邏輯前提——究竟什么是文學。

   問題的解決幾乎是無望的,但它的重要性依然存在。無論如何,我們認為還是有一些關鍵要素與“文學”密切相關,比如,想象、虛構、審美、語言自身的奇特性(音韻、節奏、母題、情節、結構)、語言結構內部的沖突、語言整體與外部環境之間的對話關系,等等。我們稱這些與“文學”相關的要素為“文學性”,也就是“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那種東西”。美國學者韋勒克指出:“一部文學作品,不是一件簡單的東西,而是交織著多層意義和關系的一個極其復雜的組合體。”【5】 韋勒克感興趣的關于文學性的“內部研究”,就是要對作為文學作品存在方式的那些文學要素,或者說“文學性”進行研究,并且對文學的“外部研究”頗有微辭。

   早在20世紀初,俄羅斯形式主義理論家就指出:“文學學科的對象不是文學,而是‘文學性’,也就是說一部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東西。”【6】他們強調的是文學語言與日常實用語言的區別,并以語言的“奇特化”或“陌生化”(OCTPAHEHИE)作為重新喚起人們生活感受的手段。什克洛夫斯基那段著名的論述,一直是“文學性”研究的經典文獻:

   為了恢復對生活的感覺,為了感覺到事物,為了使石頭成為石頭,存在著一種名為藝術的東西。藝術的目的是提供作為視覺而不是作為識別的事物的感覺;藝術的手法就是使事物奇特化(OCTPAHEHИE)的手法,是使形式變得模糊、增加感覺的困難和時間的手法,因為藝術中的感覺行為本身就是目的,應該延長;藝術是一種體驗事物的制作的方法,而‘制作’成功的東西對于藝術來說是無關重要的。

   這里的陌生化,強調的是藝術語言表達事物的時候,所產生的陌生感、新奇感。藝術語言讓呈現在我們面前的熟悉事物,突如其來,好像第一次來到我們面前似的,恢復了我們最初與這一事物相遇時的感受,或者說讓我們回憶起了一種初始的記憶。通過這種閱讀和經驗交流方式,人與事物之間的關系,從現世的各種矛盾突然超脫出來。六十多年后的1982年,什克洛夫斯基在反思“奇特化”這一概念時說:“是我那時創造了‘奇特化’(OCTPAHEHИE)這個術語。我現在已經可以承認這一點,我犯了語法錯誤……結果,這個只有一個‘H’的詞就傳開了,像一只被割掉耳朵的狗,到處亂竄。”【8】

   巴赫金也對俄國形式主義的“文學性”、“藝術手法”、“奇特化”等關鍵概念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認為這些概念帶有消極的虛無主義傾向,因為形式主義者沒有強調用新的積極的結構涵義去豐富詞語,而是僅僅強調消除舊的東西,或者新的詞語所指向的客體的新奇和奇特性。巴赫金進而指出:被“奇異化(OCTPAHEHИE)了的事物不是為了事物本身的奇異化,不是為了感覺到它,不是為了‘使石頭變成石頭’,而是為了別的‘事物’,為了道德價值,這一價值正像意識形態的意義一樣,在這個背景上會顯得更強烈和更明顯。”【9】巴赫金所希望的是,在更為復雜的話語沖突之中,在所謂“奇特化”的背景下,詞語和事物應該帶有更加突出的價值色彩。如果沒有價值限制,“奇特化”或者“陌生化”這些文學性的要素就會被各種其他勢力(比如政治、軍事、商業等)所利用。

  

   二、理論或文學理論

   現在讓我們換一個視角,從“文學理論”或者“理論”的角度來進一步思考文學問題,首先是文學研究的學科邊界,它的學科基礎究竟建立在何種基礎之上?或者換一個提問方式,它的最小研究單位是什么?我們知道,物理學的最小研究單位是原子、質子、粒子……,數學的最小研究單位是“數”,“善-惡”是倫理學的地盤,“美-丑”是美學的領域,“真-假”是自然科學的判斷,“主體-客體”是哲學的范疇,“詞”是語言學的研究單位,“句子”和“篇章”是修辭學的研究單位。那么文學理論學科呢?德國學者狄爾泰認為,(包含文藝學在內的)人文科學或精神科學,它的最小研究單位是“體驗”。我們的疑問是,這種朦朧無邊的“體驗”或者“經驗”究竟是什么?文學理論“學科”是否能夠勝任對其進行研究的職能?心理學是不是更有資格?如果我們將“體驗”細分,從中抽出“審美體驗”這樣一個特殊范疇歸于文學理論,那么,它如何區別于哲學、美學、心理學學科?

   我們再退一步來思考,設定文學理論關注的是一種“審美體驗”的可通約性;或者說“同情”、“憐憫”、“感動”這樣一些個人體驗(經驗)及其表達方式,在不同個體、民族、社群之間的認同感。那么它是不是會變成古典語文學和修辭學?諾斯洛普·弗萊也認為,文學理論應該關注一種建立在神話和口傳文學基礎上的廣義的“關懷神話”,通過對這種“神話”(過去-現在-未來)的敘述和講述方式的研究,來舒緩生活在整體神話中的人的焦慮。【10】但這是我們所說的“文學理論”嗎?它更多地與神話學和民俗學相關,它不過是當代不斷出現的“理論話語”中的一種而已,而不是我們所說的“文學理論”。在今天,“文學”的確在不斷地刺激當代理論的生產,但“文學理論”依然是一個疑問。我們一直在采用“文學理論”這個說法,但仔細考察起來,其實根本就沒有“文學理論”這種東西,而有的只是“文學”和“理論”,有的只是運用哲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精神分析學、語言學、符號學等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對文學和意義的闡釋和研究,或者說“批評”。

   作為文學研究“客體”的文學,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穩定的實體。在中國傳統的知識譜系中,“文學”包涵在經史子集之中。而西方文藝最早也屬于“技術”、“技藝”的范疇。當現代意義上的“文藝學”,從廣義的古典文獻學中分離出來的時候,它仍然留下了一絲剪不斷理還亂的文化臍帶,它與社會、政治、道德、科學、教育等現實領域的曲折關聯,使它的獨立自主更像是一種朦朧縹緲的審美幻象。因此對于文學的理論思考不可能是自足的,它一開始就打上作為其母體的其他理論話語的胎記。最早的“文學理論”是由這么幾方面構成的:1,關于詩歌、散文、藝術的哲學和倫理學思考,比如先秦諸子論詩歌、音樂、繪畫,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詩論等。2,從事文學創作的詩人、作家對文學的思考,如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雪萊的《為詩辯護》。3,關于文學的鑒賞和批評性言論,包括各種詩話、詞話、點評式的眉批等。因為對象本身與哲學和史學的混雜性,所有這些對文學的論述都是從屬性的,是哲學或者美學的派生物。與哲學、倫理學、歷史學、人類學、心理學等學科相比,“文學理論”不是一種原發性的理論形態,而是一種繼發性理論——它是人們從某種原發性理論立場出發去解釋或操控文學實踐的中間環節。相對于原發性母體理論來說,文學理論始終是一個“他者”,它通過租借其他理論來完成對于文學的評價。它連接著兩端:一端是作為人類精神活動的文學現象或語言現象,另一端是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理論,文藝學試圖承擔溝通二者的橋梁作用。從來沒有純粹的文學理論,它背后總有某種依托。作為“他者”的文學理論產生,源于文學經驗闡釋和意義解說的沖動,因此,文學理論實際上受制于兩個因素:文學實踐和母本理論資源。隨著文學理論在20世紀成為了一個相對獨立的教學和研究的專門化機構,它給人造成一種錯覺,認為文學理論是一個自足的理論形態,它是一個自為的學科,它有自己一套獨立的話語體系和表述體系。但既然文學理論只是一個“他者”,它就只能在旁人舉起的銅鏡中照見自己多變的怪臉,只能在理論的互涉和融合中完成自身形象的建構。同時,它必須隨著變動不居的文學現象的步伐調整自身,必須不斷吸納其他學科領域的最新理論建樹來自我完善,開放性和“互文性”是文學理論賴以生存的必要條件。所以,那種試圖建立一種普遍有效、包治百病的宏大文學理論體系的努力,顯然是十分可疑的。

“他者”身份限定了文學理論沒有能力單獨為文學立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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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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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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