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我、思想史以及中國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565 次 更新時間:2020-03-27 15:53:46

進入專題: 思想史   中國  

葛兆光 (進入專欄)  

  

   訪談人:閔丙禧(Byounghee Min)

   受訪人:葛兆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

  

   閔丙禧(以下簡稱“閔”):葛兆光教授您好,很高興通過訪談向您請教。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除了中國史以外,還從東亞史與全球史的視角來進行研究。在這些領域,您已經有很大的成就,拓寬了新的視野,很幸運能夠借助這次訪談的機會,來聆聽您的想法。這次訪談首先想請您談談您的學思歷程。然后請您談談關于您近二十年關心的兩大主軸——“思想史”與“中國”——為中心的學術問題。

  

一、學思歷程

  

   閔:盡管葛兆光教授您以歷史學家聞名,不過您卻是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攻讀的古典文獻專業。您所讀的這一專業與歐美大學的“department of the classics”專業設置很類似,歐美也有專攻古典(classics)的學者以文獻知識為基礎,對哲學、文學、歷史、政治學等許多方面進行跨學科的研究。那么,請簡單談談您的古典文獻專業的學術背景是如何影響您走上學術道路的?

  

   葛兆光(以下簡稱“葛”):我是1978年開始在北京大學攻讀古典文獻專業的,之所以讀古典文獻專業,是因為別無選擇。1977年是中國“Cultural Revolution”(CR)以來第一次高考,據說有560萬人參加了這一次考試。我希望考上北京大學,但那一年北京大學在我所在的貴州,先是宣布只招收古典文獻專業的學生,所以,我只能報考古典文獻專業。不過幸運的是,古典文獻專業雖然設在中文系,但它的訓練卻給我提供了貫通文史哲不同領域的基礎。我在大學本科和研究生期間,主要精力集中在以文獻為基礎的歷史與文學兩個領域:第一個是中國史學史,我的本科論文討論的是朱熹的《通鑒綱目》,碩士研究生論文主題是關于明清之間的史學思潮;第二個是文獻學,我和我的指導教授合作撰寫了五十萬字的《古詩文要籍敘錄》,考訂各種古典作家的文集的版本源流、注釋優劣和篇目分合,這本書至今還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最好的文獻工具書之一。

  

   正如您所說,古典文獻專業很像西方的“古典學”專業,可以進行跨文學、歷史和哲學領域的綜合研究,這一點也許對我有很大的幫助,讓我不必拘守在某個狹窄的專業領域中。

  

   閔:我從閱讀您1986年出版的《禪宗與中國文化》開始,經過里程碑式的《中國思想史》、《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以及2017年出版的《歷史中國的內與外》,從一個主題到下一個主題的轉化過程,讓您的學術歷程顯得很有邏輯。我的問題是:您最早的研究為什么選擇禪宗作為主題?然后請介紹一下您從中國思想史研究轉到以“中國”為主題的研究這一學術歷程?

  

   葛:我是在1980年代中期開始禪宗研究的,那時我剛剛研究生畢業。因此,了解我那時的禪宗研究,可能要先了解當時中國的歷史背景。也許韓國學者聽說過, 1980年代是中國“文化熱”的時代。什么是“文化熱”呢?簡單地說,“文化熱”,就是中國在1980年代的追尋現代化運動。一方面,中國剛剛走出“CR”,當時人們在理智上大都向往現代化,剛剛改革開放的中國,思想世界基本上仍在五四甚至晚清以來“尋求富強”的脈絡之中。在這種被史華茲(Benjamin Schwartz)稱為“尋求富強”(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也就是追求現代化的背景下,科學、民主、自由等等價值,是知識分子追求的理想和目標。因此,當時的主旋律是魯迅的“批判國民性”,對于傳統文化的批判聲音還很強。特別是,由于不好直接評判政事,就批判傳統,所以,當時很多研究歷史和文化的人,就會發掘傳統文化里面那些導致中國封閉、落后、蒙昧的因素,這個時候,儒家、佛教、道教就統統被重新放在聚光燈下和手術臺上。可是另一方面,學者畢竟對于自己的傳統和歷史有一些依戀的感情,而且傳統的天朝大國心態,也讓中國學者不那么容易全盤接受西方文化,總覺得中國傳統還是有現代資源的。所以,對于符合士大夫口味的禪宗,包括在歷史上非主流的那些自由的思想、反叛的行為、怪異的公案,都很有興趣,在批判的同時也不免有點兒留情,對它的好感,會從前門被趕出去,卻又從后門溜進來。像我自己1985年開始寫《禪宗與中國文化》那本書,在談到它造成中國文人士大夫心理內向和封閉的時候,可能批判的意味很重,但談到它刺激了中國人在文學和藝術上追求“幽深清遠”的審美情趣時,又往往不自覺地稱贊。

  

   應該說,1980年代的政治、文化和思想背景,刺激了當時中國的“禪宗熱”。不過這個“禪宗熱”,本質上并不是歷史學或文獻學意義上的學術研究,而是現實的社會關懷與文化反思下的政治批判。在這個時代,禪宗只是對于中國文化批判和反思的一個案例,并沒有從歷史和思想上真正深入研究。我的《禪宗與中國文化》也許是現代中國大陸學界第一部專門討論禪宗的著作,但也受到這種時代情緒和政治背景的影響,寫得并不好。所以,1990年代我重新寫《中國禪思想史——從6世紀到9世紀》,就開始對這種情緒化的研究方法進行反省,開始沿著胡適的方法,走歷史學與文獻學的路,重新對禪宗歷史作批判的研究。

  

   至于從“思想史”研究轉向“中國”研究,這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我在《宅茲中國》一書的序文里面說過,我寫兩卷本《中國思想史》,最后一節是《1895年的中國》,我覺得,1895年在思想史上是中國的傳統時代的結束,到了1895年之后,中國不得不從“天下”走出來,進入“萬國”,也就是進入新的國際秩序和世界格局,所以,也不得不重新對“中國”自我界定,究竟什么是“亞洲”?什么是“世界”?什么是“中國”?你不能還停留在“天下”的想象里面,覺得自己還是天朝,還是天下,還是朝貢體系的宗主國。所以,1895年以后,原本不是問題的“中國”就成了“問題”,可是一直到現在,還有很多中國學者,研究“中國文學”、“中國歷史”、“中國哲學”,但是好像從來就把“中國”當作一個天經地義的概念,從來不覺得“中國”是要在歷史中重新界定的。所以,這就是我要把“中國”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

  

   坦率地說,之所以轉向研究“中國”這個問題,與我研究中國思想史有直接的關系。原本我還有《中國思想史》第三卷《二十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1895-1989)》的撰寫計劃,但是后來因為精力不足,而且問題太復雜、資料太豐富,加上政治忌諱比較多,雖然做了一些準備,但最終還是放棄了這個計劃。

  

   可是,當初準備些這一部分的時候,我就要考慮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二十世紀的中國不可能像傳統帝國那樣,在亞洲和世界之外自我孤立,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歷史世界,那么,怎樣在亞洲背景和世界背景中,討論近代中國的歷史變遷?第二個問題是,二十世紀的中國如何從傳統帝國轉向現代國家,它真的成為現代的“民族國家”或者“國民國家”了嗎?為什么?第三個問題是,中國這個國家在現代世界上,是不是一種國家的特殊形態,或者說它因為什么樣的歷史原因,使它成為一種特殊的國家形態?這也是我研究“中國”的背景之一,也就是說它仍然是對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延續。

  

   閔: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1950年生的,很冒昧向您提一個比較私人的問題,那就是我們想知道,您所經歷的時代和社會對您的學術方面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葛:對我個人的人生來說,有三件事情非常重要。一是1960年底我全家從大城市北京下放到貴州一個偏僻的縣城;二是1966年開始的CR和1968年被迫到苗族地區插隊落戶;三是1978年重新回到北京上大學。回想起來,這三件事情也許對我影響最大。我生在上海,在北京上小學,都是在中國最大的城市,但1960年底父母親突然被迫下放,到了中國很偏僻很貧窮的苗族地區,從中心和都市,變成邊緣和底層,這種生活,漸漸讓我體會到中國的真正情況,這也許是我思考和認識中國,有時會有與別人不一樣的維度的來源吧;1966年CR和1968年下鄉更是一種切身的經驗,它一方面使我不再相信政治領袖或意識形態的神圣,看到了政治的殘酷,也看到人性的幽暗,另一方面也讓我“接地氣”,不再僅僅從書本中重構和想象歷史,而且可以根據自己的觀察和經驗去理解歷史。尤其是,我生活和勞動的地方是苗族地區,它更讓我懂得“中國”的復雜性,不至于習慣性地以漢族為中心去研究歷史。至于1978年回到北京讀大學,更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折,那時的中國,先是對“文革”進行反思和批判,接著又是前面我們說的“文化熱”,我在北京大學讀書時,親歷時代的轉變,讓我基本確立自己研究歷史的立場和價值。很明顯,每個人都會受到時代的影響,每個學者的研究也都與語境相關,我也不例外,我覺得很幸運的是我經歷了一個“大時代”,在我進行學術研究的時候正好是中國發生轉折,社會劇烈變化,問題變得復雜的時代,也許,生活在這個“大時代”不一定舒服,要經受種種動蕩,但在這個大時代進行歷史研究卻非常幸運,在這個動蕩、曲折的大時代里,比起平庸、幸福、安定的時代,你的問題意識、觀察角度和思考活力,肯定是不一樣的。

  

   閔:再次冒昧向您提另一個私人問題,大部分研究者也都比較關心這個話題。我們都知道,看起來學者的生活顯得既穩定又平淡,實際上,一輩子維持對學問的熱情(走上學術道路)并不是那么容易。直到現在,您仍然活躍于學術研究領域,是什么樣的生活習慣與心態支持您做到這樣,您比較重視哪些方面的努力?

  

   葛:要維持一輩子持續不斷的學術熱情,對個人來說,代價就是生活也許會很枯燥很辛苦,確實不容易。不過我想反過來說,它也許會很有趣很刺激。不是嗎?我個人覺得,有三點很重要,第一,你要把閱讀和研究當作你最高的理想和最大的樂趣,就一定能夠樂在其中(這一點,可能經歷過中國“文革”時代那種人生沒有選擇、沒有條件讀書的學者,比較容易理解)。第二,你要把學術研究和你的社會關懷連在一起,讓自己的學術研究和政治、時代、價值相關,而不僅僅是一種從事的“職業”或謀生的“手段”,這樣就會有刺激和動力(這一點,生活在政治化社會中不得不抵抗各種壓力的學者,比較容易理解)。第三,你要把學術研究放在國際學界的對話之中,這樣彼此激蕩,互相刺激,不斷有新問題新想法,這樣的學術研究就免于平庸和重復,也很容易獲得新鮮感和成就感,這樣也就不會覺得重復和單調了。

  

   閔:新中國成立以后經歷了CR等大變局后,中國的大學在學術研究領域站穩了腳跟。您怎么看待現在中國學界,以及大學前進和發展的方向?我們都知道,包括韓國在內,全球人文學科遭遇到了困境,在同樣巨變的中國社會中,人文學科面臨著什么樣的情況,您對此有什么看法?

  

葛:關于這個問題,剛好我有一篇舊文章《人文學科拿什么來自我拯救》在最近中國的網絡上流傳很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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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今天文學 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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