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敬東:傳染的社會與恐懼的人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530 次 更新時間:2020-03-22 10:33:59

進入專題: 傳染病   社會恐懼   社會學  

渠敬東 (進入專欄)  

  

   各位朋友大家好,現在是非常時期,病毒在威脅著人的身體、心理,威脅著生活和社會。但人的觀察思考,包括我們大學里作為知識人的研究和教學活動,還要正常的開展。今天,我們嘗試以線上形式來討論一下,一個社會在有特別大的變化、甚至是突變的情況下,我們怎樣反思我們既有社會的研究模式、研究范式。特殊的時期,對我們重新思考這些問題是特別有意義和幫助的。

  

一、正常與反常


   作為一名從事社會學研究的人員,我首先想從學科的角度來反思我們既有的研究理路。如果今天來看,特別是大家在一個特殊的危機時刻,有一種撲面而來的特別切身的感受和體悟時,我們就重新有了認識自己、認識社會和認識世界的機會。同時,這種認識和以往的認識不同,因為有強烈的身心刺激,所以它更有感觸,更痛徹,更刺骨,也更有啟發性,會激活我們的生命體。從晚近的社會學,無論是西方、中國,還是世界范圍的社會學研究來講,我們可以討論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學術研究對于特別的時代、危機的時代、有巨大風險的時代的變化是準備不足的。

   為什么如此?是因為長期以來,我們的學術研究,特別是社會科學研究,都在一個常規的思路里,在一個既定的范式里,在一些狹小的中層研究里運行,一些人與他的時代有著非常大的距離,在沒有切身體會這種情況下,做了大量的常規研究。因此,常規研究的方法、理論和基本模式也大行其道,所以我們今天可以看到,當我們突然面對一個極其危機的時刻,知識分子并不能進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社會研究的兩大議題:不變與突變

  

   這就意味著,我們要重新反思社會學、社會科學,乃至學問本身存在的意義。在我看來社會學從它誕生之日起,就擔負起探索“人的科學”的這樣重大的歷史任務。所謂“不變”的常規研究,日常生活的研究,只是晚近以來發展出的研究模式。但社會學自其誕生之日起,研究的就是那些突變的、革命的、危機的、風險的年代。

   我想說的是,社會學永遠都面臨兩大主題,一是我們日常生活的形態,二就是社會的急劇變遷,急劇沖突,甚至是意想不到的突變所帶來的政治、社會、文化、宗教,乃至人心的影響。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化,即social change,是社會學研究的經典議題,也可以稱之為卡爾·波蘭尼所說的great transformation。

   突變的時代有幾個明顯的特點:一是社會很容易陷入失序狀態;二是既有矛盾的淤積很容易造成社會危機;三是日常中潛伏的反常,也很容易發展到極端狀態,構成全方位的挑戰。問題是,當社會處于危險邊緣的時候,那些既有的觀念和認識,無論是思想上的,還是實踐上的,無論是治理意義上的,還是心理準備意義上的,都沒有充分的準備,無法給出可解決的通道,所有的矛盾全都促發和積聚在一起,特別容易形成整體社會的危機。人們平常的一些反常情態,被遮蔽起來的、潛伏中的那些無論社會還是人的心理和情感的邏輯,在一個特別短的時間內,都會發展到極端狀態。這樣,無論對于人的認識,更重要的是對于人的生存,人的秩序均衡,都構成了無限的挑戰。這一點,才是社會學誕生之刻的時候,那些經典理論家們關注的實質問題,因此他們對于人類歷史和文明也做出了最重大的貢獻。

  

   社會學研究要突破常態思維,突破大數定理的思維

  

   我想說的是,我們務必要好好檢討今天的社會學和社會科學研究的常規思維。我們用的方法仍然遵循著大數定律的思維模式,用一些所謂常態分布的方法來理解世界,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叫normal distribution。這雖然只是統計學意義上的方法,卻根深蒂固在我們的思想中,所謂normal,是指我們仍然假設社會是一個在日常整體上秩序化的模式,因此我們往往按照既定的秩序化模式來理解我們自己的生活和社會變化。假設檢驗的研究模式,本質而言是一種日常預期模式,是一種日常觀念的自我循環。特別當我們的生命面臨流行瘟疫的時候,整個社會也同樣面臨著最重要的挑戰和危機,所以我們必須要突破這種常態的思維。換句話說,突如其來的變化,突如其來的危險,是不是我們就全然沒有能力去面對它?我們怎樣從人類以往的歷史和現實生活里發現、尋找突變的規則和軌跡,從而有潛在可能的準備,這一點,更是社會科學的使命。

   面對真正的突變和社會急劇變遷,我們必須要突破常態和正態思維,把那些常態思維設法排除掉的反常的、疾病的、變化的、風險的、預料不到的、潛在的所有人心和社會問題,都應該納入到一個整體的思考范圍里,只有這樣,當危機來臨的時刻,我們才會有豐富的、沉穩的、有效的反應,并將這些準備彼此連帶,發揮出協同的成效。我們以往的學術、思想、文化意識,各種各樣的資源都蘊含著很多,我們需要特別尊重,并加以利用。人類社會的發展晚近以來,“二戰”以來,特別是這幾十年以來,似乎大家感覺到我們已經進入到一個彼此能夠依托在全球世界里,似乎科學技術的發展,治理制度和手段的建設,都能保證整個世界大體可以秩序的方式來運轉,至少可以如此期待。但是,我想這些判斷都太過于樂觀了,我們今天可以看到,整個世界、整個歷史正在發生巨大無比的變化,甚至是極其深刻、充滿危機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當一個地區有新病毒出現的時候,瘟疫就像網狀一樣來遍布,它往往會超出地區的范圍、國家的范圍,形成一個全球相關聯的網絡傳播系統。

   同樣,我們可以說,今天的經濟危機、金融市場,也同樣像病毒一樣是一個連帶性的、擴展性的、即刻便可形成一種風潮,產生極大的變化和挑戰,甚至是瓦解和坍塌。同樣,在整個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上,仍然也面對著文明沖突強大的挑戰。所有這些,都是潛在的、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歷史,我們在日常的研究中幾乎不給予充分重視,卻很容易形成急劇變化,瞬間爆發危機。而就在這非常的時刻,大家今天完全可以感受到,這樣的危機一旦產生,對整體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人心的影響有多么的巨大。面對突變和巨變的社會研究,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哪怕是未來,更應該著重思考和面對的突出的學術問題。

  

   歷史與現實的雙重變奏:重大事件與宏大敘事

  

   這幾十年來,整個的學術研究都在日常化,都在面對那些最平常的、普通的、小時代的生活,于是就有了各種細微的、瑣碎的、middle range意義上的理論和研究,人們的視野往往局限于此。以至于我們似乎要摸清人的世界,以這些研究作為職業的學者們,面對危機更是束手無策,毫無準備。我們整體的學問應該重新得到召喚,回到重大事件,回到重大或宏大敘事的傳統來,和日常研究并行發展,才是一個比較健全的學術發展的體制和方向。

   我們都知道,以往的歷史記載,常常留存的是那些政治社會面臨著矛盾時刻和危機時刻所浮現和造就成的具體的人、具體的事,以及由此形成的輾轉、變化,甚至是劃時代的巨變,這是歷史學提供給我們的豐富的給養。不過近些年來,微觀史學、專門史學、日常史學、社會生活史,雖說要給人們提供這些事件背后的解釋,可研究者往往囿于認識和經驗的局限,往往使我們的眼光越來越脫離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的理解、判斷和體悟。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說學術獲得了發展,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說學術遭遇了重大的損失。同樣,在社會學研究方面,一直以來我們在宣揚中層理論和微觀研究,所謂的那些形式漂亮的、合乎規范的研究,但對于那些最重大變化的歷史和現實,卻越來越失去敏感度和思考力,為什么?因為我們失去了經典理論和面對那些巨變歷史和現實的思想曾經提供給我們的刺激和激發。從這一點來講,我個人認為要重新考慮我們社會中正常和反常的關系,要重新考慮秩序和變遷的關系,要重新考慮日常生活和重大危機時刻的關系,要重新考慮經典歷史和理論和我們今天中層研究的范式和方法的關系,要重新回到人與社會的生命關系上來。正在這個特別的時刻,我們才有機會得到了這樣的一些教訓,得到了這樣的一些教益。任何危機,終究都是人的危機,思想的危機。

  

二、現代社會的傳染機制與系統風險


   以我們小時代的人及其心理感受來說,其實,我們對于幾十年來的穩定生活和社會發展過于適應了,而對于橫亙在人類歷史各個歷史時期的那些重大災難和變化卻失去了充分的認識,越來越失去了感知和領悟能力。我們知道,人類自有文明始,就伴隨著無數的危機,有的時候相隔時間較長,有的時候則瞬間爆發,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記載。比如,修昔底德是希臘一個著名的歷史學家,他在25歲的時候就染上了瘟疫,在雅典他經歷了非常痛苦的過程,他后來寫成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就有清晰的記載:“感染疫病的人從頭到腳都發生了惡化的病情,然后轉移到胸部,疼痛、咳嗽、嘔吐、痙攣”,他也描繪過瘟疫的場面:“由于看護別人的結果而染上疾病的人,像羊群一樣死亡,而且這樣死亡的比因其他死亡的還要多,許多人全家都死光了。這種瘟疫的場景并不是能夠用一般的語匯可以形容的,至于個人的痛苦是人絕對無法承受的”。“鳥吃了這些尸體以后也死光了,甚至絕跡了。”

   我想說的是,這些情況在很早的歷史里發生,有悲痛在,有憂戚在。尤其到了現代世界,這樣的情況變得越來越嚴重。當然,我們知道隨著科學的進步,一方面得到了有效的技術,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這種危機的可能性,可能生發的機遇則變得越來越大。從大航海時代起,人類把幾大洲全部聯系在一起,從十四世紀開始就出現了大規模的瘟疫潮流,在意大利,在埃及,從威尼斯到熱那亞,后來到了佛羅倫薩,人口總量失去了半數以上,最后蔓延到了英格蘭、愛爾蘭,蔓延到了北歐。這種情況都是人類歷史曾經經歷的,但是我們可以看見,隨著現代社會的產生,這種可能性和影響面不是變得越來越小,而是越來越大。為什么?我們直到這種極端時刻,才會有切膚的體會,我們才能重新理解那些經典思想家和歷史學家們所曾經的關切在哪里。

  

   聚集社會:容量、密度與社會潮流

  

   涂爾干在《社會分工論》批評斯賓塞的學說時,就很早討論到了社會容量、社會密度的問題,我們可以說,唯有在現代社會里,人類社會才會空前的容量加大,但更重要的,涂爾干認為,一個關鍵的決定性因素在于社會密度的增加。

我們可以看到,迄今為止,在二戰以后幾乎沒有重要戰爭的情況下,人類社會,整個世界人口的增長量,以及人口的密度,已經到了幾乎飽和的程度。在這樣的密度里,在這樣一個特別緊密的人群聚集的時刻,其涵義已經遠遠超出了物理的層面,在心理的相互作用上,在國家的治理上、在社會影響上、在意見相互傳播上,當然也在病毒流轉上,都會相互積聚擴散的效果。人口的聚集、社會密度的增加,使得現代社會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這個變化不再像是以前,城鄉地域,乃至國家都是以分割形態而存在,而在今天,則完全以廣域流動的、相互滲透的形態出現。所以,涂爾干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他稱之為“傳染”,即傳染社會的來臨。這個詞便是直接從流行病學借來的,就是我們常說的“flu”。(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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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2020-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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