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外人——學界的騙子綜合癥有多大用?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433 次 更新時間:2020-03-20 23:12:03

進入專題: 騙子綜合癥   學術界  

吳萬偉  


阿米·歐伯丁 著 吳萬偉 譯


   作為搞哲學的人,我無法隱瞞我的出身,但我更愿意求助于我奶奶有關“騙子綜合癥”的老生常談。

   讀研究生的時候,有個教授碰見我戴著耳機聽音樂。這首歌肯定令我感到吃驚,怪異的表情肯定寫在我的臉上,因為教授問我是否哪里不舒服。我告訴他沒有,不過還是解釋說我剛剛在聽“歡樂頌”。我不記得接下來我到底還說了什么,但我很清楚那是一首非常棒的“歌”,而且熱情地詢問他是否聽過。他聽過了。他的回答提醒我意識到一個事實:稱“歡樂頌”為“歌”實在不尋常。教授的舉止是那種你不可能不注意到的震驚:一個準備讀博士的家伙,竟然從來沒有聽說過“歡樂頌”。這是我缺乏學界標準的文化素養和階級身份的最早標志之一。

   剛入職的時候,我經常犯下拼讀單詞的錯誤。學界使用的詞匯是我只在書本中遭遇到的——它的語言肯定不是我認識的人嘴里常說的東西。曾經有人夸贊我的“勇敢”,并沒有努力掩飾自己的“鄉巴佬口音”——我根本就不在乎是否有口音,在此之前我并沒有意識到自己有口音。更近些的故事是有人請我主持一場有關階級偏見的研討會。我是搞哲學研究的,沒有研究過階級偏見,這個請求讓我感到吃驚。后來發現,我之所以被選中是因為我的“獨特”生活經歷,所謂的低賤階級出身。即使現在,到了研討會上,人們隨意地問我從哪里來時,那神態似乎表明要費很大勁才能恢復正常狀態一樣。有個學生曾經驚訝地說“我講話的方式像福克納。”另一個學生受到課程評價中“用一個字描述這個老師”的啟發,給我的評價是一個字“要歐”(y’all美國南方口音,意思是你們所有人——譯注)。

   進入學界之前,我并不是特別在意我的出身階級。相對于鄰居和鄉親,我的家人混得都還算不錯,但是,“混得不錯”的評價當然取決于你在與什么人相比。無論如何,我的成長環境所擁有的文化資本與學界很多人的情況有很大不同。在學界,人們口袋里隨時都裝有貝多芬,就像隨身攜帶的零花錢。我的口袋里當然也不是空蕩蕩的,但里面可能更多是流行歌曲。所以,我常常覺得自己是有錢人圈子里的窮光蛋,或者一幫貴族里的文化乞丐。如果使用通行的說法,你可以說我患上了“騙子綜合癥”,指一個人不能適應自己角色的認知障礙,他并不真正屬于那個角色,或者達到了基本標準。

   我仍然缺乏文化資本來讓我通過學界環境的考核。但是,即便我常常覺得自己在學界格格不入,使用“騙子”的原型來解釋自己并不能給我多大的價值。“騙子綜合癥”是一種概念構建,是用令我感覺與自己格格不入的語言和情感塑造而成。畢竟,那是學界的術語,似乎是向上爬的痛苦,你在瞬息萬變的世界里遭遇到的抑郁不適。更重要的是,我能想象已經老態龍鐘的奶奶會有什么樣的表情,如果有人膽敢說她患上“騙子綜合癥”。

   我的奶奶拉格比(Ruby)是農家女也是職業婦女。為了讓家庭奶牛場維持下去,得有人離開前往城里工作。因此,拉格比找到了兒童和家庭服務部(the Department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的初級職位。隨后職位不斷提升,等到退休時,她已經熬成了主任,干了很多年。在女性很難獲得這樣高位的年代,她成為擁有真正名望和影響力的專業人士。她努力工作學習提升自己的水平,成長為一名干練的職業女性,身穿一塵不染的職業套裝,優雅的高跟鞋,文雅嫻靜、干凈利落、楚楚動人。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拉格比的頭發是像頭盔一樣令人羨慕的自來卷,小時候經常去教堂禮拜,在聽到牧師肅穆莊重的祈禱詞“戴上上帝的整套盔甲”時,我經常想到她的頭發。不知道那句話意思是什么,奶奶的頭發似乎是我的體驗中最接近神圣形式的東西。對于不了解情況的人來說,拉格比肯定不會被當作農民的妻子,這恰恰是要點所在。她渴望被當作一流的女性,在城里工作優雅自如,雖然這需要工作,至少曾經有一段時間需要巨大的熱情。

  

本文作者和拉格比

  

   拉格比上下班使用的轎車就停在農場車庫里。因為車庫在大部分時候是開著的,雞有到那里乘涼的習慣,坦率地說,可能還飛到車上拉屎。要么將雞弄臟的汽車清洗一番,要么開著臟車去上班,這樣經受了長時間的折磨之后,最后,有一天從車庫出來,她平靜地吩咐大兒子“鮑勃,把雞全殺掉。”他真的這么做了,她的汽車再也不會背叛她到城里工作的努力。

   “騙子”具有顛覆性,主動地把誰到底知道什么排除在視線之外。

   當我呆在學界環境時,我有時候自己在心里悄悄背誦這個內容,“鮑勃,把雞全殺掉。”我發現這可以作為真正有用的自我治療發揮作用,是呆在聰明人圈子里的下層階級的應對指南。因為我的頭發總是亂糟糟的,我從來沒有達到“上帝的整個盔甲”的境界,但是如果忍不住感受到“騙子綜合癥”的侵襲,我就求助于奶奶兇狠的堅決的眼神。

   拉格比真的將雞全部殺了,雖然不是她親自動手殺的。但是,這不應該被視為戰勝騙子綜合癥的特別具有戲劇性的技巧。因為她選擇的解決辦法可能是最典型的農婦做法,畢竟,城里的婦女大概不會僅僅因為雞擋住了上班的去路就有膽量吩咐他人將它們全部殺掉。拉格比的果斷干脆,毫不猶豫與學界的不安全感以及在想象的外部措施背景下審視自我的心態形成鮮明對比。騙子綜合癥是一種存在性不適抑郁,殺雞是對存在性的否定,是一種方式要保留自我中激烈的、不合常規的部分。在后者,“騙子”是顛覆性的,不是被動地感受到與還沒有適應的環境格格不入,而是主動地將誰到底知道什么等排除在視線之外。我想象拉格比那天下令殺雞,神情自若地到達上班的地方,她的眼睛中可能帶著興奮的異議者的快感。

   “騙子綜合癥”描述了一個我特別不愿意解決的問題。其解決辦法是承認他實際上的確屬于這個群體。但是,我不能說服自己相信我愿意完全屬于這個群體,實際上,我更愿意將屬于該群體的體驗視為一種損失。其中的理由很多,雖然全部匯總起來到一個觀念上,即難以適應是一種我不愿意失去的寶貴價值。

   最近,學界對它的文化將學界上上下下的人都壓得服服帖帖和循規蹈矩的情況變得越來越敏感。騙子綜合癥就是解釋非標準身份如何引發異化的方式。階級劃分就是沿著種族、性別、性傾向和性障礙劃線的一種排除結構。但是,竭力站隊“適應”所付出的認識論代價是什么呢?如果只看到異化,我們就忽略了微妙執行的共同性影響理解力的方式。

   學界一直是上層階級的專屬領地,屬于那些擁有經濟資本尤其是文化資本的人,這限制了學界人士通常看到的東西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們承認所看到的東西。雖然我們很多人并不屬于俗套的循規蹈矩的文化階級,但是我們的交往互動方式常常鼓勵我們的談吐就像我們真是如此一樣。坦率地說,如果你有雞,最好趕緊把你的車上弄臟的地方擦干凈。結果就是我們試驗分析的這個世界看起來比實際上更干凈、更簡單、更加一塵不染。我自己對歸屬感的不滿就源于一種坐臥不寧的批判沖動,一種看到清晰外表所掩蓋的真相的欲望。

   在我的研究領域——哲學,我們擁有很少涉及農業和農村的歷史資源,哲學與窮人的關系就更少了。這種缺陷意味著我們通常擁有的參照系的權威并非名副其實,即使它們向我們展示的很少。我們不妨稱之為瓦爾登湖現象。

   當其他哲學家聽說我有一家農場,他們通常會提到亨利·梭羅(Henry Thoreau)的《瓦爾登湖》(1854)這本書似乎是哲學家鄉村生活的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高1.14米,寬0.73米,制作于公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國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詔書。近代的考古學家得以有機會對照各語言版本的內容后,解讀出已經失傳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義與結構,而成為今日研究古埃及歷史的重要里程碑——譯注)。我非常同情那些渴望鄉村生活的高雅人士,在很多方面,我現在也是其中一員。但是,我只是在閱讀了它之后,才能故意帶著一種自我嘲弄的態度來忍受這個充滿幻想的和反事實的瓦爾登湖。如果我構建有關梭羅的真正鄉鄰如何看待他的評論專區,會如何?或許有農村人喜歡梭羅,但我不會。

   當梭羅在熱衷于自我吹噓的時候,“有多少個早晨,無論是夏天還是冬天,在鄰居們開始勞作之前,我已經開始了我的工作,”我感到吃驚的是他竟然把辛苦勞作的鄰居的日常工作等同于悠閑,真是不動腦子啊。他繼續說,“毫無疑問,城里很多人見到我干完農活后返回,農民在黃昏時開始動身前往波士頓,或伐木工人開始去工作。”毫無疑問,或許這些農民或者伐木工人睡懶覺一直到這個時候,因為前一天干活太多,需要休息時間長一點。但可能性更大的情況是,他們一直在忙于各種瑣碎的常規工作,這是沒有農活經驗的梭羅根本無法想象的東西。

   學界代表窮人和農村人的渴望激發起我內心一種強烈反對他們的沖動。

   梭羅的鄉村生活是刻意為之的,更糟糕的是,它成為經典著作的源頭,不僅簡單地將鄉村生活而且將貧窮的農村人浪漫化。無論是讓·雅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法國鄉巴佬還是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的俄國農民,人們在文學作品中遇到的鄉里人往往值得欽佩,只是因為簡單純樸,沒有自我意識的負擔。托爾斯泰的《伊萬·伊里奇之死》(1886)中的格拉西姆(Gerasim)就是典型例子。

   作為受存在問題折磨而瀕臨死亡的伊萬的仆人,格拉西姆與死亡達成和解。他的意識干脆利落,老實厚道,沒有雄心壯志,沒有探索欲望,更少有理解愿望,給他什么就要什么。這讓他成為中產階級虛假的良心痛苦故事中充滿同情的對象,但是沒有人愿意成為他這樣的人。格拉西姆的斯多葛派儉樸所激發的羨慕背后隱藏著的是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的二分法:寧愿做不快樂的蘇格拉底也不愿意做快樂的豬。

   最近,將農民的純樸浪漫化已經屈服于另外一個更黑暗的觀點。結果顯示,豬其實并不滿意,現在它們把我們都拖到政治爛泥潭中了。農民的形象不再是純樸厚道,而是被污染了,變成偏執、盲從、厭女癥、殘忍的代名詞。這也是一種俗套觀念,無論多么不同,恰恰是在遠處時威力越大。我曾經在2016年美國大選結束之后寫過一篇文章,我感到驚訝的是,針對貧窮農村選民的輕蔑多么快地朝我撲過來。有個朋友總結了這種新氛圍:“沒有人喜歡閱讀農村窮光蛋竭力昂首挺胸走路的故事。”這也許有助于保持象牙塔一塵不染,因為現在更少有人愿意坦率承認自己的低賤出身了。

   學界代表貧窮鄉下人的做法引起我反對他們的沖動——不愿意看到像我這樣的人被看作千篇一律的人,無論是新奇有趣的還是腐敗的,無論是可憐的還是可恨的。學界的同化趨勢意味著否定個人體驗和歷史。它要求認識上的犧牲,要求心甘情愿地舍棄復雜性,隨之舍棄可能性。正是這種可能性令我最為忌恨和不滿。

農場生活利用了軍方所說的“現場便利”(field expediency)。(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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