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敘述:翁貝托·埃科的成功和毀滅之道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20 次 更新時間:2020-03-16 20:22:08

進入專題: 埃科  

吳萬偉  


一直在敘述:翁貝托·埃科的成功和毀滅之道

科斯提卡·布拉達坦 著 吳萬偉 譯

  

   在意大利,有一個非常有用的詞(dietrologia),其字面意思是“對藏在背后的意義的研究”,探索事物的隱藏意義的藝術,也包括最透明的意義。哪有透明這回事?總有陰謀在里面。《蘋果日報》(La Stampa意大利現存歷史悠久的報紙之一,也是意大利擁有國際聲譽的綜合性報紙,原名為《皮蒙特》---譯注)將這種意大利人獨特的癡迷描述為“想象力的科學,懷疑的文化和不信任的哲學,雙重、三重甚至四重假設的技巧。”《新詞語辭典》的作者可能對其不屑一顧,指它們是“對事件進行的批判性分析,努力要辨認出明顯原因背后隱藏起來的真實意圖。”探索事物隱藏意義的藝術(dietrologia)的確是非常嚴肅的事業。

   但是,與此同時,意大利人肆意嘲諷它。有時候甚至連最嚴肅的意大利人如翁貝托·埃科(Umberto Eco (1932–2016))在諸如意大利米蘭藝術節(La Milanesiana)等重大事件中嘲諷它。米蘭藝術節是2000年創建的文化和創意節日,此后每年在米蘭舉辦一次。在2001年到2015年期間,埃科被邀請參加了12次,并在藝術節上發表學術演講(lectio magistralis)。畢竟,他是這個城市最近歷史上最杰出的米蘭人之一(雖然他并非出生在這里,而是后來移民到此的),使用米蘭作為他很多成功小說的背景。他的第一場也是最具持久影響力的學術演講的題目是“站在巨人的肩上”(Sulle spalle dei giganti),后來這個標題成為他死后出版的書的書名。現在,阿拉斯戴爾·麥克文(Alastair McEwen)翻譯的英文版已經出版(哈佛大學出版社2019),其中有很多文章都涉及到探索隱藏意義的藝術。實際上,在其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里,埃科都在進行一場反對最具意大利特征的科學的無情戰爭。他以嘲笑陰謀論為樂;有時候,甚至于到了炮制情節和陰謀策劃者只是為了駁斥它們的地步。在他的整個成熟作品中,埃科一直在探索真正的意義,這讓他成為我們時代最具相關意義的人。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或許是對埃科的開放式著作(opera aperta)觀念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說明,雖然或許有些不正統。里面盡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學術研究,涵蓋的話題之多令人驚嘆,但是,在一個很重要的意義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是一部開放性的未完成的工程,有賴于讀者個人來“完成”。當我們沉浸在埃科的著作中時,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象他的表演會是什么樣子。因為其演講不僅僅是中性的信息傳輸,而是本來就是打算觀眾面前表演的。它們的意圖是要激發聚集在那里的米蘭人的某種情感反應,提醒他們意識到他們與演講者之間的親密紐帶,創造和維持一種思想共同體意識。在第一場演講中,埃科說“邁迪(Medea)很難說只是擁有一個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護士學校的人。”在同一場演講中,他談及諾亞(Noah)和兒子哈姆(Ham)的沖突根源,埃科承認這位父親是“在洪水之后還能喝點小酒的人”,觀眾中肯定有人一直在微笑、竊竊私語和聽得見的快樂笑聲,因此,產生了某種喜歡,表現出某種關愛,但都沒有傳遞給讀者。因此,如果要完成這本書,如果要從閱讀中獲得獎勵,我們就必須將那種快樂還回去。由我們每個人自己去尋找自己喜歡的埃科。 

   在將近300頁的篇幅中,我們發現處于自然生活環境中的埃科:它在當地餐廳(tra amici)的生活場景,被充滿愛意的凝視、羨慕和同謀包圍著。那是輕松自如、舒適隨意的埃科,享受觀察和重構的快樂的埃科。這位證明是罕見的人類奇跡:既非常博學又十分謙恭;既意識到自己的思想名望,又喜歡自我貶低,既是高超的文學和思想世界的創造者,又是不愛炫耀不事張揚的人,這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他曾經在《試刊號》(Numero Zero (2015)中寫到“失敗者就像自修者一樣,總是比優勝者知道得更多。如果你想贏,你需要僅僅知道一件事,不在其它任何事上浪費時間。一個人知道得越多,出錯的機會也就越多。”你怎么能不喜歡他呢?

   埃科毫無猶豫地向聽眾和讀者顯示自我的真實樣子:自我懷疑,困惑不解、容易受傷,特別容易受傷。這本書有看得見的標志來表明這種容易受傷的特征。書中收錄的第12篇也就是最后一篇演講“神圣的代表”是為2016年的米蘭藝術節準備的。埃科寫完了,卻沒有辦法演講,在過去兩年里他患上了癌癥。死神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在他身后越過肩膀凝視著他,就在他忙于思考神圣的和塵世的東西時,最終猛然一擊倒地身亡。你能在書中追蹤到這次襲擊和生命陡然終結的蹤跡。這是典型的表演者和猙獰的收割者(指骷髏狀死神,身披斗篷,手持長柄大鐮刀---譯注)的故事。

   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還有另外一種表演者。在這些系列會議上,埃科重新回顧了他過去職業生涯中一直在研究的某些話題(美、丑、真理等)。在此過程中,他寫出了一些很好的、獨立的隨筆如“美麗的火焰”和“論藝術的某些不完美形式”。更重要的是,這些系列文章圍繞著埃科在大部分學術生涯中一直在追蹤的若干主題線索編織在一起。這位哲學家、小說家、公共知識分子的主要生涯一直都在探索一些困難的問題:我們能知道多少?我們為什么要講故事?秘密在人類事務中發揮什么作用?我們為什么總是需要相信某些東西---上帝、《紐約時報》或最近的陰謀論?在埃科的著作中,這些探索往往變成模糊不清的同一主題---惱人的意義問題,這刺激了他的創造性,塑造了他的傳記,使其成就了現在的他。

   ¤

   埃科的演講的開頭直達問題的核心,我們的首要學術戒命應該是什么:首先是謙遜。因為無論我們說了什么或做了什么,我們都沒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我們似乎知道得比先輩更多一些,那不過是選擇性的幻覺。即使有什么,我們很可能知道并沒有多大價值。不過,雖然我們很渺小,但我們碰巧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這有時候讓我們比他們看得更遠一些。我們站的位置并不配得到稱贊,那不過是歷史的幸運。埃科引用了索爾茲伯里的約翰(蘇格蘭高級教士)(John of Salisbury)的話指出這種修辭的可能來源:“沙特爾的巴納德(Barnard of Chartres)總是說,我們就像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矬子,所以我們能比他們看得更遠,不是因為我們的眼光更毒辣犀利,或者我們的個子更高,而是因為他們的個頭把我們抬高了。”

   謙遜常常被認為是一種行為美德---我們如何與上帝或鄰居相處的問題。但是,它也應該被視為認識論美德---我們如何與我們能或者不能知道的東西相處---與世界、自我和他人相處的問題。自我反思的學者遲早會達到一種境界,無論她有多少知識和理解,都會意識到她不知道和不理解的東西有多么多。事實上,作為學者,她的見解越是深刻,無知和不能理解的維度就越多得嚇人。侏儒恰恰就是學者誠實看待自我的自然狀況。

   這種啟示常常受到非常具體的空間的推動:圖書館。身邊被堆滿了書的一架架圖書包圍著,我們可能感覺到被擠壓得粉碎。但是,漸漸地,我們變得習慣于受到擠壓的狀態,甚至被吸引來到這個地方,過不了多長時間,我們對這個地方的癡迷越來越強,我們徜徉在這個地方的沖動也越來越強。最后,我們把圖書館變成了家,徹底從世界上逃避了。等到我們意識到這一點時,我們已經與圖書館形成一種嚴重反常的關系。

   翁貝托·埃科對這種狀況實在是太了解了。他癡迷于圖書館,成為陶醉于圖書館的書癡和幸福滿滿的奴隸。圖書館里填滿了他的書。他的小說《玫瑰的名字》的最佳部分有一節“基督教世界最偉大的圖書館”,非常適當的是,其絕對統治者是一個惡魔和精神錯亂的人豪爾赫·德布爾戈斯(Jorge de Burgos,這是埃科對他十分崇拜的阿根廷詩人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致敬的姿態)。埃科的個人圖書館也是一種傳奇,單單在米蘭的那個圖書館,據說就藏有三萬冊圖書。

   但是,這個數量無論多么大,都不是要點。因為圖書館能夠告訴你的,不是那里有多少你可以閱讀東西而是能夠知道的東西是無窮的。圖書館的本質就是無限性。你花在圖書館的時間越多,你就越多地意識到你擁有的時間不夠用,無論你多么賣力地工作,你永遠也不能了解一切。伴隨著你的有限性意識的是令人尷尬的痛苦。當你意識到生活中不可能沒有痛苦時,你與圖書館的反常關系就達到了極限,與圖書館的“正常”關系是根本沒有任何關系。

   那么,說埃科---或者任何像他那樣的人---是“如饑似渴的讀者”其實沒有說到點子上。如果有什么的話,他并沒有貪婪地吞噬書籍,而是他被書籍吞噬了。圖書館首要提供的東西不是學習(你可以在網上學習),而是一種陷入深度存在迷茫的意識。圖書館的功能不是給你答案,而是用更多的問題把你吞沒。你可能前往圖書館尋求啟蒙,結果你會陷入徹底的迷茫之中。巴斯克維爾的威廉教友(Brother William of Baskerville)在《玫瑰的名字》中注意到“圖書館是巨大的迷宮,是世界迷宮的標志。”“你進去了,卻不知道你能不能走出來。”你進去的時候充滿自信,豪氣沖天,對書籍充滿迷戀,當你出來的時候,如果你能出來的話,肯定已經是頭破血流傷痕累累了,留下從前自我毀滅的陰影。

   那可能是最好的部分。因為如果你在探索意義的話,被打得頭破血流或許你能期望的最好結果。埃科就一直在探索意義是什么。

   ¤

   那么,我們該如何把自我重新拼湊在一起呢?你需要聽一則美好的故事。意義首先是敘述問題。難怪宗教仍然是人類創造意義的最佳源頭:成熟的宗教將一切敘述成存在,讓事物存在,讓它們成為故事的一部分。通過超級敘述的行為,宗教讓混亂變成有序,讓無意義的世界變得有意義。因為這樣做已經有很長時間了,因此這樣產生出的意義既有權威性又非常有效和靈驗。在西方,這種對意義的敘述性理解通常十分重要,中世紀時,基督徒看待這個世界就像他們在閱讀一本書---他們稱之為“世界之書”(liber mundi)。正如教友威廉所說,“整個宇宙肯定像上帝手指寫的一本書,其中說給我們的一切都是造物主無限的善。”

   雖然年輕時對天主教充滿依戀,但埃科到了晚年不再相信它了。他總是開玩笑地說要感謝一個偉大的天主教人物---圣托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是他神奇地治愈了自己對上帝的信仰。這位天使般的牧師教導他如何使用強勁有力的心靈,如何在理性和信仰之間達成和解,但是,埃科肯定走得太遠了,因為兩者在他的心里最終是不可調和的。雖然他沒有采取大部分人采取的宗教道路,但古老的教義仍然在那里,埃科能做的不過是掃掉其灰塵,拿來為自己所用。無論多么迷茫或不知所措,他總能敘述自己返回到存在狀態。到了中年時期(48歲),埃科開始寫小說。但是,正如他喜歡說的那樣,無論是寫符號學或哲學,美學或者專門從事中世紀研究的學術刊物(medievalia),無論是撰寫學術著作還是隨筆,報紙專欄或者其他應景性文字,他一直是在“敘述”。他是天生的講故事能手,從事專業工作并沒有改變他的思想生活太多。

在這方面,埃科身上有太多波多里諾(Baudolino)的特征。埃科的小說《波多里諾》中的這個同名主人公據說天生有兩大本事:帽子一丟就能編造故事,外語聽了一遍之后就立刻掌握了。據說來自埃科家鄉皮埃蒙特的亞歷山德里亞(Alessandria in Piedmont)。(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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