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敬東:科學與藝術何以敗壞了人,敗壞了公民?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334 次 更新時間:2020-03-13 20:11:32

進入專題: 古典文明   教育   盧梭  

渠敬東 (進入專欄)  

  


   “科學和藝術的復興究竟會敦風化俗,還是會傷風敗俗?” [1]這是法蘭西第戎學院于 1749 年夏懸題征文的題目。當年盧梭受到狄德羅的鼓勵,隨即應征,獲了大獎,這就是后來人們常說的《論科學與藝術》。雖說盧梭總覺得這篇文章是他“賴以獲得榮譽的不幸作品”,“最不足道”,但從該學院征文的題目中我們不難看出, 知識與道德之關系,想必當初一定是人們爭論不休的一個熱門話題,也是歐洲社會的現代文明化進程所遭遇的一個突出難題。無論對于文藝復興產生的教育或是政治效果來說,都算得上是現代人遇到的大麻煩。顯然,盧梭所做的“反面文章”,為他后來整個政治思想體系的確立鋪設了一條基本的路徑:既然科學或哲學知識及其詩化形式不能為現代人確立根本的道德基礎,基于古典文明復興的人文教育不能為現代人奠定最恰當的人性和政治秩序, 我們還能找到怎樣的出路呢?現代社會的人心和政治究竟需要奠基何處呢?本文試圖沿著盧梭在其教育和政治思想中所提供的基本思路,來探索這個問題。

  

   盧梭的這個論斷,先是教化意義上的。首先,歐洲文化的復興,來源于古典文明的給養[2] ,文藝復興所催生出來的科學與藝術, 其實質在于在古典文明與人的現代處境之間試圖達成一種正當的關 系,或者說,依靠古典文明在現代人身上的耕種(cultivation)來確立道德秩序;所以,人們一個想當然的看法是,人若有了這樣的文明修養,社會上的 moeurs 就會得到改善。然而,現實中“古” 與“今”之間的這種“續接”并不很通暢,按照盧梭的說法,“我們的靈魂正是隨著我們的科學和我們的藝術之臻于完美而越發腐敗的”(《論科學與藝術》〔下同〕,第 11 頁 )。

  

   在盧梭看來,“古”于“今”的意義,并不在于將古典文明的種子直接移植入現代人的心靈之中,而應像費訥隆的 Telemachus 那樣,為現代社會中現實的人樹立一面“君主的鏡子”,用完美(the perfect)來判斷現實(the actual)。[3] 在這個意義上,盧梭心中的古典時代,是一種烏托邦;烏托邦不在時空之中,設計烏托邦只是為了在人們心中注入一種道德認識。在盧梭那里,烏托邦是表達 一種觀念的最完美的方式,這種觀念是由對自我啟示和自我確認的需要來統攝的,既不是形而上學的演繹,也不是言語的修辭。可是,在當時的學者那里,歐洲文藝復興中的古典文明,也就是科學與藝術中的古典文明,卻不是這樣的烏托邦,而是將完美直接注入了現實,或直接等同于對現實的要求。

  

   很顯然,古典文明在現代人的心智中移種得不好,出現了“南柑北枳”的情況,是因為古典文明的種子并沒有找到滋生它們的合適的氣候、土壤和環境。現代人的社會處境發生了變化,現代人的人心也出現了不適癥狀。縱然種出的樹木根深葉茂,也仿佛結出了同樣光亮的果實,卻不好吃。即便有人精心呵護侍弄,讓果實顯更飽滿鮮亮,但其中卻早已絮敗了。

  

   盧梭說,“自從學者在我們中間開始出現后,好人就不見了” (第 18 頁)。現代學者“東施效顰”,詩人和科學家們紛紛模仿雅典 的演說家和哲學家們(Orators and Philosophers)[4] ,卻遺忘了那個時代的人與城邦的基礎。在盧梭看來,古典時代的完美,其根本并不在于哲學和修辭學的興盛,而在于人的單純性(simplicity):“當我們反思人類的德性時,快樂地追懷遠古時代那種單純的景象;那幅圖景宛如全然出于自然之手的美麗海岸,令人流連忘返”;那時候, “人們天真而有德性,樂于讓諸神明察他們的作為,與諸神同棲在茅屋之中”。可如今的文化復興帶來了怎樣的后果呢?——人們把諸神從神殿趕走,自己住了進去,妄圖將自己塑造成神;更有甚者, 他們還把諸神安放在了自家大宅的門楣、廊主和柱頭上,成了自己的門面,這說明“惡已是登峰造極了”(第 27 頁)。人們躲在室內, 傾心于各種浮飾和點綴、“虛浮的知識”(第 14 頁)和“精致而美妙的趣味”(第 8 頁),還有像交際花那樣的“溫良恭儉的性情”和 “通情達理的禮貌”(第 8 頁)。很顯然, 科學、文學和藝術的復興, 以及由此帶給人們更高級的知識和趣味,非但沒有為人們恢復一絲 “黃金時代”(The Golden Age)的那種“好”,反倒是進一步強化了人們的“惡”;他們理解力和想象力的提升,非但沒有使他們的身心變得天真而純凈,反倒是使他們犯下了“瀆神”之罪,越來越遠離自己的天性和守護它的神(Deity)。

  

   當人的精神變成了純粹的裝點和奢侈時,靈魂也便從身體中“出竅”了。盧梭說,政府和法律雖然有一些專制的成分,至少能夠治理人的身體,能夠為人民這個集體提供安全和福利的保障;但科學和藝術卻帶著人的靈魂游離自身之外,“把花冠點綴在束縛著人們的枷鎖上,窒息著人們原初的自由感......讓人們熱愛自己被奴 役的狀態,使他們成為所謂文明化的人民”(第 8 頁)。顯然,在盧梭看來,倘若人們越來越漠視他們的自然基礎,這種所謂古典精神的復興所促成的文明化進程,要比政治和法律對身體實施的壓制更可怕;科學與藝術不僅會使人們脫離源于自身自然的自由,還會進一步用人造的自由來粉飾人們失去自由的奴役狀態,使人們在理智上更相信這種“不自由的自由”。盧梭堅持認為,啟蒙是使現代人道德敗壞的根源;啟蒙通過被解放出來的知性塑造了各種新的想象和幻象,給人們造成強烈的知識刺激,讓他們“發燒”,從而形成了泛濫的公眾意見的專制。

  

   首先,文藝復興中的科學思辨和藝術想象所引發的謬誤要遠遠比真理多得多,進而最終形成生產意見的機制。人們的意見越多,心就越煩躁,就越想當主人,越想通過來自別人的意見而成為駕馭別人的主人,因而也就越會陷入奴隸狀態。其次,啟蒙解放的知性成為了制造奢侈的工具,它所有調動這種文化發育的動力都 來自于文人貪求名譽和尊奉,或貪求得到唯一的名譽和尊奉的自戀(amour-propre) [5]。因而,這種文明化過程不過是讓人的自然屈從于純粹個體的社會需求,而不會造就任何“普遍的人”的概念及其所形成的道德紐帶,最后使文人成為了制造意見的“群氓”(crowd of writers)。[6]

  

   “科學與藝術都是從我們的惡中誕生的”(第 21 頁)。這種惡的根源,在于文人的那種科學與藝術的激情,它既不能回到自身的單純性和自由,也不能來自于徹底擺脫自身的那種的榮譽感,而淪為一種虛榮心,成為一種對純粹知性和審美上的差異性的追求,對“出眾”的追求。然而最悖謬的是,“出眾”最終取決于公眾意見, 知識和禮儀等文明化形式,使人們陷入了程度更深的道德敗壞和社會不平等之中,越發使人們期望在被奴役狀態中確認自身。[7]盧梭的形象說法是,文人淪落為“家奴”,巴黎成了“仆從之城”(a city of valets),成了“人的墮落之地”。[8]知識沒有隨著人們理性能力的提高而使人們過得更好,而進一步激化了人們妄想的傾向;人們妄想得越多,就越會成為穿著文明外衣的奴隸,“沒有任何德性而裝出一切有德性的外表”。可“裝飾品大多只是用來遮掩身體上的某種畸形罷 了 ”( 第 8 、 9 頁 )。在科學與藝術的時代里 , 似乎知識已經不在乎一個人是否正直,只在乎他能耐有多大;不在乎一本書是否 讀懂,只在乎它寫得精彩不精彩;不問人們的天性是否善良純真, 只問他們有沒有聰明才智。“人類是惡的;假如他們竟然不幸天生就有知識的話 , 那么他們就會更壞了 ”( 第 20 頁 )。

  

   明白了這些,我們才算可以比較透徹地體會到《愛彌兒》“前記”中第一句話的大義了:“榮譽是什么?這里就是我賴以獲得榮譽的不幸作品了。”知識的榮譽往往會帶來道德的不幸,這是現代唯智主義的后果;它破壞了人的內在的統一性和單純性,因為人已離開他作為人的自然和自由越來越遠了。[9]

  

   除了上述論題所潛含的教化意義外,我們還會看到,這一論題也有政治的涵義。科學與藝術不僅使人們患上了心靈的妄想癥,讓靈魂失去了自然的居所,同時也消解掉了人的存在的另一種可能。盧梭說:“我們有的是物理學家、幾何學家、化學家、天文學家、詩人、音樂家和畫家,可是我們再也沒有公民了。”(第 32 頁)顯然, 盧梭看到,現代的古典文明復興,一方面產生了去自然化的后果, 另一方面也產生了去政治化的后果。知識上的分化,使人們只是按照知識分類的方向來確認自身,按照知識專門化的程度來確定自己的屬性,并沉湎于這樣的想象之中。這樣的想象越發達,人身和人心就會越發失去自身真正的力量,科學和藝術的行當由此也變成了一種最文弱的職業。人們往往將鎧甲的裝飾想象成鎧甲,科學與藝術的教養越深,人們在政治共同體中作為公民的屬性就越會被瓦解掉。

  

   啟蒙最先瓦解的就是勇敢的“武德”;當人們把自己作為自然人的基礎和作為共同體成員的基礎都奠定在人為知識之前提下的時 候,就會用純粹理性和審美的方式徹底廢除掉他身體中的力量和精神上的戰斗氣質。他們既不像黃金時代里的人,用人與人的自然關系(在家庭中愛自己和愛家人,對家人的愛依然是基于自然系的他愛)來實現相互間的共同參有(communal participation);更不像斯巴達的公民,完全祛除了自身的自然痕跡,用“英雄事跡的追憶” 趕走“雄辯家和哲學家的支配”。斯巴達城邦中的人,是完全政治化了的人的形象,公民的全部生活都旨在履行他的政治角色,實現他的政治參有(political participation)  [10]。在盧梭的眼中,斯巴達雖不比雅典那樣絢爛,但“那里的人民生來就有德性,連那個國土上的空氣也似乎激發著人們的德性”(第 16 頁)。如今,作為古典文明復興的結果,科學和藝術并不能教導人們為自己的祖國而流血,不能培養一個民族勇敢的戰斗氣質,相反,“懷疑、猜忌、恐懼、冷酷、戒備、仇恨與背叛永遠會隱藏在禮儀那種虛偽一致的面目下面,隱藏在被我們夸耀為我們時代文明的依據的那種文雅的背后 ”( 第 10 頁 )。

  

盧梭指出,正因為斯巴達的公民狀態放棄了自愛準則,實現了一種徹底的自律,所以斯巴達人才獲得了真正的自由:他們不僅不 再面臨公民同伴的敵意,同時也不再受外在強制的壓制;這樣的公民已經完全成為了成熟的人,他們最知曉他們對于城邦共同體應履行的義務;他們雖然在自然能力上彼此有所差別,但在政治上卻實現了徹底的平等。然而,古典文明復興下的現代科學和藝術,卻成了人類不平等的根源和基礎。這是因為,催生科學與藝術不斷發育的是人的自戀的動機,而且這種自戀的方向既非由他本身的自然來引導,也非由他所屬的政治共同體本身來否定。實現這種自戀的途徑,完全是通過來自其他人的意見,即公眾意見來驅使的:自戀被規定為獲得他人承認的需要。在這里,科學和藝術不過是在知識增長和想象膨脹的意義上擴充了這些意見而已。更麻煩的是,這 里的他人,也同樣只是遵循著自戀原則而確認自身的他人,或者由這些他人聚集而成純粹的社會狀態。他們無法組成在一個更高級的共同體,也無法在此共同體內部實現所有人的一般性和一致性。因此,由所有自戀的人聚集而成的社會,只是建立在差異性和不平等 基礎上的社會,它充其量只是一個人群,“一個集合,而不是一個聯合體” [11],不具有任何政治性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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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自由與教育:洛克與盧梭的教育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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