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劍:感恩與思考——2020中國新冠病毒疫情防控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971 次 更新時間:2020-03-12 13:04:17

進入專題: 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  

陳劍 (進入專欄)  

   陳劍 :著名的現代化研究專家 (雁棲湖)健康發展論壇執行主任,京張冬奧研究中心主任

  

   一. 感恩

   感恩是一種美好的品德,是一種不忘他人恩情的人縈繞心間的情感。“感恩”也是一種生活態度,“感恩”實際是對他人的尊重。一個不懂感恩的人,嚴格說,不能稱作完整社會學意義上的人;一個不懂感恩的民族,也一定不會是一個偉大的民族。

   感恩實際是一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例如,我們向那些努力工作,犧牲自我、負重前行的人感恩,實際是對為國家和社會做出貢獻的人士一種情感上的回報,是一種人文關懷。只有懂得感恩,社會才能明是非,辨善惡、識好歹,知良莠,國家才有明確的發展方向,人民才會有前進的動力。

   2019年12月初武漢發生的新冠疫情演變至今,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截至3月5日24時,累計報告確診病例80552例,累計死亡病例3042例。為應對這場疫情,黨和政府調動了全國的醫療資源,很多人英勇犧牲,14億中國人共同參與并見證了防控疫情的歷史時刻。

   我們感恩——

   我們感恩在防疫一線的醫務工作者,這包括支援湖北和武漢的來自全國各省市區的4.2萬多名醫務工作者(其中有來自部隊的4000多名軍醫),包括在中國所有城市和鄉村中為疫情防控作貢獻的醫務工作者。這是與死亡接觸的前線,已經有3000多醫務人員受到感染,近30位醫務工作者犧牲。特別是武漢市中心醫院是被感染的職工最多的醫院,有200多職工被感染,短短的26天,有包括李文亮在內的3名醫生因感染新冠去世。對絕大多數的醫務工作者來說,疫情前線并不是非上不可,而他們卻大義凜然,義無反顧選擇了上前線。

   我們感恩在疫情防控期間為維護社會治安努力工作的全國各地的人民警察和輔警、以及為維護治安的社區工作者。以湖北為例,湖北是此次疫情最嚴重的省份。當大部分群眾在家隔離時,全省6.3萬公安民警、5.6萬輔警和廣大醫護人員一起,直面被感染風險,積極投幣疫情防控。并承擔了隔離封控、收治轉運、幫扶群眾等工作。截至2月25日17時,湖北公安機關已有293名民警、111名輔警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4名在職民警因感染新冠肺炎犧牲。而全國公安民警和輔警在此期間有49人因公犧牲。截止2月21號,全國有33位城鄉社區工作者為維護社區治安因公殉職。

   我們感恩為防控疫情做出積極貢獻的科研工作者。感謝中國工程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學教授袁國榮,是他帶領團隊在港大深圳醫院最終得出病毒人傳人的結論,并在1月17號上報給廣東疾控中心;感謝84歲的曾經為抗擊2003年非典做出特殊貢獻鐘南山院士和73歲的李蘭娟院士。1月20號鐘南山院士接受中央電視臺采訪,全國人民才知道這個疫情是可以傳染人的,全國才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疫情防控。而李蘭娟院士也是2003年抗擊非典的英雄。今年1月22日,是她大膽建議“武漢封城”,并最終采納。從而使武漢疫情防控真正進入實施階段。感謝為此次疫情做出重要貢獻的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在他身上體現的科學精神,實事求是的態度,特別是關于“零號病人,我只認證據"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們感恩"疫情上報第一人"張繼先醫生和包括李文亮在內的八名吹哨人。2019年12月27日,是張繼先醫生第一時間將4位病人的癥狀上告,而八名吹哨人之一的李文亮則是在12月30日在一個150人左右的同學群中發布信息。正是有了他們,人們才逐漸獲悉了疫情真像。疫情防控才得以提上議事日程。

   我們感恩諸多媒體人為此次疫情防控所做的努力。他們克服了種種挑戰和束縛,在一些媒體缺位的情況下依然負重前行。特別是胡舒立領銜的財新傳媒、中國新聞社以及所屬的《中國新聞周刊》、中國青年報、上海東方衛視等一些媒體第一時間深入一線的報道,給人們以振奮和思考。特別是財新傳媒調遣 37 位記者,放棄春節團聚,在 2 月

   1 推出 4 萬字篇幅的封面報道,為疫情防控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財新第一個采訪了被“訓誡”的李文亮醫生,尤其李文亮醫生在接受采訪時說的“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引發強烈的社會共鳴。

   我們感謝——

   感謝湖北省作協的方方女士。自疫情爆發后每天一篇日記,忠實紀錄下疫情最嚴重的武漢人們經受的磨難與不屈。日記中有悲憤,有警示,有反思,有問責,文字雖節制,思想有穿透,似乎是家長里短,探討的問題,卻關乎當下中國社會諸多關節。文中釋放大量的信息,透露出正直與大愛,已經成為疫情期間武漢這座城市珍貴的記憶。

   感謝在疫情防控期間一些特殊崗位仍然加班加點工作的人們,感謝成千上萬的社區工作者為保障居民正常生活所付出的努力;感謝為14億中國人正常生活提供交通、物流等各項服務的無數普通勞動者。這包括快遞小哥,售貨員、清潔工、交通司機、小區物業等無數普通勞動者。需要特別提及的是順豐速運武漢公公司快遞員汪勇小哥,在疫情期間,以一個快遞員的身份,撬動了醫護人員的整條后勤保障線,向人們說明一個人的潛能如果能夠得以發揮會達到怎樣的極致。

   感謝那些忠于職守,心系人民,挺身而出、敢于擔當的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公務員。為防控疫情,成千上萬公務員投身到疫情防控的工作前沿,需要提及的是湖北潛江市委書記吳祖云頂著壓力,在第一時間(1月17日上午)實施封城,將潛江疫情損失降到最低。災難面前方顯英雄本色,正是由于他們的努力,疫情防控已曙光再現,應當向這一群體表達敬意。

   感謝為此次疫情防控做出努力的14億中國人民。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改變了原有的生活節奏。但中國人民在各級政府領導下萬眾一心,依照當地人大制定的防控疫情的規定宅在家中,對疫情防控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此外,全球各地的華人也紛紛捐款捐物,為抗擊中國疫情獻上了自己的一片愛心。

   感謝美國、日本、緬甸、斯里蘭卡、蒙古等世界上諸多友好國家人民對中國人民的美好感情。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170多個國家領導人、40多個國際和地區組織負責人以電話、信函、聲明等方式對中國表示慰問和支持。截至3月2日,共有62個國家和7個國際組織向中國捐贈了口罩、防護服等中國急需的疫情防控物資。例如,緬甸政府提供大米,斯里蘭卡提供紅茶,蒙古國總統巴特圖勒嘎在蒙古國傳統佳節白月節假期后第一天到訪北京,向中方贈送3萬只羊,讓中國人民記憶深刻。應當特別感謝偉大的美國人民,這是對中國40年改革開放貢獻最大的國家,中國美國商會的100多家會員企業已向中方提供了總價值約5億元人民幣的資金和物資援助。美國企業對華援助總額排名第一,并且遠高于其他國家企業。蓋茨基金會提供500萬美元緊急贈款之后,承諾投入最高1億美元贈款,直接幫助中國加速在藥物、疫苗及診斷方法研發等方面的工作。中國最高領導人也為此向蓋茨基金會的領導人表達了感謝。也應當感恩美國政府,美國國務院協調組織慈善機構向湖北提供了16噸疫情防控物資,包括38萬只N95醫用口罩、2.9萬副醫用手套、6000 套防護服等。

   ········

   需要感謝的還有很多,就不一一例舉了。

  

   二.思考

   本文用了很長篇幅感恩感謝那么多群體和個人,實在是此次影響14億中國人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付出的代價太大,教訓也極為深刻。

   多難能否興邦,關鍵在于是否對災難進行反思,汲取沉痛的經驗和教訓,或許才有可能避免下一次的災難。也就是說,一個偉大的民族,一定是一個有著深刻記憶的民族。如果沒有記憶,多次走入同一條河流,災難也一定會接踵而至。誠如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所說的“人類唯一能從歷史中吸取的教訓就是,人類從來都不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此次疫情,人們似乎感覺是2003年“非典”再版。問題是,如果我們不能夠從此次疫情汲取教訓,并成為國家記憶,下一個疫情到來時,可能又會是新冠的再版。

   此次疫情引發了若干問題的思考。

   (一)如何使政府的信息公開成為常態

   公開是一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核心要義。政府任何一項與公開的行為,必須在法治軌道上運行。包括政務公開、信息公開、歷史檔案公開、官員的財產公開等等。2007年1月17日國務院第165次常務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五條規定:“行政機關公開政府信息,應當堅持以公開為常態、不公開為例外,遵循公正、公平、合法、便民的原則。”這說明,現行法律為信息公開提供了保護,并規定為“常態”。但政府有自己的考慮,信息公開是否會造成民眾的恐慌,疫情信息是否會影響社會穩定,等等。因而,政府就有可能有選擇的“信息公開”。《信息公開條例》第六條還規定:“

   行政機關發現影響或者可能影響社會穩定、擾亂社會和經濟管理秩序的虛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應當發布準確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這一規定意味著政府有權決定什么樣的信息應該發布。如果不發布,可以以“可能影響社會穩定”為托詞而使政府信息不能真正做到公開。實際上,疫情與公民健康息息相關,不屬于“例外”的范疇。當信息公開與官員們理解的社會穩定發生沖突時,公開就成為了例外。這就使政府信息公開經常陷入一種尷尬境地。如果沒有有效的強有力的監督,沒有第三方介入,政府的信息公開很難成為常態。此次疫情表明,如果信息不能依法公開,只會導致疫情的急劇擴散,帶來社會恐慌。

   疫情暴發以后,政府的信息公開比較到位。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國家衛健委和各地政府分別召開了多場相關新聞發布會。在極大滿足民眾信息需求的同時,有利于民眾消除恐慌焦慮心理、更好地維護社會穩定。這說明,政府只要信息公開,實際極大有利于社會穩定。

   (二)地方分權

   此次新冠疫情出現,也使地方分權這樣一個國家治理的重要形式提上了桌面。需要說明的是,地方分權不是分權制衡。

   1956年, 毛澤東同志在總結建國初期的一些歷史經驗之后,發表了著名的講話《論十大關系》。其中的第五節就是討論了中央和地方分權的問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厘清各自邊界,事權與財權相統一,進而發揮中央與地方兩方面的積極性,這對中國這樣的超級型國家來說尤其重要。類似公共衛生突發事件,如果中央與地方分權清晰,重要的是能夠提升效率,提升解決復雜事務的快速反應能力。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這一原則不影響中央與地方分權,不影響需要厘清各自的邊界。地方政府權限范圍的事,有地方負責;屬于中央權限有中央負責。不能夠事無巨細,地方發生的事都由中央負責,那領導人即使有三頭六臂也難以勝任。類似公共衛生突發事件,如果明確是地方政府權限。地方政府就有權力依據公共衛生突發事件輕重,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確定事件等級,進而采取相應防控措施。而不是層層上報,影響應急措施的出臺,導致疫情擴散。

   (三)媒體監督

   媒體監督或新聞自由是現代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也是把公權力關在制度籠子里的重要支柱。媒體監督或新聞自由,實際也是主權在民的另一種表達。應當明確,媒體監督重要的是在于監督公權力,進而保證公權力始終在法治軌道上運行。如果媒體監督只在于監督普通百姓,那媒體監督也就迷失了方向。

此次疫情防控過程中媒體監督,雖然財新傳媒等一些媒體監督表現到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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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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