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周興:未來之人與未來之學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57 次 更新時間:2020-03-12 13:02:07

進入專題: 未來之人   未來之學  

孫周興  

   今天的大學,甚至于整個教育體系,恐怕已經屬于“舊時代”,已經不能適應“新時代”了。

   我這里說的“舊時代”當然不是指“解放前”,而是指“自然人類文明”;而所謂“新時代”則是指“技術人類文明”,或者可以說“人類世”(Anthropocene)。地質學家們認為,從地層證據來看,大致以1945年為界,地球進入一個新的地質世代,即“人類世”。

   我們知道,1945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這一年恰好是原子彈爆炸之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年。而原子彈本身正是這次地質世代更替的標志性事件。緊接著,哲學家們也跟進討論,開始談論更廣意義上的“人類世”,他們不再像地質學家那樣講地層證據之類的,而是講文明之變、文化的大變局。

   在“人類世”里,人類文明樣式和生活世界已經切換了,我們關于生活世界的經驗也需要隨之變化。然而,由于各種制度結構和習慣勢力的影響,人們經常來不及調整和改變,經常還會以舊的尺度來應對新的世界和新的經驗,這就會犯錯,甚至會失常——我甚至想說,以舊尺度理解新世界,是今天人心動蕩、人群中精神病患者越來越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文計劃討論兩個主題,一個是大學如何塑造未來,另一個是未來如何塑造大學。大學塑造未來,就是說大學創造未來,作為現代知識生產單位的大學對于人類的未來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而未來塑造大學,意思是指大學為未來所引導和規定,實際上大學只能以未來為定向。

   今天大學的處境是越來越令人擔憂了。我們知道,現代大學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則是德國柏林大學的創始人威廉姆·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19世紀早期規定下來的,其中最基本的原則有兩條:一是自由的教和自由的學,二是研究與教學的統一。今日大學依然堅持著這兩個原則,或者說努力在堅持這兩個原則,雖然在全球各地的大學里,它們被堅持和被貫徹的程度是不太一樣的。

   不過,洪堡教育理念的背后,是他構造的古典主義的“完人”理想。但這個屬于自然人類文明的“完人”教育理想受到了巨大的沖擊,幾乎難以維持下來了。加速發展的技術工業已經徹底改造了人類的文明和生活世界,人類知識體系正在被快速重塑,而大學的學科建制和教學方式未能跟進改造,變得不合時宜。我曾經不無嚴肅地指出,今天的大學可能面臨這樣的尷尬局面:某些專業的學生被招進大學讀書,畢業時發現這個行業已經消失了。這是完全有可能的,是大學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本文的主題為 “未來之人與未來之學”,其實人的未來與學的未來是同一個問題,因為“學以成人”。所以我想從“學”開始講,主要是講“學”。要知道“未來之學”,就必須先弄清楚過去的“學”,過去的“學”有兩種,我們不妨稱之為“模仿之學”和“數之學”。再說,過去的“學”——無論是“模仿之學”還是“數之學”——也沒有過去,而毋寧說,它們持存著,依然是“未來之學”的構成要素。

  

   “學”是人類的天性,一如亞里士多德所言,“求知”是人類的本性。古今中外,人人都在“學”。但什么是“學”,我想還未必是不言自明的。

   “學”的本義是“模仿”,第一種“學”是古典的“模仿之學”。“學”就是“模仿”,這在中西方兩方面都是一樣的,對于其他民族文化來說也應該一樣。漢語動詞“學”意為“效仿”;“習”從“從羽從白”,意思是“數飛也”,就是小鳥反復試飛。可見中文“學”的原初意思就是“模仿”。同樣地,古希臘文的動詞“學”(manthanein)首先跟“模仿”(mimeomai、mimesis)相關。“模仿”就是“跟著做”——跟著自然做,或者跟著他人做。這在手工藝中是十分平常的事,我們學手藝,就是跟著師傅做,師傅甚至用不著言語,徒弟自己看著,然后跟著做就是了。

   但是對于“模仿”或者作為“模仿”的“學”,我們得有更深入的和更具體的了解,否則它難免受到歧視。什么是真正的“模仿”(mimesis)呢?

   首先我想指出,“模仿”是人的天性和本能,因而是普遍的。古希臘哲人柏拉圖看不起“模仿”,以為它是低級行動,達不到普遍的“相”或“理念”(idea);但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卻反其道而行之,要為“模仿”正名,說“模仿”屬于天性(自然),人生來就喜歡“模仿”,并且從“模仿”行為中獲取快感。天性即自然,怎么可能是低級的呢?

   其次,“模仿”是自然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模仿”是勞動和藝術(techne)的本質,古希臘人就是這樣來理解他們的“藝術”的。就此而言,“模仿”決不是簡單機械的復制,更不是貶義的抄襲,而是一種普通的日常的行為,間或更是一種創造性的行為。人類不“模仿”不行。

   第三,“模仿”傳達了“技藝”(techne)與“自然”(physis)的親密關系。所謂“模仿”就是人向自然學習,表明古典時代自然人的自然理解和自然關系,即人與物、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種相應相即的關系。古希臘的醫神希波克拉底特曾說,醫生的職責是當好自然的助手,幫助自然(身體)達到自己的目的,僅此而已。這與今天把人當作機器的醫術觀念當然是大異其趣了。

   有人會問:“模仿”不是古人的行為嗎?今天我們還要“模仿”嗎?當然,即便在今日的技術時代,即便我們已經成了被理論化和被科學化的現代人,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人類日常生活和藝術活動的主體部分還是以“模仿”為主。“模仿”并沒有湮滅和消失,不光幼兒、兒童和青少年們要“模仿”,要進行“模仿”的“學”,我們所有人都多半在“模仿”,在“模仿”中學習、游戲、工作和創造。簡而言之,“模仿”至今依然是人類基本的“學習”方式之一。

  

   雖然“模仿”之“學”是普遍而持久的,但從歐洲近代以來,另一種“學”興起了,而且通過技術工業占領了全球,成為全人類的“學”。這種新的“學”就是作為今日科學典范的“數之學”。

   作為“數”的“學”是從古希臘開始的,在別處沒有得到充分的發育。我們知道柏拉圖的學園里有一句名言:不曉幾何學者不得入內。這是強調數學(幾何學)的重要性。這個意義上的“學”與“數”相關。根據20世紀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的看法,“學習”的古希臘語動詞manthanein不光有“模仿”之義,還有另一層意義,是與希臘文名詞的mathesis(學習、認識、經驗)相聯系的,而后者又與“數學的東西”即“數”(mathemata)相關。

   更為關鍵的是,作為“數”的“學”被當作認識前提:我們“學”的是“3”這個“數”而不是具體的“3個物”,比如3個蘋果或者3棵樹。或者說,可學的是完全抽象的、純粹的“數”,具體的“物”是不可學的。

   有了“數之學”這個前提,我們才能認識物。這個“學”的傳統從古希臘就開始了,但要到現代才成為主流的“學”。古代數學(幾何學和算術)向現代科學的過渡,可視為數學世界的建立。與古代科學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現代科學具有數學的特征,數學成為現代科學的標準,這就是當時歐洲盛行的“普遍數學”(mathesis universalis)的理想。在最近幾個世紀里,這個理想已經在全球得到了全面實現和展開。

   這里也觸及現代科學與古代科學的區別。起于歐洲的現代科學到底與古代科學有何異同——特別是有何差異呢?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也是學界長期爭論的一道難題。我在這里只想講兩點。

   其一是運動觀有異,古代科學與現代科學在運動觀上有很大的差異,亞里士多德的運動學說基于古典的自然觀或存在觀,在他看來,“物”“位置”“空間”都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比如亞里士多德說“空間是包容著物體的邊界”,可見他把“空間”理解為具體的和多樣的,每個物都有自己的“位置”和“空間”。與之相反,牛頓和伽利略的現代科學的運動觀則基于現代形而上學的存在觀,他們把物、空間、運動都形式化和抽象化了,物被理解為質點,空間被把握為三維抽象的絕對空間,運動不再是按“本性”的運動,而是被視作質點的直線運動。總之,現代科學對自然和運動做了一種形式——數學的抽象。

   其二是形式科學的實驗化。古代科學中也生成了形式科學(幾何、算術和邏輯等),但還沒有與實驗科學結合起來,這就形成了一個艱難而不無趣味的問題:源自希臘的形式科學(數學)是如何可能被實質化(具體化),即與實驗科學結合起來的?亞里士多德認為物體是按“本性”運動的,重的物體向下運動,輕的物體向上運動;如果兩個物體一起下落,則重的必定快于輕的。伽利略反對此說,認為一切物體下落速度相同,下落時間的差異只是由于空氣阻力,而不是因為不同的內在本性。為證明自己的觀點,伽利略做了著名的比薩斜塔實驗。然而,伽利略的自由落體實驗到底有沒有成功,是頗有爭議的。有一種說法是它并沒有成功,不同重力的物體從塔上下落時并不是絕對同時的,而是有細微的時間差異的。但這其實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這個實驗表明:形式-數學的世界是可實驗的。形式科學由此與實驗科學結合起來了。這才有了現代科學和技術工業,有了今天這個最數學——普遍數學——的技術時代。

   那么,如何理解今天人們熱議的人工智能的“深度學習”?以我的理解,“深度學習”本質上是“數之學”的普遍化和極端化,也可以說是“數之學”的極端泛化,可視為現代“普遍數理”理想的實現。令人擔憂的“人工智能”(AI)技術已進入加速發展的軌道。幾年前已經引起恐慌和熱烈討論的谷歌阿爾法狗(AlphaGo)只不過是“弱人工智能”(ANI)的代表,但進展神速。最新報道已有機器人自制出人類無法理解的語言,這表明人工智能已進入“強人工智能”(AGI)階段了,后面還有“超人工智能”(ASI)。時至今日,通過“深度學習”,人工智能將在整體上超越自然人類的智力這件事已經毋庸置疑。

  

   前面我們概述了歷史上的“學”的兩個基本樣式,即古典的“模仿之學”和現代的“數之學”。“模仿之學”大體上與下列詞語相關:直觀/直覺、感性、詩性、想象、體驗、理解、創造,我們不難設想。“模仿之學”差不多就是藝術人文之“創造之學”。表征“數之學”的主要是下列詞語:抽象、理性、知性、論證、邏輯、說明、計算。我們同樣可以把“數之學”理解為主要是由數理科學來實現的“計算之學”。這樣的說法并不嚴謹,可能屬于粗糙簡化的二元區別,但意義方向是明確的和合乎實情的。

   如此說來,“學”有三種:模仿之學、數之學、未來之學。前兩種“學”都不難理解,如今已經成為全人類的基本學習方式;但“未來之學”卻不易了解和解說,因為它還在生成之中,我們對之還無法做出完全的預判。誠如前文指出的那樣,人工智能的“深度學習”是“數之學”的極端化完成,它可能深刻地影響和改變人類的知識體系和學習,它可能對“未來之學”具有規定作用,但它還不是“未來之學”的本體和主體。如果人工智能的“深度學習”成了“未來之學”,那就已經到徹底技術化的世界狀態了。人類確實面臨這樣的風險,也就是霍金的預言:人類終將被機器人消滅。

   確實, 人類的“ 學” 是不斷變異的,“學”的內容和方式也總是不斷變化,而與之相應的就是“人之變”。人類的基本樣式和狀態也可分為三種:自然人、理論人(科學人)與技術人(未來被計算化和技術化的人)。尼采就說,自從蘇格拉底-柏拉圖的科學樂觀主義產生,歐洲人都成了“理論人”。進而在哲學-科學-技術工業時代里,全球人類完成了從“自然人”向“理論人”的轉變;而今天,我們正處于從“理論人”向“技術人”的過渡階段——這是我對未來人的一個想象。

   (原載于《信睿周報》第四期,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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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vasnj.com),欄目:天益學術 > 教育學 > 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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