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滿素:尊重反對派

——對話錢滿素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643 次 更新時間:2020-03-09 12:36:32

進入專題: 兩黨制   美國大選   反對派  

錢滿素  

  

   © 采寫:張明楊,曹柳鶯

   © 受訪:錢滿素

  

   問:2010年的美國中期選舉剛告段落,你覺得這次選舉的結果出乎意料嗎?

  

   答:應該說不太意外,和選前的民意調查一致。這次選舉我覺得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當然是共和黨的勝利,占了眾議院多數席位,參議院席位也有所增加,民主黨的支持率明顯下降。再透過現象來看,這個結果也很符合美國以往的規律,那就是在野黨往往在中期選舉中獲勝。這說明美國選民的政治成熟,他們懂得搞平衡,不大喜歡白宮和國會處于同一政黨的控制之下,那樣的話不同的聲音很容易被忽視。

  

   第二點值得注意的,也是這次選舉的特別之處就是“茶黨”的出現。茶黨還遠沒形成我們所說意義上的政黨,即使在美國也算不上,只是一種草根保守主義運動。他們反對大政府,反對財政赤字、高稅收和剛通過的醫療改革等。“茶黨”這個名稱原指美國革命時期波士頓傾茶事件的參與者,那次事件主要是反對英國殖民者的新稅收政策。現在茶黨以這個名稱現身,透著一份懷舊,表明他們希望恢復美國建國時的一些傳統價值。

  

   作為一場運動,茶黨的歷史也不過一年多,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它所表達的情緒已經積累多年。這是一場自下而上的抗議活動,興起于地方,逐漸在全國形成一個松散聯盟,據說目前有一兩千個茶黨草根組織。美國的政治鐘擺歷來左右擺動,現在擺幅減小,民主共和兩黨有向中間靠攏的趨勢。20世紀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使美國開始左擺,這個過程到60年代達到極致,1980年的里根當選是開始向右的明確標志。奧巴馬的當選有點使人感覺擺向又變了,但這次茶黨的出現表明右擺尚未結束,因為茶黨代表的是一股比共和黨更為保守的勢力。茶黨的保守立場涵蓋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例如他們反對20世紀60年代以后對于憲法更為自由化的解釋,反對同性婚姻等。

  

   問:您提到茶黨和波士頓傾茶事件之間的聯系,那么茶黨要維護美國革命的什么傳統呢?

  

   答:波士頓地區屬于新英格蘭,是美國最具清教傳統的地方。清教是新教的一個派別,新教亦稱“抗議宗”(Protestantism),可見其抗議傳統,而清教又是新教中的激進派。發生于1773年的波士頓傾茶事件是一次抗稅行動,被視為美國革命的開端,由塞繆爾·亞當斯領導殖民地的“自由之子”把幾百箱茶葉傾入大海,以表達對英國的不滿,并支持“無代表,不納稅”的口號。聯系起來看,茶黨試圖繼承的美國革命傳統主要是反對強權專制、維護自由自治、不妥協不屈服的精神以及強悍的個人主義等。

  

   塞繆爾·亞當斯有個堂弟約翰·亞當斯,他是美國革命的杰出領袖之一,早年在波士頓當律師,18世紀60年代殖民地反印花稅時便初露頭角。他出席了第一次大陸會議,在第二次大陸會議上已經成為美國獨立的主要倡導者。后來他參與起草《獨立宣言》,出使法國、荷蘭、英國。華盛頓兩屆總統任內,他一直擔任副總統。華盛頓歸隱后,他當選總統。亞當斯在政治理論上也很有建樹,決不亞于杰斐遜,在年齡和資歷上也都長于杰斐遜,但今天他的聲譽卻無法與杰斐遜相比,應該說這與他總統任內簽署的《反顛覆法》的失敗有很大關系,這是很遺憾的,但歷史對一個公眾人物的評價就是如此。

  

   問:亞當斯搞這個《反顛覆法》和當時的政黨斗爭有關吧,那個時候美國人對多黨政治的理解還遠沒有現在成熟。

  

   答:是的,《反顛覆法》的出臺是國內黨爭和對法外交兩方面原因所至。華盛頓是超黨派的,但在他當政期間,內閣成員由于政見不同,形成了以漢密爾頓為首的聯邦黨和以杰斐遜為首的共和黨(全稱為民主共和黨,和現在的共和黨不是一回事)兩大派,亞當斯屬于聯邦黨。當時美國還沒有黨派競選意識,亞當斯也沒有出面為自己競選。他的競爭對手杰斐遜無論在組織或宣傳上都是黨派活動的高手,雖然他本人也不出面競選,但追隨者為他作了不少努力。亞當斯由于本人資歷威望以及聯邦黨執政地位等有利條件,在大選中勝出,不過得票僅比杰斐遜多了三票。按照美國憲法的規定,得票最多者為總統,第二為副總統,所以亞當斯當選為總統后,反對派領袖杰斐遜就成了他的副總統,這局面自然很尷尬。1804年通過的憲法第十二條修正案隨即作出反應,將正副總統候選人分列兩張選票,避免此類情況再次發生。此外,聯邦黨人除小部分溫和派外,大多追隨漢密爾頓,所以亞當斯在位期間處境之困難可想而知。

  

   聯邦黨人以北方居多,尤其是新英格蘭地區,共和黨則以南方為基地。兩黨的不同政見可簡單歸納如下:政治上聯邦黨人傾向于較為強大的聯邦政府,懼怕過度民主;共和黨人維護州權,更倡導民主。經濟上聯邦黨人重工商;共和黨人重農。外交上聯邦黨人親英,將法國革命視為過度民主的夢魘;共和黨人親法,同情法國革命。但眾所周知,政見不同常會引發派性,造成不可調和之勢。在相互論戰中,雙方都把事情說得非常嚴重,好像對方包藏禍心,正在醞釀危害國家的巨大陰謀。共和黨人指責聯邦黨人搞專制集權,稱亞當斯為君主派,雖然事實并非如此。聯邦黨人則稱共和黨人為雅各賓派暴民。由此,兩派相互指責對方背叛了美國革命,這就是美國政治史上第一次黨派之爭。

  

   問:亞當斯總統是反感一個強大“反對派”的存在出臺了《反顛覆法》嗎?那杰斐遜這個“反對派”領袖又是如何當選總統的呢?

  

   答:法國是支持美國對英獨立的,本來兩國關系很好。但是法國大革命的恐怖無序使執政的聯邦黨人對法國的看法急轉直下,由此產生很多外交分歧。法國態度強硬,揚言要吊死在英國海軍中服役的美國人,并開始襲擊美國商船,兩國關系惡化,海上已有交火。亞當斯不得不準備和法國開戰,甚至動員了歸隱的華盛頓。當一個國家要對外開戰時,很容易對內控制輿論,加倍警惕反對派。在這種形勢下,1798年《客籍法》和《反顛覆法》(Alien and Sedition acts)得以通過。這個法案不是亞當斯提出的,但他作為總統簽署了該法使之生效,理應對此負責。

  

   《客籍法》規定移民歸化的年限從五年延長到十四年,對涉嫌危害美國者可將其驅逐或拘押。之所以針對移民,是因為移民大多支持杰斐遜的共和黨。《反顛覆法》則規定,對任何惡意反對政府的言論和出版物可處以罰款或監禁,并規定該法在下次全國大選后作廢,所以最多也就三年。在這段時間里,總共有二十五人因此被捕,真正被起訴的不過十人。

  

   對執政的聯邦黨人來說,結果是適得其反。《反顛覆法》為共和黨提供了他們正需要的證明聯邦黨侵犯公民自由、實行專制暴政的依據。他們立即作出強烈反應,杰斐遜親自起草了《肯塔基決議》,麥迪遜起草了《弗吉尼亞決議》,兩個決議雖然側重點不同,杰斐遜強調州權,麥迪遜強調違憲,但都宣稱拒不執行《反顛覆法》。《反顛覆法》不得人心,對聯邦黨和亞當斯都是災難性的。1800年大選時,民意站到共和黨一邊,杰斐遜的勝出成為必然。當然,杰斐遜的當選也經過了一番程序上的周折,其中還有漢密爾頓的一臂之力詳情就不細說了。

  

   杰斐遜稱他的當選為“1800年革命”。如果說革命指的是觀念和制度的創新,那么稱之為革命也是有道理的。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反對派通過選舉得以合法掌握權力,并因此形成一個鐵定的政治傳統。從此,美國人對反對派的合法性、對權力和平有序轉移的合法性達成共識,這一共識保證了國家最大限度的穩定。縱觀美國兩百多年的歷史,四年一次的總統選舉從未中斷過,而且只有一次選舉結果不被全體接受,那就是1860年的林肯當選,南方因此宣布分離。但根源不在黨爭,而在奴隸制。在美國,沒有人會白癡到去違背這一游戲規則,很難想象一個心懷不滿的美國人會去拉支隊伍占山為王,圖謀武力推翻政府,取而代之。因為這樣做違背了一條基本的政治原則——政府的合法性基于被治者的同意,即使你奪到權,你的權力也不會被承認,只是罪犯一個。

  

   問:那么,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反對派?其存在的合法性又在哪里?

  

   答:在現代政治思想中,反對派的合法存在已經是一個常識,根本不需要深奧的理論。想一想,大千世界中,各人狀態不同,想法不同,政見自然不同。思想的自由由大腦決定,不是法律可以賦予或剝奪的,所謂的思想自由其實指的是表達和交流思想的自由。因此只要承認公民有表達權,不同的政見就會出現。只要承認公民有結社權,相同政見的人就會組成反對派。只要承認選舉權,反對派就有可能在獲得更多民意時被合法選為執政黨。所以憑常識就可推斷,在承認公民權利的地方,反對派的存在是必然的。

  

   那么我們應該怎么看待反對派呢?

  

   首先,天下為公,既稱共和國,就不是一個家族、一個群體、一個黨派所應私有、所能私有的。公民有表達意見的權利,包括表達不同的和反對的意見,因此反對派的存在具有合法性。難道僅僅因為某些人意見不同,就把他們從公民的范疇中開除出去嗎?這不是像開除一個人的“球籍”同樣荒謬嗎?他們仍然是這個國家的公民,這是最基本的生存權。

  

   第二,從認識論的角度說,反對派的存在也具有合理性。人類開始都是黨同伐異的,都認為自己對,別人錯。當年的宗教裁判所就秉持這樣的絕對主義:真理只有一個,只有我掌握了真理,因此負有鎮壓異端的神圣使命。歐洲在經歷了大動干戈與血腥殺戮的宗教戰爭后,有識之士終于意識到,真理不是唯一的、永恒的,沒有人能夠窮盡真理,對不同的信仰最好采取寬容態度,判斷是非的終審權只能留給上帝,這就是洛克他們所說的宗教寬容。引申到政治生活,反對的意見很可能是正確的,或者包含正確的成分,也是應該包容、值得尊重的。寬容并不是一件歷史悠久的事情,但確實是人類思想的一大突破,也是自由主義的一大貢獻。

  

   由此可見,反對派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合法合理的。但我們還應該進一步看到反對派存在的積極意義,它能起到的平衡器作用——不同的意見和利益因為合法存在而保持一種自然平衡。物不平則鳴,老百姓有反對意見總是要表達的,受到不公正待遇總是要發泄怨氣的。如果有一種正當合法的途徑可以宣泄,治者和被治者都不至于走向極端。

  

就民眾而言,反對派的合法存在取消了拋頭顱灑熱血的必要,大不了等兩年,來個中期選舉,再等兩年,來個大選,然后大張旗鼓地公開較量。對于執政黨派來說,也不至于一誤再誤,一敗涂地,因為反對派的監督會使他們保持警覺,及時糾正錯誤。反之,如果像《反顛覆法》期望的那樣,將反對派稱為國家敵人而進行鎮壓,只會讓事態一發不可收拾——為了證明其有罪而羅織罪狀,上綱上線,冤假錯案頻頻發生,大量人力財力耗費在這上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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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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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譯者秦傳安 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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