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無主義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974 次 更新時間:2020-03-08 21:59:32

進入專題: 虛無主義  

吳萬偉  

  

   諾倫·格爾茨 著 吳萬偉 譯

  

   虛無主義的風險在于它讓我們遠離任何美好和真實的東西,不過,什么也不相信也有潛在的積極因素。

  

   虛無主義是長久的威脅。正如20世紀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認識到的那樣,最好不要不虛無主義理解為一整套“危險的思想”,而是理解為思維行為本身天生存在著風險。如果我們對任何一個具體觀點思考足夠長的時間,無論它最初似乎多么強大有力,或者被接受的范圍有多么廣,我們都會開始懷疑它的真實性。我們或許開始懷疑那些接受這個觀點的人是否真正了解(或在乎)該觀點是否真實了。這離思考為什么在這么多議題上達成共識的這么少,對現在在你看來如此不確定的事為什么其他人似乎都確定無疑,只有一步之遙。在這點上,面對虛無主義,我們只有一個選擇:要么繼續思考,這將面臨令你自己遠離社會的風險;要么停止思考,這將面臨讓你自己遠離現實的風險。

  

   在阿倫特之前一個世紀,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筆記(死后被妹妹出版《權力意志》)中將這種選擇描述“積極的”和“消極的”虛無主義兩種。他有關虛無主義的很多格言之一是,虛無主義是貶低自身價值的最高級價值觀。像真理和正義等價值觀能夠逐漸讓人感覺它們不再是觀念而是擁有某種超自然威力的東西,尤其是當我們說“真理將讓你獲得自由”或“正義將得到伸張”。當這些價值觀最終證明不再擁有歸結于它們身上的威力時,當真理不再具有解放作用時,當正義不能確保得到伸張時,我們就會感到幻滅。但是,我們不是責怪自己過多地信仰了這些價值觀,反而去指責這些價值觀辜負了我們的期待。

  

   按照尼采的說法,我們要么成為積極的虛無主義者,排斥他人灌輸給我們的價值觀從而確立自己的價值觀;要么成為消極的虛無主義者,繼續相信傳統價值觀,卻對這些價值觀的真正價值產生懷疑。積極虛無主義大肆破壞為的是發現或者創造某些值得相信的東西。只有那些經受住破壞的信念才能讓我們變得更強大。尼采和19世紀自封為虛無主義者的俄國人群體都持有這種世界觀。但是,消極虛無主義者并不想冒險摧毀自我,所以他們牢牢抓住傳統觀念帶來的安全感。尼采認為這種自我保護實際上是更加危險的自我摧毀形式。僅僅為信仰而信仰某些東西能導致膚淺的存在,甚至自鳴得意地接受和相信他人相信的一切,因為消極虛無主義認為相信某種東西(即使結果證明根本就沒有值得相信的東西)是更喜歡做的事,這總比什么都不相信的風險要小些,他們不愿意冒險盯著深淵看——這種對虛無主義的隱喻經常出現在尼采的著作中。

  

   今天,虛無主義已經成為描述針對當今世界廣泛傳播的態度的一種越來越流行的方式。但是,在對話、報紙社論或者社交媒體上這個詞語用的時候,通常都很少對它下定義,似乎人人都很清楚地知道虛無主義意味著什么,人們對該概念的定義完全一致。但是,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虛無主義有積極的和消極的兩種形式。如果我們想更好地理解當今虛無主義,就應該辨認出它在認識論、倫理學和形而上學中的演變過程,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中如何表現出來如拒絕自我、拒絕死亡和拒絕世界。

  

   在認識論(有關知識的理論)中,虛無主義常常被認為是拒絕相信知識是可能的,我們很多人珍視的這個立場并沒有牢固的基礎。認識論虛無主義的論證基礎是這樣一種觀點,即除了知者和知的對象,知識還要求更多的東西。這個更多的東西通常被視為讓知識變得客觀的東西,是談及我們個人主觀體驗之外事物的能力,是將知識和觀點區分開來的東西。

  

   但是,在認識論虛無主義看來,根本就沒有人們能夠提出知識命題所賴以存在的標準、基礎和立場,沒有任何東西能論證我們的某個特別命題為真的合理性。從認識論虛無主義視角看,所有看起來具有客觀性的東西都是一種虛幻。我們創造知識的印象來掩蓋根本沒有事實的事實。正如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中論證的那樣,我們當然能夠提出非常復雜和非常成功的現實描述模式,我們可以用它們發現豐富的、新的“事實”,但我們從來不能證明這些與現實本身有對應關系——它們可能僅僅是從我們有關現實的特定模式中衍生出來的。

  

   如果某東西基于過去的經驗而宣稱是真實的,那就出現了推理問題:僅僅因為之前發生過某事并不意味著它肯定會再度發生。如果基于科學證據而宣稱某事為真,那么就出現了求助于權威的問題。從邏輯上說,這種求助權威被看作犯了錯誤,其他人的命題甚至是專家的命題也不能被視為真理的標準。換句話說,甚至專家也可能有偏見,也可能犯錯誤。而且,科學家基于從前科學家的研究而提出命題,那么他們也可以被視為在求助于權威。這就導致了另一個問題,無窮回歸的問題。基于某個基礎的知識命題必然導致有關該基礎的基礎的問題,以及那個基礎的基礎的基礎的問題,一直可以推下去,沒完沒了。

  

   在將有關知識的懷疑瑣碎化的過程中,消極虛無主義也將知識追求瑣碎化了。

  

   在這點上,我在此所說的“認識論虛無主義”與懷疑主義真的沒有多大差別。因為懷疑論者同樣質疑知識命題賴以存在的基礎,懷疑發現知識的牢靠基礎的可能性。這里我們回顧尼采的積極虛無主義和消極虛無主義區分是很有用的。雖然積極虛無主義者類似于激進懷疑論者,但消極虛無主義者并非如此。消極虛無主義者很清楚懷疑論者對知識提出的問題,但是,他們不懷疑知識而是繼續相信知識。結果,在消極虛無主義者看來,知識的確存在,只不過僅僅基于信仰而存在。

  

   因此,虛無主義不僅可以在因為缺乏毋庸置疑的基礎而拒絕知識命題的人身上找到,而且,如果意識到圍繞知識命題的懷疑,但仍然繼續相信它似乎這些懷疑根本不存在一樣,這種人也同樣是虛無主義者。

  

   科學理論可能以求助于其他理論為基礎,而其他理論同樣以求助于別的理論為基礎,任何一個理論都可能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上。但是,只要科學理論繼續產生結果——尤其是產生技術進步的結果——那么對這些理論的終極真理的懷疑就可以被視為微不足道的。在將有關知識的懷疑瑣碎化的過程中,消極虛無主義也將知識追求瑣碎化了。

  

   換句話說,在消極虛無主義者看來,知識并不重要。只要想想在日常生活中,諸如“知識”或“確定性”等詞匯多么頻繁地被危險性地使用就明白了。有人說他們知道火車要來了,要么我們不問他們是怎么知道的,即便問了,我們常常得到當今生活中知識絕對基礎的答案:因為他們的手機上說的。手機或許是正確的,那樣的話,手機的權威性聲明就得以保持。但是,萬一手機是錯誤的呢?那樣的話,我們可能不是將錯誤歸咎于手機反而歸咎于火車。因為手機已經成為我們獲得知識的首要保證,如果承認手機可能犯錯,就要面臨這樣的風險,不僅承認我們基于手機的知識命題沒有根據,而且我們的所有知識命題都沒有根據。畢竟,就像手機一樣,我們傾向于不去質疑為什么我們認為我們知道我們認為我們知道的東西。這樣一來,消極虛無主義不是激進的“后現代”立場,而是成為日常生活中的常態的一部分了。

  

   在道德哲學中,虛無主義被視為否認道德的存在。正如唐納德·克羅斯比(Donald A Crosby)在《荒謬性幽靈》(1988)中論證的那樣,道德虛無主義可以被視為認識論虛無主義的后果。如果知識和真理的客觀命題的基礎根本不存在,那么有關是非的客觀命題的基礎也同樣不存在。換句話說,我們認為是道德性的內容就成了假定正確的東西——不是絕對正確,而是這個觀念的正確性與各自的歷史階段、與各自的文化相關,甚至因人而異。

  

   聲稱某個東西正確的伎倆在在歷史上已經出現過多次了,就是將這些命題建立在諸如上帝、幸福或理性等基礎上。但是,這些基礎被視為普遍應用于所有人、所有地方、所有時間——它們被視為讓道德具有普遍適用性的必要條件。

  

   18世紀道德哲學家依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承認,將道德建立在上帝或幸福的基礎上將導致道德懷疑論的風險。信仰上帝可以敦促人們采取符合道德要求的行動,但只是作為一種手段來實現最終上天堂而不是下地獄的目的。幸福追求能夠激勵人們采取符合道德的行動,但是,我們不能預先確定什么樣的行動將造成讓人幸福的結果。因此,作為回應,康德主張道德觀應該基于理性。在他看來,如果普遍性基礎是道德所需要的東西,那么我們應該簡單地依靠普遍性邏輯做出決策。通過決定我們在任何行動中試圖實現的目標,通過將那個意圖轉變為所有理性人必須遵循的法律,我們就使用理性來決定讓意向行動普遍化在邏輯上是否可能。邏輯——而不是上帝或者欲望——因此能夠告訴我們任何意向行動是正確的(普遍性的)還是錯誤的(非普遍性的)。

  

   但是,試圖將道德建立在理性基礎上也存在若干問題。正如雅各·拉康(Jacques Lacan)在“薩德與康德”(1989)中指出的那樣,問題之一是使用普遍性作為評價是非的標準能夠導致聰明人(如薩德伯爵the Marquis de Sade)為看似令人恐怖的行為辯護,如果他們能夠顯示這些行動能夠實際上通過康德的邏輯檢驗。正如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在《功利主義》(1861)中指出的那樣,另一個問題是人是理性動物,但理性并非我們擁有的唯一內容,因此,遵循康德的道德迫使我們的生活不像人,而更就像不關心任何東西的機器人。

  

   但是,正如尼采指出的那樣,另一個問題是理性可能不像康德聲稱的那種樣子,很有可能的情況是,理性作為道德的基礎并不比上帝或幸福更靠譜。在“論道德的譜系”(1887)中,尼采論證說,理性不是絕對的或普遍性的,而是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是人生的組成部分。就像實驗室中的老鼠可以被教導具有理性一樣,多虧了幾個世紀宗教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實驗的培訓,人們也學會了理性,變得理性了。理性不應該被視為道德的牢固基礎,因為它自己的基礎就令人懷疑。

  

   消極虛無主義寧愿使用錯誤的指南針進行探險,也不愿意冒徹底迷路的風險。

  

   這里,我們再次發現積極虛無主義和消極虛無主義回應這種道德懷疑主義時的重要差別。有能力懷疑道德的任何可能基礎的合理性將導致積極虛無主義者要么重新定義道德要么拒絕道德。在第一種例子,行動可以使用道德原則來評價,但是積極虛無主義者是定義那些原則的人。看似具有創造性的東西其實是衍生性的,因為人們很難區分我們什么時候是自己思考,而不是按照我們成長環境灌輸給我們的方式思考。

  

因此,積極虛無主義不是采取這種道德自我主義,可能性更大的是簡單地徹底拒絕道德,即僅僅依靠實用性標準來評價行動,如根據其更多或更少有效地實現渴望的目標來評價。因此,人類的行為被看作與動物或機器的行為沒有多大差別。(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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