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靈魂上市——哲學家也炒股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507 次 更新時間:2020-03-08 19:49:28

進入專題: 哲學家   炒股   金錢  

吳萬偉  

  

   賈斯廷·斯密斯 著,吳萬偉 譯 

  

   在博物館,我和妻子站在一幅荷蘭虛空派[Vanitas指一種象征藝術的繪畫風格。單詞來自拉丁語中vanitas, 意即“虛無”。圣經中曾使用這個詞語——“Vanitas vanitatum omnia vanitas。”(虛空的虛空,一切都是虛空)。這些畫通常表現為,擺放有骷髏頭骨的靜物,一般畫作中還會有“Memento Mori”這句話,意思是:“記住,你終將死亡。”——譯注]畫作的面前。畫面上有個老人,他正彎腰駝背盯著賬本看,周圍是金幣和珠寶;桌子上有個骷髏頭,他根本沒有注意到死神就在身后盯著看他呢。我問妻子,這樣的畫面要告訴我們的“要點”是什么?她說,開始思考自己靈魂的人應該做得更好些。我沒有說出來的想法是:我思考審視自己的靈魂已經40多年,從來沒有搞清楚金錢到底是如何起作用的。與青年時代相比,現在的時間更短暫了,雖然我已經成功積蓄了一些金錢,但我擔心如果不幸離開人世讓你獨自一人留在世上,還是應該為你留下一些可支配的財富,因為我們就像窮學生一樣不停地搬家,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從一個公寓換到另一個公寓。親愛的,我害怕去想象你孤獨凄涼的樣子,現在我來數數自己有幾個銅板,關心關心賬本的收支狀況,這難道有什么錯嗎?我是在拿靈魂做交易妥協嗎?這是一場虛空一場夢嗎?

  

   去年11月,我開了一個經紀人帳戶。在此之前幾個月,獲得有關金融股票方面的知識,我一直在閱讀專門為我這種菜鳥準備的簡單的列有要點的操作手冊,如果他們的話題是拉丁語或者新教徒的宗教改革運動,我會根本不屑一顧的。經過這段時間的學習,我認定自己已經準備好要把我名下的大部分金錢投資到股票市場上,總共大概有15萬美元左右(這個數額足以把我送上斷頭臺了,因為有些人還窮得不名一文,但這筆錢也少得可憐,即使燒掉或者丟掉了也不會產生任何可怕的后果,有人擁有的錢可多太多了。)我之所以擁有這么多錢是因為官僚機構犯下的錯誤。我曾經在加拿大一所大學工作了九年后決定辭職,當時人力資源部的人關閉了我的退休帳戶,直接將里面的所有錢一次性結清了。因為我換了工作,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我在41歲的時候很不明智地獲取“退休金”,因為過早取出來是要付高額手續費的。加上我過去一些年積攢下來的一些如出版社簽約后的預付款等,我當時希望將這筆錢作為種子基金投入股票市場,像煉金術般大賺一筆資本收益,現在仍然希望如此。

  

   這是作者選擇的股票。請注意(NB用于書面注意事項,譯自拉丁語nota bene):發表這張圖片不能被視為向其他哲學家提供炒股建議,本刊對根據這張圖片顯示的信息投資這些公司而招致的任何損失概不承擔責任。

  

   除了在荷蘭虛空派畫家所理解的意義上追求財富是否有罪的問題之外,我創建投資戰略的早期努力一次次地讓我意識到,聚斂財富幾乎可以肯定是不道德的和難以獲得救贖的。風險相對較低的指數基金是可靠的投資組合的基石,這些基金都是將投資分散在很多種不同的公司上,人們不可能跟蹤了解每個公司是否侵犯了雇員、客戶或者環境的權益和神圣性。即使你投資于個別公司(同時維持健康的多樣化以緩沖風險),你也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作為股東,你賺錢的唯一方法是公司繼續增長壯大,即使它們對社會可能做出的貢獻已經達到臨界點,假設它們從一開始就在為世界做貢獻。這正是資本主義的運行方式:超越任何自然的必要性,無休止地不斷擴張,這將導致資源耗盡和地球的毀滅。現在,我成了該毀滅過程的組成部分。雖然在某種意義上,購買的每一樣東西,每天晚上打開電燈開關,我一直都是幫兇。但是,就像合同天生就有一種莊重性一樣,成為積極的投資者就讓它變得更加正式。

  

   11歲的時候,我了解到,如果你沒有其他貨幣形式的話,支票是一種你能使用的貨幣形式。當時我母親剛剛離婚,試圖開辦家族的法律事務所,經濟壓力很大,手頭現金不足時,她常常帶我們到肯德基炸雞店,因為那是城里唯一接受這些奇怪的期票作為支付方式的快餐店(當時沒有辦法即刻驗證基金的可靠性)。我們小心地記錄城里肯德基炸雞店的位置,記住哪些已經接受過我們的空頭支票,為避免麻煩,找飯吃的時候就前往離所在街區更遠一些的店。這是我現在能夠想起來的最早的金融教育和的最栩栩如生的教訓。到了18歲,在根本不了解利息如何運行的情況下,我拿到了第一張信用卡,刷暴了這張卡之后,就獲得第二張信用卡,接著是第三張信用卡。等到我本科畢業,被若干研究生院錄取之后,我決定只進入其中一家信用卡公司,它不給我包括學費減免在內的財務一攬子計劃。相反,我辦理了學生貸款。在20歲和30歲期間,我一直都是在討債公司經常性的經濟壓力下生活的。常規性的自動撥號播放錄音信息的電話總是令我心驚肉跳,在線呼叫中心打來電話后,我常常要么涕淚滂沱,哀求寬限一些時間,要么用荒謬可笑的威脅進行反擊,要么既裝可憐又耍橫同時并用。我可以證明,這種狀況有些類似于犯罪,有時候則類似于患上了疾病。我身上一直帶著這些特征,就好像在小時候患上了小兒麻痹癥,如今走在大街上仍然有些膝關節反屈,總是宣稱因為我的自由被延遲了,我從來無法享受充分的自由。

  

   道德哲學家中有一項運動,鼓勵其支持者捐出盡可能多的收入,尤其是對技術世界的情感心有戚戚焉的人,就是所謂的“有效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后期資本主義或許出現了眾多形式的“夸富宴”[potlatch其詞義是“散盡”(give-away)的意思,舉辦一次夸富宴很顯然會帶給他一定的聲望,這種聲望是與慷慨的程度成正比的。“千金散盡”的夸富宴行為是一種“妄想自大狂人格”的結果——譯注]那是更高社會地位的最偉大標志。我認識學界有些哲學家定期在社交媒體上公布他們給慈善機構的捐款數額(有些更愿意顯示簡單的百分比),其前提是這種開放式記賬簿有助于這項運動的整體成功。在我看來,他們捐出了似乎令人吃驚的巨額金錢。在此,我不愿意說公開宣稱給選舉活動捐款的學界哲學家,但在每個我能想到的案例中,我知道的是這種哲學家是靠在待遇優厚的職業領域工作的配偶所提供的資金。當我看到公眾認可這些行為時,我總是忍不住想,如果也看到有效的利他主義者的總體經濟狀況如何的信息,就更好了:他們擁有什么樣的不動產,有什么樣的投資,配偶賺多少錢,繼承下來了多少遺產等。既然要公開信息,那就把所有信息都公開好了。否則,就算你透露說剛剛向美國非營利權威慈善組織“葛武威爾”(the GiveWell organization)捐了一萬美元,也不會我們帶來多少有實際意義的規范性壓力。

  

   我可以非常明確地表明:我的下一筆一萬美元和此后的一萬美元和再下一筆一萬美元都不會捐給葛武威爾慈善組織。我也決不會給任何一位政治候選人一毛錢。在可預見的將來,我的稅后收入和生活成本都將進入制造半導體、電動汽車、量子計算機、視頻游戲、垃圾處理設備公司。有些將會流向標準普爾500指數(S&P 500)、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和巴黎CAC40指數。其余的將被分散進入美國國債、貨幣市場基金和黃金等。我不知道若要不再擔心小時候窮得叮當響的舊病復發,我需要積累多少錢或投資多少錢,但我很清楚自己還沒有達到不差錢的地步呢。在過去10年里,我已經邁過了從欠債到不用欠債的門檻,接著進入雖然少但已經比較可觀的“凈收益值”階段,這個過程讓人感覺非常類似病后康復,能夠相信它在道德上完全是值得譴責的。我的行為和外貌越來越像荷蘭虛空派畫作中的老人,但我感覺如果死神出現在我的面前,我將向他提出抗議,不,這決不是虛空的一場夢,也是關照靈魂的舉動:認識到就金錢而言,你在世界上的位置;認識到金錢是什么,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期望值,無論是財富還是債務;并且能夠不受美國征信機構巨頭(Equifax)成群結隊的惡魔打擾的生活。

  

   我試圖說明的是,兩條道路是朝著不同方向大分叉的罪惡道路。沒有人比債務人更遭人嫌棄的了。在我父親令人好奇的漫無目的生活中,他犯下的每個錯誤都由我們家來承擔,他總是要占別人的便宜,無論到什么地方都呆很長時間,主人對他都有些不耐煩了,他也從來不能維持長久的友誼,這都源自貧窮的事實:他無法支付確保不犯這些錯誤所需的資金。沒有人比吝嗇鬼更遭人鄙視的了,他們有錢,卻擔心失去錢,因而變得乖戾和內向,不愿意為人類的共同事業做貢獻。這兩種狀況我都體驗過,雖然我已經讀過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不會想象我能夠擁有任何長久或長期持續的高尚手段確保處于這兩種狀況之間,但我將永遠處在糾正錯誤和重新平衡的狀態中。

  

   一個常見的滑稽描述是這樣說的,哲學家不會也不應該關心金錢。因此,斯賓諾莎是真正的哲學家,他默默地依靠磨鏡片為生,一直過著貧苦的隱居生活,根本不關心世事;萊布尼茨(我喜歡的人)則是出賣靈魂的哲學家,愿意向任何愿意花錢購買的皇室提供他的服務和思想威望。這種認識并不妨礙哲學機構在過去千百年來相當密切和連貫性地沿著和全球最重要的金融機構同樣的道路前進。很多被統計為哲學的東西來自羅馬、巴格達、倫敦、阿姆斯特丹、紐約都會區和美國加州舊金山灣區的城市帕羅奧多(Palo Alto),在亞馬遜森林或格陵蘭島或者南達科塔州的社區學院也有很深刻的思想,但它們通常會被稱為其他東西而不是哲學。哲學家無論是作為宮廷弄臣還是作為隱居者,他們就像最腐敗的政客一樣都是追逐金錢的家伙。

  

   更加高雅和更加體面的職業其實并不比其他粗笨和卑賤的職業有更多抵御財富誘惑的免疫力,這自古以來就是人們熟悉的諷刺話題。因此,在公元前1500年寫成的印度教古老經典《梨俱吠陀》(the Rig Veda)中,我們發現一位年輕的知識分子的如下反思:

  

   我是詩人,父親是醫生

   母親是擁有石磨的磨坊主

   我們擁有的思想不同,但我們都追求財富,

   就像牛吃草一樣。[1]

  

   同樣,我父親搞計算機,母親是在鄉下開辦家庭法律事務所的律師,以接受貧窮客戶家的雞和羊作為法定貨幣而著名。我研究哲學。我們的生活都獲得了某種程度的成功,都追逐那甜如蜜的金錢。

  

哲學家即使應該蔑視無用的財富,但他們對作為概念或者問題的金錢至少是感興趣的,這并不應該讓人覺得吃驚。畢竟,金錢像其他任何東西一樣很有意思,在橫跨存在和不存在的邊界這點上,它或許更有意思得多,而這種臨界性特點正是作哲學研究對象的最典型特征。同樣不應該讓人覺得吃驚的是,對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的工作原理的諷刺性對話就出現在離斯賓諾莎在萊茵斯堡(Rijnsburg)的隱居之所不遠的地方,這個對話中就隱藏了早期現代哲學的精華。在阿姆斯特丹的西班牙猶太人作者約瑟夫·德拉維加(Joseph de la Vega)在1688年出版《亂中之亂》(Confusión de confusiones 中譯本《亂中之亂:股市三人談》劉建 譯 經濟管理出版社,(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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