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龑:建設一個怎樣的新印度?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634 次 更新時間:2020-03-04 09:48:50

進入專題: 印度憲法   雙重使命   邏輯解釋   憲法觀念  

蔣龑  

   摘要:  1947年印度脫離英國殖民統治成為主權共和國。印度獨立伊始,便在國大黨的領導下召開了印度制憲會議,于1950年制定并頒布了印度憲法。通過印度憲法的制定,國大黨領導人也將自身對如何建設新印度的規劃融入憲法文本之中。因此,認識和分析這部世界上最長的憲法,需要考察當時占主導地位的立憲觀和國家建設觀。本文細致辨析了印度憲法制定過程中的三種重要憲法觀。文章指出,正是這三種憲法觀之間的沖突和妥協,主導了印度憲法的文本結構,決定了對印度憲法關鍵條款的解釋。

   關鍵詞:  印度憲法;雙重使命;邏輯解釋;憲法觀念

  

   1947年,《蒙巴頓方案》生效,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成兩個獨立的民族國家。這一方面預言了20世紀后半葉南亞的地緣政治格局,另一方面也終結了國大黨、穆斯林聯盟以及英國殖民者關于南亞次大陸應當如何走向獨立的無休止的爭論。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可以作為各自國內唯一占主導地位的執政黨,主持新獨立的國家的政治建設。

   和巴基斯坦直到1956年才制定并頒布憲法不同,早在1946年12月——彼時印、巴還未分治——國大黨就主持召開了印度制憲會議。換句話說,印度成為獨立的主權國家與印度憲法的制定與頒布乃是同時進行的。那么,這部憲法必定會以憲法文本與規范的方式回應國大黨領導人對“怎樣建設一個新印度”的構想。[1]進一步說,從法律系統的角度出發,如何認識和辨析中國的這位重要近鄰,取決于我們如何認識和辨析印度憲法。

   正如分析美國憲法的原初含義,需要將其放置在當時聯邦黨與反聯邦黨人爭論的語境下進行分析;看待戰后德國基本法原初之含義,需要將其放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反思納粹和冷戰的基本語境下進行分析一樣,從整體上把握文本極長和修訂極頻繁的印度憲法,應當考察當時主導憲法制定過程的憲法觀。

   本文將重點辨析印度憲法制定過程中的三種主導憲法觀。正是這三種憲法觀彼此的爭議、沖突以及妥協,引領了印度憲法的制定,并可以成為我們認識、分析印度憲法的起點。

  

   一、甘地與《印度自治》

   甘地早在1909年,就先后用咕甲拉梯文和英文出版了《印度自治》一書,集中表達了自己的政法思想。[2]

   在全書前半部分探討近代文明、印度破滅,以及連帶著批評鐵路、律師、醫生等為代表的近代機械文明之后[3],甘地開始細致地闡述自己的文明觀以及印度如何獨立的問題。

   對于印度文明的特征,甘地頗為自信:“我相信印度所產生的文明,不致為這個世界所擊敗。”[4]不像羅馬、希臘、埃及法老已經成為過去,也不像日本已經西化了,唯有印度“還是保持了一個健全的基礎。”[5]換句話說,和西方、東亞文明的變動相比,印度文明的第一個特征在于她這“不可動搖的狀態。”[6]因此,面對有些人士對印度“靜止”特征的批評,甘地卻認為,這恰恰是印度文明最值得稱贊之處。

   “文明,便是行為的模型……盡義務與守道德是他的別詞。守道德便是管束我們的心靈與節制我們的欲望。”[7]節制欲望在某種程度上,是甘地文明論的核心所在,甘地認為:

   人的心靈是一個無休息的鳥,他所得到的愈多,他所要的亦愈多,而且還是不會滿足的。我們愈把情欲放縱,他們便愈加恣肆。[8]

   甘地對印度文明的自信,恰恰在這種文明的靜止性狀態。因為靜止的反面,乃是罪惡的根源,即欲望的無休止性。用甘地的話說:

   我們耕種,還是用幾千年前的一樣的犁耙,我們還是住著和幾千年前一樣的茅屋,并且保持著和從前一樣的教育。我們并沒有生存競爭的那種制度。每一個人都遵守他自己的職分與業務,并且得著一個定例的資俸。[9]而且,在甘地看來:

   這并不是因為我們不知道如何去發明機械,但我們的祖先知道如果我們把心力用在這些東西上面,我們一定要變成物的奴隸而喪失我們的道德性。[10]

   而以英國為代表的近代文明,和印度文明的特征恰恰相反:“凡生存在這種文明之下的人民,皆以肉體的享樂為生活之目標……近代歐洲之人民,都住著建筑優美的房屋;比他們一百年前所居的迥然不同……”[11]

   印度應該如何獨立?甘地始終是在文明論的意義上予以回答和闡述的。在其看來,即便取得了民族解放,獲得了國家主權,如果這片土地上人民的生活狀態和精神模式已經完全西化了,印度也依然是被奴役的狀態——不是被某一個具體的帝國主義國家所殖民,而是被另一種精神文明所奴役。所以,想要印度真正獲得獨立,“只有找到了疾病的根源……把印度的奴役根源去除掉,印度自然便能夠獲得自由。”[12]

   這個“疾病的根源”,在甘地看來,并非是英國殖民者,而在于印度那些“受到了西方文明影響的人”。正是這些人,自己首先成為了奴隸,并且以自己的尺度和視角來度量整個印度。因此,與其說是印度的獨立,不如說是印度人民的獨立:“如果我們成為自由,則印度亦是自由的了。”[13]甘地接受了當時極端派提出的司瓦拉吉(Swaraj)綱領,但他的司瓦拉吉觀與極端派不同。他認為,司瓦拉吉不僅是政治自主,還包括人的精神完善與社會協調。[14]換句話說,甘地認為,當時的極端派主張的驅除英國人、實現政治自主,僅僅是印度獲得獨立、實現自治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在這里,甘地提出了一個看似非比尋常,卻又頗符合其哲學學說的印度獨立觀:“只要英國人變成印度化了,我們便能容納他們。如果他們要在印度保持他們的文明,那便沒有安插他們的地方了。”[15]

   和當時極端派所認為的“印度的衰敗是因為英國人的殖民,只有以武力驅除英國人才能夠實現印度的自由”頗為不同,甘地始終是站在文明論的視角上對印度的獨立和自由予以理解和分析的。印度之所以被奴役,根本原因不在于英國殖民者,恰在于印度人民自己。以英國人所代表的近代文明觀念取代印度人自己的文明觀念,相對于政治枷鎖來說,這是更加奴役人的精神枷鎖。因此,爭取印度獨立與自治,關鍵是實現人的自由,關鍵是在印度土地上還原印度自己的文明觀念,而不論印度土地上生存的是印度人還是英國人。

   在此基礎上,甘地回國后領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與其說是“抵抗”英國殖民者,不如說是對甘地所認為的傳統“印度文明”的宣講和演練。國內學者已經準確地指出,“非暴力的核心是愛和感化”,其方法則是“堅持真理的斗爭”。[16]為什么選擇“非暴力”的獨立方式?什么又是“選擇真理”?我們只有站在甘地所特有的文明論意義上,才能予以理解。我們可以說,非暴力是一種徹底的從文明論視角出發的宗教民族主義觀念,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是在此觀念指導下展開的印度獨立運動。選擇“非暴力”是基于印度文明的人性性善論。以暴力方式取得民族獨立,不是真正的民族獨立,因為那種建立在西方人性論基礎上的暴力斗爭方式,即便獲得了民族獨立,也同時意味著印度作為一個文明的消亡。而且,甘地不僅是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導師,同時也是奮戰在運動第一線的戰士。這實際上是以一種身體力行的方式,向所有印度人展示,在印度傳統文明指導之下的印度式生活的真實狀態。相比于在印度土地上接受了西方近代文明而表現出來的另一種生產和生活狀態,甘地的言行不啻為是向所有印度人展示,另一種生產和生活樣式的可能性,并在這種對比中,證明甘地所謂的印度文明優益論。

   可以說,在20世紀初,甘地希望印度成為英國統治下的自治領,進而實現自治。這種主張代表了當時國大黨領導層的主流意志。因為單純致力于武裝抗英,雖有宣傳效果,但是卻無力回答一個根本問題,那就是印度人和英國人的統治為何不同的問題。印度半島現在由英國人統治,印度獨立之后,將由印度人自己統治自己,極端派怎樣證明印度人自己統治自己,要比英國人的殖民統治更好呢?或者對于這片土地上的廣大的沉默的印度民眾來說,更換了統治者,又有何不同呢?無疑,對這一根本問題,甘地給出了當時極端派所無力給出的回答,那就是文明論視角下的回答。而且,這一回答更為當時正在形成的印度民族主義,注入了文明或文化的視角。印度人之所以和英國人不同,不在于膚色、語言等外在表征,而在于其分享了不同的文明理念。這是對印度民族主義的實質回答——盡管并非是唯一的回答。

   應當說,印度獨立之后尊甘地為“國父”,不僅是因為他領導了20世紀早期的印度獨立運動,還在于甘地在印度民族主義證成上的實質性貢獻。相對于同時期的國大黨其他領袖,甘地不僅強調了印度實現自治的必要,還為國家在獨立之后,應當建設一個怎樣的新印度問題,描繪了自己的烏托邦。只是到了1947年,在印度獨立已成定局的情況下,甘地的“烏托邦”卻被以尼赫魯為代表的國大黨新一代放棄了。

   因為對靜態的農業文明的欣賞和對動態的工業文明的批判,甘地對新國家的建設方案是“鄉村共和國”。這在《印度自治》中已經初見端倪。因為對英國為代表的近代文明持批判觀點,所以在甘地看來,“城市必然是罪惡,是無用的障礙,在那里人民得不到快樂。”[17]真正的快樂是手工的鄉村生活。城市和鄉村都有法庭、醫生、律師和長老等等,但是和在城市里,這些都是壓迫、奴役人的工具不同,在甘地理想的印度鄉村共和國中,“(他們)都是有一定范圍和限制的人,人人知道,這些職業,并沒有特別優異之處……他們被認為是依賴人民,不是人民的主人翁。通常人們的規則,總是盡量避免法庭、法官、律師等……這種罪惡,也只有在都城中和附近顯現。普通一般人民,都是獨立生活著,并且遵守他們農人的職分。”[18]可以想見,在這樣一幅“烏托邦”中,獨立后的印度將成為潘查亞特管理的鄉村共同體,傳統印度文明中的鄉村,將成為整個印度的基本獨立單元。村民選出稱為潘查亞特的長老議事會(或稱五老會),處理村社的政治、經濟、宗教和法律等事務;長老之間實現村落的聯合,并通過這種“自下而上”的方式組建成新印度。[19]不難想見,在甘地的這一烏托邦式設想中,不僅英國政府遺留下來的議會民主制政體等近現代國家組織形式成為多余,甚至領導了印度獨立運動的國大黨,以及其他所有政黨都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何止是沒有必要,政黨制度、議會制度,在甘地的文明論視角下,簡直就是罪惡的近代文明在政治上的突出特征。所以,甘地在印度獨立前夕憤而退黨,也就不難理解。因為以尼赫魯為代表的新一代國大黨領導人,正是甘地所認為的,造成印度被奴役的根源所在,他們恰恰是那些“接受了英國文明的印度人”。而這批“接受了英國文明的印度人”,也必然在如何建設一個新印度的問題上,給出與甘地截然相反的回答。

  

   二、尼赫魯與《印度的發現》

   和上一代國大黨領導人甘地不同,在尼赫魯的成長軌跡中,英國有著重要地位。這位在16歲就留學英倫,先后就讀于哈羅公學和劍橋大學,取得英國律師執照的海歸知識分子,可謂是熟稔英國議會政治的規則,也看盡工業資本主義的浮華。因此,他對新印度前景的描繪,則呈現另外一幅畫面。

首先,面對甘地所描繪的那個村社共同體烏托邦,尼赫魯持明顯的批判立場:“過一種自給自足的鄉村生活,與外面的世界隔絕,這無益于進步和發展。”[20]就甘地所希望的那種以農業為主的新印度建設而言,尼赫魯更是給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斷:“(印度)沒有其他的工作而完全依賴土地生存的人太多了,給土地帶來了太大的壓力和負擔,這成了印度的大問題。印度的貧窮主要是因為這個問題。如果能把這些人從土地上轉移開,并給他們其他的能創造財富的職業,那么他們不僅能增加國家的財富,而且對土地的壓力也能大大減輕,甚至農業也將興旺起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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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vasnj.com),欄目:天益學術 > 法學 > 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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