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唯:金毓黼日記所見民國學林百態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23 次 更新時間:2019-06-17 13:45:19

進入專題: 金毓黼  

張曉唯 (進入專欄)  

  

  

   歷史上的中國東北地區,因為開荒和戰事頻仍,武人俠士史不絕書,卻少見文人活動的記述與傳說,以致長久以來人們日漸形成東北地域“武盛文衰”的一般印象。不過,本文關注的則是一位東北學人的經歷,他就是二十世紀前半葉蜚聲海內的歷史學家金毓黼先生。

  

   金毓黼,別號靜庵,1887年生于奉天遼陽一農家,早歲所受學塾教育并不正規,約莫26歲時卻考入北京大學國學門,師從黃侃(季剛)等名師研治文史,當年北大校內視其為“東北讀書種子”,頗受青睞,至1916年夏畢業返鄉。其時,后來名揚天下的學生領袖傅斯年(孟真)、段錫朋(書貽)和羅家倫(志希)等人已陸續入學,而蔡元培先生出長最高學府,則在這年年底。即是說,金毓黼并未直接受到五四新文化“洗禮”。

  

   此后十余年,金毓黼在白山黑水之間謀生發展,雖“混跡”官場,竟能力學不輟,以編撰東北史書而聲名鵲起,到三十年代初,已然擔任奉天省政府秘書長、省教育廳長等要職。其間,一些“流年不利”的內地學人像黃侃(季剛)、吳宓等曾到關外謀職(東北大學),金氏盡力予以照應。大概緣自公務連帶關系,金毓黼與國內實力人士如章士釗、黃炎培(任之)、葉恭綽(譽虎)等亦有直接或間接往來。顯然,金氏正處于“學優則仕,仕而助學”的良佳狀態。1930年9月末,參加中原大戰的東北軍進駐平、津接收各行政機關,金毓黼在日記中載曰:“東北發表大批官吏接收平、津,今午啟行,詣站送之。數日內為友人設法,頗效奔走之勞,皆能各就班位,亦一快也。”(金毓黼:《靜晤室日記》第四冊,2489頁)身為奉天行政當局的“幕僚長”,其作用當然靈便。

  

   然而,一年之后發生“九·一八事變”,東三省淪喪,金毓黼的命運隨之改變。他遭日軍拘禁近百日,解禁后又被監視行動。其間,他只能以編書自遣,《渤海國志長編》即殺青于此時。日軍命其出任“省府參議”之類偽職,他選擇省圖書館事宜,并主撰《奉天通志》,力求以此擺脫與偽省署的干系。羈留偽滿四年,金毓黼甚感壓抑,總覺得潛伏著危難,進而萌發出走欲念。他借重學界友人、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服部宇之吉等人的關系,提出赴日本訪查圖籍文獻,竟獲允準。1936年4月,他抵達東京后,即到東洋文庫、靜嘉堂文庫閱讀資料,一連數月日日如此,日人防范因而放松。7月中旬,他按預先計劃,登上由神戶直達上海的加拿大“皇后”號班輪,于14日安抵滬上,成功脫離日滿統治。稍后有鄉人來函:“言彼中(日滿區域——引注)管理思想,罹慘禍者多人,盛贊余之知幾”。(日記第五冊,3933頁)金毓黼自己也深自慶幸:“自來江南,重睹天日,……其喜幸為何如也!”

  

   金毓黼的施巧計自日本回歸,與后來郭沫若的秘密離日返國,多少有些異曲同工之妙,可是人們的審視眼光卻不甚相同。金氏抵滬后數月,適值魯迅逝世,他曾有過一番議論:“吾國之文學家,如魯迅、郭沫若皆有左傾色彩,受青年學子之歡迎。魯迅與日人內山完造交誼極篤。其卒也,內山氏為主喪人之一,值中、日國情嚴重之日,而吾國人不以為病,蓋以私交與國事判然兩途也。郭氏娶日婦,久居日京,不啻籍于日本,而國人甚愛讀其著作,不以為病。聞其每年著述所得約數萬金,而日本文化機關且以獎學金予之,而國人亦不以為病,何也?吾國不可解事極多,豈止魯、郭二氏而已乎!”(日記第五冊,3926頁)金毓黼的敏感與困惑,似與他的心境有關,那段羈留偽滿的經歷,日后果然給他帶來“麻煩”。

  

  

   金毓黼離鄉背井,投奔關內,故鄉的優渥境遇殆已失去,等待他的是職業學者勤勉而清悠的生活。他通過黃炎培介紹,拜訪蔡元培,持蔡先生一紙專函,于同年7月20日至南京北極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會晤傅斯年,“傅君于余研究工作允為盡力助成,殊可感也!”翌日,“朝間傅君來訪,謂為余籌得辦法,如此迅速,殊出望外。”第三日“孟真招晚餐,肴饌頗豐。”(日記第五冊,3889、3890頁)傅斯年為金毓黼“籌得辦法”,乃推薦其擔任中央大學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此時的中央大學校長為羅家倫。傅斯年如此非同尋常的“禮遇”,使自感“孑身萬里,漂泊無家”的金毓黼感恩莫名,銘記于心。

  

   傅斯年與金毓黼作為北大同學,此前接觸不多,但彼此相知。傅差不多與金同時入北大,所不同的是,傅先入預科后升本科。二人幾乎同時為國學家黃侃所賞識,金在季剛師門內可謂登堂入室,四十年代后期北平學界老輩贊其治學“篤守黃法”,“能傳季剛先生之學也”;而傅則稍窺黃門即“叛逃”,轉入胡適門下致力于新文化之提倡。不過,金、傅二人均以國學見長,自然惺惺相惜,尤其是東三省事變前后,有關東北歷史的編寫與研究已成熱點,傅氏曾大力提倡并編寫專書,而金氏無論在資料積累或研究功力方面均可謂權威。故此,傅斯年對金毓黼的到來高度重視,妥為安置。入主國內規模最大之“首都大學”史學系,對于長期身處“邊疆”的金毓黼而言,雖屬實至名歸,卻也略感意外。

  

   從金毓黼日記觀察此后十余年間他與這位“傅大炮”的交往,可知二人均十分在意彼此關系的維系,往來雖不甚密切,卻相互尊重和信任,有著學人之間的君子之交。金毓黼在一些事情上需要借重傅斯年在學界的“權勢”,而傅對這位東北學長也盡力維護,盡顯豪爽仗義。抗戰中期,金毓黼曾一度到四川三臺的東北大學任教,1944年底該校發生學潮,學生自治會中有人以金氏羈留偽滿一節“橫加污蔑,被以惡名”,使金毓黼“聞之大憤”,頗受刺激,“余為此事傷心已極,夜不成寐”。(日記第八冊,5733、5734頁)隨著抗戰勝利,又有人不斷“舊事重提”,進一步加重了金氏的“隱憂”。1945年10月18日他在日記中寫道:

  

   “(民國)二十五年之夏,余自沈陽逃出,經日本而至南京。援我于困厄之中,而不致饑寒于他鄉者,傅君孟真也。近八年來,與孟真不常晤面,而精神息息相通。近以外間流言不利于余,日前偶同孟真言之,孟真曰:‘君之行誼,余知之最清,設有人不利于君,余必為之辯護,請勿介意。’余乃為之大感動,古人云‘患難乃見交情’,吾于孟真見之矣。”19日,“晨起入城見孟真,余以所撰備忘錄請其簽證,君即慨為簽證,并系以注語甚詳,謂余所記皆屬事實,并謂余受困時曾寄語孟真,將乘機逃出,后果實踐其言。噫,知我者舍孟真誰屬哉!”(日記第八冊,5934頁)

  

   如所周知,傅斯年乃戰后清算“漢奸罪”之有力者,當年北平教育界所謂“偽教授”甚至“偽學生”之說,均與傅氏“肅奸”壯舉有關聯。不要說對于周作人之類落水者絕不留情,即使像容庚那樣在偽大學討飯吃的故舊,也難以見容而割席絕交。在此問題上,傅先生的正大立場無可指摘。然而,在金毓黼“個案”處理上,孟真先生卻難得的清醒與寬宥,其內心之坦蕩無他,同樣地無可指摘。看來,勇猛如傅孟真者,在“講政策”方面也未可低估也。而此舉對于“弱者”金毓黼而言,無異于“上帝的拯救之手”,傅氏的“簽證”,簡直就是化險為夷的護身符。

  

   值得玩味的是,戰后重慶流傳這樣一則“內部消息”:蔣委員長對東北元老莫德惠說:“東北淪陷,中央未加拯救,此中央有負于地方,地方官吏固無罪也。因此我對于東北官吏不愿苛責。”最高當局的表態,顯示了國民政府安撫東北人士的用意和策略,那些曾經“夜不成寐”的人們,蓋可安然入睡矣。難怪金毓黼聞之由衷感嘆:“此真仁者之言,而以平恕為心者也!”(日記第八冊,5936、5937頁)

  

  

   在中央大學,金毓黼先后開設東北民族史、中國史學史以及應用文(為中文系)等課程。他為教學而撰寫的講義《東北史稿》、《中國史學史》等,先后作為專著印行。尤其是史學史一書,可謂專門史領域的開山發凡之作,其功力之厚重,為史學界同人所服膺。在民國時期的史學界,金毓黼應屬不新不舊、學有傳承而派別色彩淡薄、各方均可接納的那類實力型學者,因而他在史學圈內頗具“人緣”。對師長一輩如朱希祖(狄先)等他不時訪謁請益,對年少新銳像鄧恭三(廣銘)等亦平情相處,與“五四”一代北大學人可敘校友之誼,與“南雍”《學衡》主干柳翼謀(詒征)等亦共享問學之樂。抗戰期間流徙巴蜀,又得與“邊緣學者”蒙文通、錢賓四等人講學論道,戰后復返平津,既曾拜見晚清文臣金梁(息侯)于津門,也嘗造訪收藏者王世驤于燕京南小街芳嘉園。而平素常相往還者乃謝剛主(國楨)、徐中舒(森玉)諸人。舊雨新知,兼容各方,故有人稱贊金毓黼“能夠會通南北學風”。

  

   不過,金毓黼在中央大學似不甚安心,好友藏啟芳(哲先)任校長的東北大學自陜南遷至四川三臺后,他便“移情”于家鄉學府,由兼職而專任,直至后來校內發生“惡名攻擊”事件,才重返中央大學,直至抗戰勝利。金毓黼之所以在中央大學不安心,人際問題是主要因素。據金氏晚年憶述:中央大學自南京遷到重慶,“柳翼謀先生適經國民黨教育部派為中大部聘教授,應在歷史系開課。爾時張貴永為系主任,同系如沈賀諸人亦不睦于柳,乃約系內諸師,共排柳先生,不為開課,并要共簽名于一約上,以堅之。但余于柳先生,非有任何雅故,特以景仰其學行卓越,拒于約上簽名,因此以致開罪于張、沈諸人”。(日記第十冊,7583頁。此處之沈、賀,應為沈剛伯、賀昌群。)學人糾葛,襲擾心境,耿介不群,避去為上。金氏有段時間執意辭離中大,蓋緣于此。

  

   可是他與中央大學竟然有著“剪不斷”的關系,則是由于他與羅家倫非同一般的個人交誼使然。羅校長在任期間,金毓黼備受關照,1941年夏羅氏離任后,仍以其固有影響,對金予以眷顧。金毓黼對此深有所感:“羅君志希于余有刮目相看之意,深可感也。嘗謂志希有學人風度,此非阿好之語,有目當共見之。”(日記第八冊,5894頁)羅、金二人均以史學為業,又都雅好詩文,加之北大校友關系,彼此相處頗為洽契。金毓黼主持中大歷史學會第一次講演會,即請羅校長講“治史學之態度與方法”,聽后盛贊其“精湛之至”。金氏計劃進行《清史稿》點校工作,羅家倫便設法搜尋到最佳版本供其使用。蔡元培在香港病逝,羅請金氏撰寫祭文以備悼念之用,金當日一揮而就。

  

羅家倫曾在廬山作《含鄱口遠眺》一詩,陳三立(散原)先生“見而極稱之”,羅氏大受鼓舞,“知是名賢掖后生”,此后這位當年的“五四”健將便一發而不可收地大作舊體詩,達數百首之多。他自選其中二百首輯印成冊,名曰《耕罷集》,致送同好,金毓黼得到一冊,遂“逐首讀之,并加以圈識”。金氏認為,羅詩大抵工于寫景,刻畫入微,也不乏感時抒憤之作,但有些詩句構思雖巧,而筆力未健,用字亦弱,微失之粗,則是美中不足。羅、金二人時有“長談”,“深談”,交流心得,切磋學理。且看金氏如下日記:“羅君志希謂《通鑒》有啟發性,而《畢鑒》無之。喻以近人之著作,則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有啟發性,而馮友蘭之作無之;梁任公《近三百年學術史》有啟發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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