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向東 施展: 全球貿易雙循環結構與世界秩序——外交哲學對談之四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08 次 更新時間:2018-08-24 23: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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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向東   施展 (進入專欄)  

  

從“三角貿易”到“中心----外圍”結構


   施展:外交問題歸根結底是構建或適應某種國際秩序的行動過程,而這個行動過程的主要動力來自于國際貿易活動。可以觀察到,隨著中國經濟的成長,一種新的國際貿易結構正在形成,它將推動新的秩序的出現,這是我們思考外交哲學的一個基點。

   于向東:對于國際關系的理解通常要從貿易活動及其結構的政治、法律、倫理蘊含這種層面來展開,這種知識應當是理解國際問題的基礎知識。其中,貿易與秩序的關系是最重要的內容。

   施展:我們可以在你和劉蘇里談話中提出的“三個世界”的思想框架下研究這個關系。也許我們需要再簡要介紹一下這個框架。

   于向東:我是從中國“向外看”這個角度,依時間維度,對世界史作三個階段劃分。第一個階段是古典時代的西方,主要是地中海沿岸地區,它不是全球性的,與外部世界,特別是東方直接聯系不多;第二個階段是大航海時代之后的西方擴張,開始出現全球遠洋貿易,這個世界后來擴張到中國,清代講的“睜眼看世界”指的就是這個世界;第三個階段,是剛剛開始不久的,中國以及新興國家發展引起的國際關系的重組過程,這是個新世界。

   這三個階段的世界秩序是很不同的。我采用規范一些的叫法,分別稱之為“西方秩序”、“全球秩序”和“世界秩序”。西方秩序,主要是講它的空間特征,即第一個世界大體上是在“西方”這個區域內的。全球秩序,有兩層含義,既是指西方秩序沖破西方這個空間,覆蓋全球;也是指它的“客體性”,即對中國而言,這個秩序是外在的,如同客觀存在的自然環境一樣。世界秩序,則是包含了中國自身主體性在其中的普遍性的秩序結構,是一種主客觀的綜合,不再是中國去簡單地適應外在秩序,而是由于中國崛起的巨大規模,使得這個外在秩序本身也會經歷深刻變化,新秩序的生成與中國的成長是一種相互內在化的關系。

   施展:三個階段對應了三種秩序,但并非截然分開,其中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可以視之為不斷進化的關系。其中推動進化的力量就是貿易技術和貿易結構的自我演化。我們可以在第二個階段上,看看全球貿易和全球秩序的關系。

   大航海時代開始以后,貿易技術獲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出現了覆蓋三大洋的全球遠洋貿易。比較典型的如大西洋上的奴隸貿易、印度洋的香料貿易,以及更廣泛的中國瓷器和紡織品貿易,后來在太平洋又出現了白銀貿易,這些貿易往往都呈現“三角結構”。形形色色的三角貿易,大都來自西方海上商團的推動,有的還吸納了原來已有的區域性三角貿易,比如阿拉伯商人的非洲印度洋沿岸貿易,中國的南洋海上貿易。西方貿易商團中最為出色的是荷蘭商團。

   主導著三角貿易的諸多商團,雖然彼此間存在著競爭,有時這些競爭也會動用武力,例如貿易當中的海盜行為,但總體上并沒有一個顯著的力量中心或權力體系超越于這些商團之上,持續地約束或干預貿易行為。商團之間更傾向于相互承認,尋求穩定持久的貿易關系。在此過程中,利潤和利益的分配內在于貿易的自然過程之中,沒有外在的力量強制干預利益的分配,貿易主體之間有著一種自然的平等性。中國東南沿海的很多海上貿易商埠,例如泉州,都是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

   于向東:在工業革命以后,這一切都改變了。原先三角貿易是依各個地區自然經濟體的剩余產品進行的,但隨著工業制成品的出現,國際貿易逐漸發展成“原料+制成品”的結構,對自然經濟帶來巨大沖擊。由于工業品在生產、價格、需求、運輸等方面,對原有貿易結構而言,具有極端的信息不對稱,從而具有強制性貿易的行為特征,當貿易伙伴無法接受這種強制性而訴諸非貿易對抗手段時,工業品貿易商團就尋求國家武裝力量的介入,以保護貿易,于是,原來具有相當的自然平等性的三角貿易,就讓位于新的差序格局下的貿易結構,后來經濟史家稱之為“中心--外圍”貿易結構。

   施展:這就是沃勒斯坦等世界體系論者所勾勒出來的國際經貿秩序的發展歷程,我們從中看到“全球秩序”的形成過程。新的貿易結構穩定下來以后,有其自己的運行邏輯,使得外圍地區的經濟結構在這個貿易過程中逐漸被重塑并固化,外圍地區原有的社會秩序在此過程中逐步解體,形成我們今天所熟知的殖民地國家現象,就是少數精英與絕大多數土著之間的差距,包括政治對峙、社會解體、貧困、犯罪等等。這些問題對“中心--外圍”貿易體系提出經濟、倫理、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挑戰。

   于向東:這個貿易秩序從一開始就充滿爭議,也是很多批判理論和左翼社會革命理論的來源。西方為了應對該秩序中經濟、倫理等方面的問題,也給出了一系列的解決方案。政治上的一個方案就是去殖民化,從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提出民族自決開始,到二戰后,殖民地的精英運動和民主覺醒運動相結合促成了普遍的去殖民化。原有體系在政治層面上有了很大的變動,但在經濟層面上卻一直沒有尋找到更合適的方案。政治獨立并未改變經濟上的“中心--外圍”結構,發展中國家仍處于困境當中。這就催生了經濟上的激進主義,最早在拉丁美洲出現。庇隆總統在1940年代宣布“阿根廷經濟獨立宣言”,在政治覺醒的同時要有經濟獨立。但是經濟獨立的進程很快以發展中國家經濟上的混亂而告終。

   施展:從政治和道德上批判“中心--外圍”結構容易,在經濟上解決它就很困難。當各種經濟激進主義的試驗在亞非拉前殖民地國家失敗以后,西方的工業發展卻達到新的高度,更加強化了“中心--外圍”的貿易結構,結果經濟激進主義的失敗又反過來強化了政治激進主義,庇隆主義的試驗及失敗就是其中的典型。失敗主義情緒支配了戰后國際關系領域中的大多數發展議題。

   于向東:為了反制“中心--外圍”體系以獲得經濟獨立,亞非拉國家進行過多種多樣的努力,包括一系列模仿蘇聯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國家主義經濟戰略等,但這些努力都失敗了。之后,外圍國家調整戰略,改行進口替代。它試圖去發展一個大規模的第二產業,用制造業增加就業,以此來改善社會福利分配的均勻化程度。但是進口替代戰略在經過20年左右的繁榮之后也失敗了,高通貨膨脹率、高失業率,產品沒有競爭力,靠財政補貼,又帶來巨額的財政赤字。

   施展:這也有國際環境的因素。在進口替代欣欣向榮的階段,適逢美元疲軟乃至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元貶值遂使得大量國際資本涌入收益率較高的拉美等南方國家。外來資本的推動促成了多個國家的工業化高速發展。但是到1980年代初里根和撒切爾夫人分別上臺,貨幣主義革命扭轉了西方福利國家的經濟政策,國際資本迅速調整方向又回流到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使得南方國家無法再輕易從外部融資以推動自己的進口替代發展戰略,曾經的高速工業化就崩潰了。

   于向東:進口替代戰略的政治前提是左翼化,就是強政府、強干預,由政府分配社會福利。進入1980年代,這些國家又出現了政治上的新自由主義調整,也就是通稱的“結構調整”。這個調整戰略走向了另外一面。但它在1990年代末期也開始遇到大問題。

   施展:新自由主義政策有成功的案例,但不多;進口替代戰略,則一個成功案例都沒有。我們大致可以說,南方國家在二戰后這幾十年里左傾右傾地來回嘗試,一直不成功。

   于向東:但也必須看到,它們表達著一種努力:在“中心--外圍”這個結構下解決所謂的外圍地區的欠發達問題和貧困問題。左翼的嘗試可以視為來自于外圍地區的反抗性力量的沖擊,右翼的嘗試可視為來自于中心國家的一些自我調適,但都失敗了。失敗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這兩個方向的努力有一個共同思路,即認定工業化——也就是以制造業為中心的第二產業的發展——是這些國家和區域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不管你是用政府的力量來規劃工業化,還是用國際資本的力量來促進工業化。我們現在就是要對這個思路提出質疑。

   施展:左和右都失敗以后,我們可以提問,其失敗是否是“中心--外圍”經濟結構下的一個必然,還是僅僅因為政策執行有問題?上世紀80年代以來,沃勒斯坦等世界體系論者給出答案,外圍地區的現代化,在“中心--外圍”結構下是不可能實現的,無論你是用左翼政策還是右翼政策。

   于向東:列寧分析資本主義的時候講,資本主義國家的過剩產品銷售到殖民地,延緩了宗主國的經濟危機。但在沃勒斯坦的時代,凱恩斯主義成為一種新的政治原則,西方處理剩余工業品的動機已經減弱了。因此有人提出,帝國主義的經濟擴張模式發生變化了,在“中心--外圍”結構下,前殖民地國家也能發展了。世界銀行近幾十年來的工作的重心就放在這里。沃勒斯坦澆滅了他們的幻想。但是沃勒斯坦把原因一律歸結到了國際資本的貪婪本性,把歷史問題轉化為倫理問題,又轉化成政治批判問題。當轉化成政治批判問題的時候,左翼思想家就達到認識上的高峰,同時在政治上跌入了低谷,因為他們沒有任何方案解決這個問題。他們事實上講出了一個絕望的前景,就是“中心--外圍”的結構下,國際資本的貪婪屢屢得逞,沒有什么力量能夠真正地克服它,那些成功的國家,都不過是自由港式的特例。所以我們必須從“中心--外圍”體系的基礎入手,考察這個體系演變的可能。

  

雙循環結構與“中心----外圍”結構的裂變


   施展:從“三角貿易”到“中心--外圍”結構,形成了“全球秩序”的商業基礎。全球治理機制都是在這個基礎上生成運行的。無論如何挑戰這個治理機制,如果其基礎沒有變化,那么挑戰也只能帶來一系列無法評估的動蕩和疑惑,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使這些挑戰顯得缺乏正當性和合理性。

   于向東:所以,我們一直就重視全球治理機制與商業循環之間的相關性分析。理論的批判雖然必要,卻遠遠不夠,除非你看到了“中心--外圍”結構發生調整的可能性。而這種調整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實踐中,只可能內在于結構自身的運行過程中,也就是說,隨著該結構的運行而發生自我裂解。到21世紀,它確實出現了,這就是中國經濟成長帶來的全球貿易結構的變化,我們稱之為全球貿易的“雙循環”結構。中國的經濟成長是從加入并服從全球秩序下的貿易規則開始的。在1980、1990年代,主要就是講“接軌”,即與國際貿易規則相銜接。這種“接軌”在很長一段時期里不斷獲得正向激勵,促使中國經濟更深地融入到全球貿易過程中,并在其中取得成功。這當然不僅僅是“接軌”這一個因素促成的,還有許多其他因素和機遇,正好耦合在一起。今天回頭看,有點奇跡的味道。

   施展:你和劉蘇里在關于中國經濟成長的談話中特別提到了分布式計算技術的作用。這種技術的出現伴隨著一場管理革命,即制造業大規模外包的出現,它們結合于中國的勞動力人口規模和市場規模,使中國經濟在一種特定的產業轉移節奏下“接軌”于全球貿易。在加入WTO十年之后,從這個體系的外圍位置,逐步變成一個系統性的經濟力量,從而開始改變它所孜孜以求“接軌”的這個全球貿易體系。顯然它正在改變“中心--外圍”結構,特別是,它正在大幅度地改變“中心”的貿易結構。

于向東:這個系統的改變,以中國從體系的外圍,轉化到新體系的樞紐位置為標志。即中國一方面與發達國家之間形成大規模的技術、資金和產品以及服務的貿易循環;另一方面,上述循環又促使中國與不發達的亞非拉國家之間形成以制成品和原材料為主的貿易循環。這兩個循環以中國為樞軸而耦合起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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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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