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民間記憶的體制建構》第六章 撰寫當代的超常規范(上)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68 次 更新時間:2018-03-06 19: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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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戈 (進入專欄)  

   【編者按】本文為作者所著《民間記憶的體制建構----文史制度與征集實踐》(西安出版社 2013年5月)的第六章。本文將出版時刪節的詞句用粗體標明。注釋在文末。

  

   征集建國后史料本是文史資料的應有之義。特別是隨著時間的拉長,事件的消逝,當事人的死亡等不可逆性的純自然因素,本世紀以來征集建國后史料的緊迫性較之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征集民國史料,顯得更加強烈和急不可待。但由于官方對建國后史料的定性和民國史料皎然有別,從征集對象到征集內容,從寫法到觀點,建國后史料與民國史料完全不同。而這恰恰表明了官方對建國前后兩段歷史性質的新舊黑白定位之懸殊。為此官方制定了一系列超常嚴密的體制性規定,從歷史理論到政治評價,從價值觀念到編纂原則,從征集范圍到撰寫內容,從修辭方式到文章結論,從選材角度到閱讀期待,無不作出了極為繁苛的種種限制。致使建國后歷史的內容越來越豐富,但征集建國后史料的范圍卻越來越窄。最終導致無數建國后史料根本無法征集而徹底消亡的嚴重困境。

   征集建國后史料的具體實踐和實際效果清楚表明,由于官方過度強調建國前后歷史性質的對立,使得文史人員必須采用與民國史料完全不同的一套理論體系和話語模式來撰寫建國后史料。如此一來,文史資料的內部分裂勢在必然。史料危機由此而生。其困境在于,現行文史制度因無法使用統一的歷史標準來征集建國前后的史料,竟然將建國后史料弄成一個特殊的敏感題材。其中的歷史禁區比比皆是。其實質在于,在現有的文史制度下,征集建國后史料還能走多遠?真實的問題是,文史資料何時才能結束這種毀滅史料的制度性災難?可以說,征集建國后史料的危機性乃是整個文史制度和文史資料的結構性危機。[1]就其本質而言,史料危機乃是另一種更為深刻卻也更不易為人察覺的歷史危機。

  

   一、征集建國后史料的理論闡釋

  

   雖然在文史人員中,對“建國后”一詞的含義還略有爭議,[2]但這無關宏旨。首先應該明確的是,征集建國后史料并不單純是為編寫建國史積累史料。它本身就是一種獨特(三親)和具體(回憶)的歷史書寫方式。雖然同屬于文史資料系列,但建國后史料與建國前史料相比,仍有著明顯的形態性差異。這種形態性差異主要表現在鮮明的理論性。一般而言,建國后史料包含有更為強烈的理論意圖,更為明確的理論指向,更為嚴格的理論要求。由于官方至今并無一個編纂中共建國史的全面理論說明,這樣,征集建國后史料的理論闡釋和原則規定便具有了特殊的理論價值。

   考慮到大規模地征集建國后史料正式啟動于九十年代初,依照官方所說,這個時候“國際風云多變”,因而不難理解官方對征集建國后史料的高度政治期待和價值賦予。“征集建國后史料既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又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受挫的教訓告訴我們,如何正確地對待歷史,是一個是否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立場問題。輕率地否定歷史必然導致自我否定,葬送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果與前途。因此積極地征集建國后史料,正確反映建國后四十多年來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正確地總結歷史教訓,探索歷史規律,對于教育青年,啟迪后代,防止‘和平演變’,有著重要的意義,也是在人民群眾中開展歷史教育、國情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的一個重要方面。”[3]

   與建國前史料相比,建國后史料是一種近乎全新的東西。簡單說,建國后史料有三新。首先是內容新。“過去寫戰爭,寫階級斗爭,現在是寫向自然開戰,寫社會主義建設。”其次是對象新。“過去寫敵人和朋友,現在寫的是我們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活動。”最后是撰稿人新。“過去撰稿人是舊社會歷史事件的當事人和見證人,而建國后史料的撰稿人是新社會的開拓者。”[4]最關鍵的是,征集建國后史料,“不單單是時限的機械延伸,由于歷史背景即國家與政權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必然在觀念上、內容上乃至工作方法上,面臨著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5]這使得征集建國后史料更為敏感和充滿風險。

   征集建國后史料必須回答兩個重大理論問題:“一是建國后我國為什么必須選擇社會主義道路;二是中國的社會主義為什么必須有自己的特色。不是說每一篇都要回答,但從總體上說,要幫助人民特別是青年弄清楚這些問題,樹立堅定的社會主義信念。”這兩個問題與建國前史料要回答的問題不同。建國前史料要回答的問題是“為什么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據說,“出版的10億多字的史料就回答了這個問題。”從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晚清戊戌維新搞改良主義行不通;孫中山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沒有搞徹底;北洋軍閥連年內戰,把中國搞得四分五裂;國民黨蔣介石背叛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搞獨裁統治,實行先安內后攘外的錯誤政策,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最終被掃出了歷史舞臺。”[6]合而觀之,要將建國前后史料的問題聯系起來,“科學地理解社會主義在人類社會歷史中的地位,認識到社會主義理想的偉大及社會主義歷史進程中難免出現的困難和曲折,不斷提高自身的理論水平,并以此指導建國后史料的征集工作。”[7]

   最重要的是,征集建國后史料有利于加深對鄧小平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認識”。[8]征集建國后史料的主要目的就是,通過史實幫助人民深刻理解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提出的必然性和真理性,為深入改革開放提供歷史的依據”。[9]同時,不能簡單地用歷史事實去注解鄧小平理論。“而要把當時的實際情況通過個人的回憶實事求是地寫出來,然后用現在的眼光再去總結其經驗教訓。”[10]

   征集建國后史料的主要目的有兩個,[11]一是“用正面反面的經驗教訓教育人民認識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認識只有共產黨才能領導人民走向幸福,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建設好中國。”二是“為研究黨史、國史提供資料,為人們特別是廣大青年防止‘和平演變’,進行艱苦奮斗教育和為改革開放提供借鑒材料。”[12]換言之,對內來說,就是“資政”和“育人”。所謂資政就是“為黨和國家制定和實施大政方針提供歷史的借鑒”,所謂育人就是“對人民群眾進行國史、國情教育,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對外來說,“就是向全世界正確的介紹中國。”也就是積極樹立“社會主義中國在世界上的正確形象”。[13]政治目的決定史料內容。征集建國后史料,在內容上特別要求,“濃墨重彩地記錄建國以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要把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如何發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在一片廢墟和帝國主義嚴密封鎖下,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逐步推向富強和現代化的史實充分反映出來,借以教育人民永遠堅持艱苦創業的傳統。”[14]歸結到一點,歌頌共產黨,歌唱新中國。至于缺點永遠是個別、局部、枝節等等。

   圍繞征集建國后史料的一系列相關問題,官方逐漸形成了一整套的復雜理論闡釋和相關政策規定。

   第一,強調“三個一”。掌握“一把標尺”,“就是用《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統率材料,統一觀點,消除分歧。”堅持“一個原則”,就是實事求是的原則,秉筆直書,使文史資料成為“信史”。突出“一個思想”,即按照鄧小平倡導的“建立大聯合、發展大團結”的思想,“對于非本質的次要問題及細節,寧可隱而不寫或粗粗帶過,也不要因小而傷團結大局。”[15]

   第二,規劃三條歷史線索。1949年至1956年的歷史主線是“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1957年到1978年的歷史主線是“否定中共八大關于國內主要矛盾的正確論斷,強調無產階級專政下階級斗爭和繼續革命,進行社會主義計劃體制下的全方位建設”;1979年至1996年的歷史主線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16]

   第三,努力“四擴大”。“擴大文史工作領域,從與黨史、國史、方志的交插重疊處找出文史工作的領地;擴大時間范圍,征集時限寬延到現在和眼前;擴大作者隊伍,能反映出時代大背景的一般人,都可加入其列;擴大合作的力量,既重視與兄弟省市區政協文史部門的協作,更重視與市縣政協有關部門的合作。”[17]

   第四,解決七個問題。(1)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確定建國以來地方文史資料的選題,既要體現執行中央的決策,更要體現執行中的地方特色和地方創舉。這樣的地方選題才具有全國意義,補充全國選題的內容。”(2)結論與實踐的關系。一方面,“‘歷史決議’和領導人的著作”是制訂地方文史資料選題的“基本依據”;另一方面,“各地的歷史實踐具有多樣性。”(3)成功與失誤的關系。“在實際工作中,人們總是擔心記述黨的失誤,記述領導人的錯誤,尤其是涉及黨內一些封建主義的東西,會有損黨的形象;甚至自己并不這樣認為,但擔心觸犯上級某些人的‘戒條’,而不敢秉筆直書。”針對這方面問題,文史官員認為“黨史工作中提出3條原則處理成功與失敗的關系”,也都適用于文史資料。一是“堅持記述偉大成就與成功經驗為主,在總體上處于絕對優勢”。這是“黨史主線”的體現。二是“在記述偏離正確路線的失誤及其后果的同時,要記述糾正失誤的成功”。三是“執行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倡導的正確處理歷史問題的原則,如不追究個人責任;不過細記錄失誤的細節;不公布必須保密的數字;暫不收錄爭而未決、糾纏不休的問題”。(4)組織與個人的關系“在已出版的許多黨史著作和專題資料中,多見組織,少見人物,弄不清該組織在哪些人的決策下進行某項工作的,把一部豐富多采的人物史寫成枯燥、呆板的‘死書’。”在黨史著作中,有許多不見條文的禁區。“寫了書記的成功,集體領導怎么體現;寫了張某的失誤,李某的另一失誤為什么不寫;寫了領導層不同意見的爭論,是否會有褒貶不勻之嫌,等等。辦法只有一個,一律寫成黨委認為,黨委提出,黨委決定,把復雜人物、復雜心態、對復雜情況的復雜決策和實施,都一律淹沒了,復雜多變、豐富多采的歷史寫成干巴巴的條文。于是,又有了黨史人物傳記,稍稍彌補了這種不足。”(5)面與點的關系。地方黨史工作往往忽略點與典型的作用,“側重寫綜合情況與全面數字,這同樣是史料枯燥、呆板、缺乏深度的原因之一。”建國以來,各個時期、各條戰線,有許多正反典型,這需要多立一些典型選題。《山西文史資料》第101輯的《聞名于世的大寨》,就是這類典型選題。“各地、市、縣、區的文史資料,更有條件搞這種典型選題。如稷山暴動事件,長治回民的愛國活動,太原郊區天主教的愛國傳教活動,等等。”(6)黨內與黨外的關系。“過去,地方黨史對黨內與黨外的關系,對黨外代表人士都反映得很不夠。文史資料,可以大大彌補這種不足。”在這方面,“不僅要寫黨外人士的活動,還可多寫一些各民主黨派參政議政,黨外人士與黨員的合作共事及其中的矛盾與和解。黨外人士的榮辱興衰,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黨的榮辱興衰。”(7)敘述與評論的關系。“黨史資料、文史資料,特點是提供資料,寓評于述。”所謂提倡開拓建國后史料征集的新領域,主要是指選題和內容。“可以組織一些高層人士把敘述與評論結合起來,搞一些有研究、有新意、有深度的選題。”[18]

  

   二、征集建國后史料的原則要求

  

   官方提出,各級文史人員“一定要加強建國后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學習,尤其要認真學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等重要文獻,以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最近編寫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等論著,掌握基本政策和基本知識,做到指導思想明確,在實踐中把好政治關、史實關,防止出現原則性的錯誤。”[19]

這種籠統性的政治要求,落實在建國后史料的征集實踐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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