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從“多元互構”的體系史看中國歷史疆域的形成

——中華民族共同體視域下的疆域治理之七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119 次 更新時間:2018-02-17 22:08:42

進入專題: 多元互構   歷史疆域  

施展 (進入專欄)  

  

   一、在中華民族共同體視域下“重述中國”

   王劍利:當前社會上的歷史熱已經持續了十余年。這十余年間,人們對歷史的關注和思考也越來越深入。出現歷史熱的根本原因,在于隨著中國的高速發展,帶來了內、外各種秩序的深刻變化,過去我們用以理解中國、理解世界的參照系已難以適應現實的需要,人們因此也陷入種種身份焦慮;為了再建參照系,化解身份焦慮,人們便不得不重歸對于歷史的思考,嘗試整體性地理解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因此,國人對歷史的關注,今天已經走到一個更深的層面,就是開始思考,究竟“何為中國”。

   施展:談中國歷史,講“何為中國”,邊疆就是一個必須直面的話題。長期以來,我們的歷史敘事都是中原中心論的,邊疆在這種敘事中面目模糊,身份被動;近年來,我們可以看到另一角度的一些研究,比如美國“新清史”學派,他們強調了邊疆自身的主體性,但是其理論上顯現出割裂中國整體性的趨向。這兩種視角,都無法反映中原與邊疆在歷史上真實而又深刻的互動、互構的關系。真正的中國歷史,是在一種遠遠超越于中原之上的“多元互構”過程中展開的。這一互構過程,使得“多元”歷史性地演化為“一體”;同樣,“一體”也必定內在地包含著“多元”,它決定著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的基本樣貌。這樣一種深層歷史邏輯的闡發,是我們能夠恰當理解“何為中國”的基礎。所以,對邊疆問題的討論,遠不僅是關乎邊疆,而是我們現今討論任何中國問題時必須預先理解的前提性問題,但這也恰恰是其他學術領域最容易出現的盲區。在這個意義上,邊疆學必須成為今天的顯學,是今天的“中國學”的核心支柱之一。

   王劍利:確實如此,這也是《中國民族報》理論周刊要做《中華民族共同體視域下的疆域治理》這樣一個系列專欄的原因。我們從2017年12月開始推出這一專欄,邀請了方鐵、黃達遠、楊志強、孟繁勇、吳楚克、孫宏年等六位學者從治邊制度、走廊地帶形成等方面呈現了東北地區、蒙古地區、西南邊疆、苗疆走廊、西藏地區、天山-長城走廊等地的治理進程。對中國的歷史疆域形成和鞏固的講述,目的并非向讀者呈現各個邊疆的經略往事,而是要讓讀者看到一個“多元一體”的中國如何演化成長的歷史,看到中華民族共同體深層的自主性和生命活力所在。

   我們也注意到,幾乎在這個專欄推出的同時,您出版了《樞紐——3000年的中國》這本書。書中對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結構的歷史性形成,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探討,深入分析了中國歷史“多元互構”的動力機制,與本專欄的問題關注高度相關。這本書以及您在網上的《中國史綱50講》音頻課,都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反響,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歷史話題在當下的熱度。

   施展:感謝您對這本書的關注。我在書中對中國歷史的研究與思考,有兩個出發點,一是要打破中原中心論的史觀,將中國歷史還原為一個“多元互構”的體系史,去除對中國真實的歷史過程的遮蔽;二是要在底層的運轉邏輯層面上,找到多元亞區域彼此之間互構的深層機理和動力機制,在更實質性的意義上解釋中國的“多元一體”性。

   今天的中國所覆蓋的疆域,是由包括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海洋等在內的多重亞區域構成的。它們基于地理—氣候—生態差異而形成,每個亞區域因此都面臨著特殊的約束條件。比如,草原上的生態無法支持中原的大規模農耕區,東南沿海區域也不可能形成游牧經濟,所以,諸亞區域在政治—社會—文化等等領域會形成大不一樣的秩序邏輯。很重要的是,這些亞區域的秩序邏輯又在歷史演化過程中,不斷互構,互為條件,互為解釋,互為意義背景。這種互構性達到了如此一種深度,以至于脫離其中一方,完全無法解釋其他方的歷史。我在書中對這種互構性的邏輯進行了比較細致的分析,發現了一系列非常有趣的歷史邏輯。比如,在中原統一為秦漢王朝之前,草原上就不會統一;中原的統一促使草原統一為龐大的部落聯盟,反過來草原又會通過其巨大的軍事壓力而改變中原內部各種群體之間的博弈關系,進而促成中原內部的一系列秩序安排上的變遷。中原與草原的歷史因此就是互為解釋的,脫離其中一方,對另一方的歷史解釋就是極為殘缺的。在這樣一個視角下,中國歷史就不再是簡單的中原歷史的延伸,而是前述多元亞區域持續地共生、互構的體系史。

   有人質疑我的這種研究是不是一種地理決定論,我的回答是,在思考政治和社會秩序問題的時候,地理要素不是充分條件,但確實是必要條件。任何秩序都是在給定的資源約束條件下形成的,這決定了秩序的可能性邊界,就像在撒哈拉沙漠上會有不止一種沙漠部落的組織形態,但無法建立起大帝國。在古代的技術條件下,最大的資源約束來源于地理和氣候。實際上,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直到近代早期,人們在討論政治、歷史問題的時候,都會討論到地理;反倒是在現當代的討論中,我們卻往往忘了這一點,更傾向于從抽象的理念和觀念出發,而忽視了這些理念和觀念若要落實為現實的制度安排,必須要以特定的資源約束條件為前提。

  

   二、為什么選擇清朝?

   王劍利:您對中國歷史“多元互構”的解釋很有新意,但是我也注意到,您在書中所討論的秩序邏輯,最終落實在清朝的秩序上。同樣,在我們這個專欄的文章中,學者們用有限的篇幅敘述了中國的疆域治理歷程和數百年來經略邊疆的政策及其影響,大家的視野似乎也都聚集到了清代。為什么學界會對清朝如此重視,并以清代前期的疆域為結果來討論中國歷史疆域的形成呢?

   施展:也曾有其他朋友提出過類似質疑,問我的這樣一種寫法是否是一種實用主義,僅僅是因為我們繼承了清朝的領土,就從清朝寫起。但實際上,我們如果從“多元互構”的體系史的角度來看中國的話,會發現另外一個長期為人所忽視的歷史邏輯,從這個邏輯出發,我們可以稱清朝為中國古代歷史的完成形態。

   在古代的技術條件下,東亞大陸體系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發展體系。這個體系有的時候表現為外部均衡關系,有的時候表現為內部均衡關系。外部均衡關系就是歷史上多元亞區域之間的外部對抗關系,呈現為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間長期的沖突對峙,比如漢匈對峙、宋遼對峙、宋金對峙等。外部均衡經常是通過戰爭來調整亞區域之間的秩序關系。當然,此時的亞區域之間也還是互構的,中原與草原的歷史邏輯仍然是互為解釋的,無法脫離其中一方來理解另一方。內部均衡關系,就是多元亞區域被整合在一起而形成了龐大王朝,如元、清等王朝;由于亞區域的形成是基于無法被消除的地理—氣候—生態差異,所以統一的王朝內部仍然是多元結構,王朝通過對治理技術的改進,來調整亞區域之間的秩序關系。

   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兩種均衡關系的組織成本是不一樣的,對整個體系來說,最終會向整體組織成本更低的方向演化。外部均衡下,對峙的各方都要維持規模龐大的常備軍,體系的組織成本居高不下;內部均衡下,“大一統”王朝的軍隊規模就小得多,組織成本大幅下降,那么,體系最終就會向內部均衡的方向演化。所以,為什么學者們不約而同地要以清王朝為重點來講述中國歷史疆域的形成呢?答案便是,清王朝就是這種內部均衡的最高呈現。更準確地說,這種內部均衡的樣態,并不一定是個叫作“大清”的王朝,現實的歷史所留給我們的恰好是“大清”而已。

   我們還可以在東西方比較的視角下來看這個問題。對于西方世界來說,其在歷史上,政治秩序的核心問題是統治正當性的問題;而對于東亞大陸的體系來說,其政治秩序的核心問題,是農耕與游牧這兩大對峙區域,如何找到一種秩序安排以實現持久和平的問題。仔細看中國歷史會發現,清代是古代中國經過不斷試錯,最終找到的對持久和平而言最好的秩序安排。由此又帶來一個結果,持久和平帶來了人口的大規模增長,清代人口連續突破了兩億、三億、四億的大關;而更早的朝代中,人口突破一個億就不可避免地會走向流民四起、天下大亂。以往對清代人口爆炸的解釋,經常是歸因于美洲作物的引入;最新的人口學研究表明,美洲作物在清代的種植規模根本不足以支撐如此規模的人口膨脹。所以,最可能的解釋還是內部均衡所帶來的和平紅利。

   在這兩種視角下,我們都可以發現,清代所形成的中國國家形態,是中國歷史演化邏輯的自然趨向。于是我們可以說,從清代出發的研究,并不是一種斷代史式的研究,而是對作為體系的中國史的一種整體性研究。

   還要強調的是,上文所說的歷史演化邏輯,都是以古代的技術條件為前提的。在近代技術條件之下,東亞體系外部的力量開始成規模地到來,清王朝被迫進行一種整體性的應對。由此開始,這個多元體系自主演化的“體系性”的一面開始淡化,而整體性、國家性的一面開始凸顯,中國也就走上了從古代王朝向現代國家轉型的歷程。但“體系性”的淡化只是相對于中國與外部世界互動關系的凸顯而言,從其內部的角度來看,“體系性”仍然存在,只是經常會被對外顯現的整體性遮蔽而已;但這種遮蔽會帶來我們理解邊疆問題的一系列盲區,這是我們在當下必須反思的。

   王劍利:您的這個“體系史”的解釋邏輯可能會啟發出非常多的延伸討論。我還想進一步追問,從體系史的角度來說,您為什么說清王朝就是內部均衡的最高呈現了呢?

   施展:政治體的規模不能無限度擴展。因為,伴隨著群體規模的擴大,其組織協調的成本會上升,組織規模擴大帶來的邊際收益遞減。在邊際收益遞減為零處,大致便是政治體的最適規模。具體的邊際收益狀況,需要通過復雜的財政史分析才能得出定量的結論,但是通過對歷史過程的觀察和分析,也大致可以得出定性的結論。

   清王朝將中國體系的外部均衡轉化為內部均衡,降低了組織成本,也帶來了規模收益。但是隨著清王朝繼續擴展,組織成本上升,邊際收益遞減。組織成本有兩個重要的約束條件,分別是地理和文化傳統。地理決定了物質意義上的組織成本,文化傳統則決定了精神意義上的組織成本。清王朝的擴展,基本上達到了當時技術條件下的最適規模。今天中國所繼承的領土,基本上是清王朝的領土,這也是清朝時達到最適規模的一個直觀呈現。

   邊際收益還有個約束條件,就是與其他政治體的互動博弈關系,它會產生很大的外部成本,從而調整邊際收益的均衡點。

  

   三、國家治理與邊疆秩序:“大一統”與“因俗而治”

   王劍利:這個解釋著重于地理等物質約束條件。您剛剛還談到了作為精神約束條件的文化傳統,這與我們的專題有更大的關聯性。在專題的系列文章中,我發現學者們對中央王朝經略不同邊疆地區的敘述,基本涉及到兩個中層邏輯,借鑒其他一些學者的觀點,我將之歸納為“經略邊疆的正當性”以及“經略邊疆的技術”,前者以“大一統”和“華夷之辨”的意涵置換為核心,后者集中表現為“因俗而治”的制度策略。在您構建的體系史框架中,如何整合這兩點呢?

   施展:在我的解釋框架中,這兩點可以歸并為一個問題:清王朝如何進一步降低組織成本,以確保統治效率?這里面就有兩個向度需要分析。

一個向度是,王朝的自我理解,也就是您說的“正當性”問題,這決定著其政府可以運用的政策工具。中國歷代王朝的自我理解基于儒家所主張的“大一統”與“華夷之辨”。這些主張的內涵,是不斷進行著調整的。在宋、明等時期,“華夷之辨”經常會被具象化為種族差異;在少數民族入主的時期,“華夷之辨”則被轉化為文明水準的差異,否則少數民族本身的統治正當性就難以確認了。而“華夷之辨”在最初也確實是對文明程度之差異的辨別,《春秋》里面說“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這里的華夷就與種族無關,只與文明與否相關。不同的自我理解所轉化出的戰略目標就會有著根本差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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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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