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歷史現象學的中國式展開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88 次 更新時間:2018-01-25 20: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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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是誰?!它是漢族的,還是超越于漢族之上的?它是一元實體的不斷膨大,還是多元體系的不斷演化?它與自己的過去是什么關系?它與世界又應該是什么關系?

   這些問題,迄今并未得到有效回答。對它們的思考,并不是凌空蹈虛的觀念游戲,而是浹髓淪膚的實踐關涉。說不清中國是誰,便無法說清它的利益是什么,無法找到用以衡量具體政策恰當與否的統一連貫之標準。觀念與實踐,本就是歷史的同一個過程。

   對此的回答,是一部歷史哲學。歷史哲學并不是對流逝時間與悠長過往的再現,也不是對宮廷權謀抑或匹夫暴起的鉤沉,而是要提供一種精神的秩序,為過往賦予意義,為當下確定坐標,為未來勾勒方向。歷史哲學幫助一個民族通過過去看到未來,它會在最深刻的意義上,告訴一個民族,究竟我是誰、我想要什么、我應到哪里去。

   歷史哲學是這個民族的自我意識的表達,為這個民族提供根本的精神凝聚力,使其能夠在順境中行止有度,在逆境中慨然奮起。它是這個民族每一個體的認同基礎,在特定的意義上,它可稱為民族的信仰。

   那么,中華民族的信仰是什么呢?

  

   作為中華民族之信仰的歷史

  

   歷史,是中華民族的信仰,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凝聚力所在。

   那么,此處的歷史何謂?在中國的文化表達中,歷史是天命的流轉。它始于“絕地天通”。“絕地天通”使得與皇天上帝的溝通渠道,被從私家剝離,集中壟斷于職業性的“巫”“史”“祝”“宗”之手,“人人皆巫史”的無定型之混沌,遂生成為秩序。可被人們記憶與敘述的歷史,由是開始。巫、史、祝、宗負責共同體的祭祀、求禱、儀禮、記錄,每一件事情都有著溝通天人之效,正位鬼神之功。中華文明之初期,巫史不分,巫亦史,史亦巫。太史公自謂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蓋天人之際與古今之變,原本便是相通的。參天所以曉人事,著史所以明天命,中國的古典史學從來便具有超越性價值。

   天命由德堪配天者擔當。周人伐商,打破了商人天命降于一族的觀念,由周王來領受天命。領受天命的意涵在于化育萬民以成天道,萬民與天子因“天命”而聯為一體,“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這是一場偉大的精神革命,周天子因此而成為天下共主,成就“普天之下、率土之濱”的氣象。倘若仿照商人的抉擇,將天命寄托于周人,則周天子將被周人這個身份所綁架,斤斤計較于小群體的得失,而令更廣大的世界視周人若寇仇。這一歷史性抉擇,令周人消弭在天下之中,但也正因此,周人的事功才澤被千載,至今中國仍受其惠。天子不再是一家之私主,而是四海之共主,所承載的不再是一姓之興衰,而是天下之運數。

   擔綱天命之天子,必依正統。

   中國史家素來強調正統論,孟子謂“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通過《春秋》當中之褒貶,確立了正統性的標準,徒能以力勝而行世之輩,即便幸忝大位,終難逃亂臣賊子之讞。

   然而,歷史的深處不都是煌煌天命的順暢流轉,不都是垂拱而治的不怒自威,血光與權謀是歷史抹不去的底色。但即便是暴虐之輩、權謀之徒,忝登大位之際也必須要行受禪之禮。他們似乎在用自己的兇狠與無恥嘲笑天命的暗弱,戲弄正統的威嚴;但受禪之禮的不可或缺,則在隱隱中表達了天命與正統的不可違逆。倘不行此禮,登大位者無法宣稱承受天命,勢必“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正是在一次次看似暗弱的無奈當中,天命與正統反將自己一步步深植于民族的靈魂當中。

   故而,君權政治雖以權謀與暴力為底色,猶重對于正統的解釋與爭奪。歐陽修謂:“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后正統之論作”,而“正統之說,肇于誰乎?始于《春秋》之作也”。《春秋公羊傳》首篇即謂“王者大一統”。董仲舒進一步闡發:“《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然則,大一統不常有,正位亦不常在,在華夏離分裂之際,各種托衍之詞遂闌入正統論之敘述內,以為偏安之君、篡僭之徒編排正統。

   自秦皇漢武下歷千年之后,帝王的統合終戰勝了割據豪強的自雄,有宋一代之后再無長期的天下分裂,“尊王”之混一寰宇亦超越了“攘夷”之內外判然。“大一統”在北宋時成為正統論的基礎,雖經南宋偏安時期的曖昧,至有元一代確立為正統論的核心,明太祖定宴饗樂章,必奏“大一統之曲”,以示超邁夷夏,清帝更以大一統為正統之基。 元明清三代享祚近七百年,大一統理念終超越其他諸種托衍理念,成為規范正統天命觀之基本內容,化作中華民族信仰的深層基礎。

   中國的王朝史歷經著對于正統論的爭奪與演化:歷史被不斷重新敘述,但敘述者并不是天子,而是圣人門徒。依《中庸》之論,圣人至誠,因此亦能配天,故朱子贊之曰:“蓋自上古圣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

   如此,道統與法統發生分離,法統歸于天子,道統起自圣人。道統以天道之流轉有常,規范著終歸淪于塵土的王侯將相。這看似脆弱實則強韌的不絕如縷,綿延數千年,演繹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史。天子依憑王侯將相之拱衛,以法統之在握,主張自己的天命所歸。然天命無常,“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一個王朝的法統,百年之后也灰飛煙滅。新的法統又會崛起,這個天命輪回,演繹著中華民族的政治史。

   道統所言說者,乃天命之普遍性,不承天命者無資格君臨天下;法統所言說者,乃天命之特殊性,主張天命正在吾帝吾朝。法統通過道統獲得精神自覺,道統通過法統獲得現實的呈現,二者相互對抗又相互依賴,彼此纏繞綿亙不斷,演化為中國歷史的基因,孕育著中華民族的信仰。

  

   歷史的精神現象學過程

  

   歷史是個運動的過程,人性的激情是其根本動力。

   人性當中既有追求普遍性的激情,又有追求特殊性的激情。對普遍性的追求,使人類獲得存在的意義;它通過理性而轉化為一整套思想體系,姑且稱之為理想。對特殊性的追求,使人類獲得存在的載體;它通過理性而轉化為一個個具體的謀劃,在其未獲得反思性的精神自覺時,姑且稱其為欲望,獲得精神自覺時,則呈現出個體的道德主體性。

   普遍性的理想使人成其為人,超越于時間承載著永恒,但它在彼岸世界,倘不落實在此岸世界,將永遠處于虛空;特殊性的欲望使人獲得現實的存在,但倘不通過理想而獲得意義,則在歷史中轉瞬即逝,不留痕跡。理想與欲望,都要求將自身現實化,呈現為人類激情的涌動,無數人的激情不斷彼此沖突、互動的過程,最終外化為現實的制度,制度是聯系普遍性與特殊性的中介機制。對中國的精神世界來說,作為普遍性的天道,通過制度而表達為現實的秩序安排,作為特殊性的世俗利益,通過制度而獲得穩定的規則保障。

   人類多向度的激情,推動著人類秩序的辯證發展,這便是人類歷史的精神現象學過程,自我意識在此過程中逐漸產生并獲得充實。

   在欲望所推動的對利益的本能追求與競爭中,人類會因欲望無法被滿足而意識到他者的存在,通過他者,人們會反過來意識到自我的存在,自我意識的特殊性一面便浮現出來。反思會告訴人們,沒有對他者的認識便不會有對自我的認識,自我與他者實際上是互為條件的共在,特殊的自我不過是這個共在關系當中的一個必要環節,自我意識的普遍性一面便浮現出來。于是,人類的精神開始超越本能而形成自覺,特殊性也超越單純的欲望,升華為個體的道德主體性。共在關系在精神當中會發展成為一個共同體,對共同體的自覺,實際上已經設定了非共同體之他者的存在,于是自我意識會發現共同體不過是更大的共在關系當中的一個特殊存在,前述循環便在更高層次上又發生一輪。

   自我意識在這個過程中一步步充實起來,它以欲望對特殊性的本能追求而起始,以精神對普遍性的自覺意識而告終。這中間會經歷辯證發展的多個階段,最終達到對特殊性最本質的體認,即認識到,每一個體作為區別于他者的獨立道德主體與法權主體的存在;達到對普遍性最根本的自覺,即理解到,承載著普遍理想的制度安排,超越于所有單個主體之上,是個體的道德實踐與法權實踐的根本條件。自我意識因此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合題。

   相對于普遍性的理想而言,制度是特殊性的存在,因為任何現實的東西都是特殊的。理想一旦外化為制度,它就被建制化,被制度的物質載體所綁架,喪失了其他的可能性;理想成為現實,卻因此遭遇異化,喪失普遍性而淪為特殊存在。但理想的本質特征在于對普遍性的絕對追求,一旦開始異化,理想便會尋求自我超越,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擺脫具體制度與載體的束縛,自由地再次啟航,繼續其追求普遍性的努力。于是道統與法統發生分離。

   相對于歷史中現實活動的個體而言,制度又是普遍性的存在,原則上,它要普遍約束制度下所有的人,不得有法外之人。制度為欲望提供了穩定且可預期的活動空間,但欲望對特殊的現實利益的追求,其短期結果可能會損害制度的公共性,其長期結果則可能會改變制度所依憑的社會基礎。于是欲望的活動會發生自我否定,因為它在侵蝕自己賴以穩定活動的制度前提。從另一方面來看,制度為欲望所提供的發展空間,正孕育著制度的自我否定,它終將因無法再滿足欲望所需,而走向瓦解,并有待來日在新的理想與欲望的共同推動下實現重構。

   因此可以說,制度是歷史的固化呈現,是理想的現實化,同時又是欲望獲得可預期性的條件。個體欲望的合力,在短時段上會帶來現行制度下的繁榮與發展,在長時段上則會在未來引發混亂乃至新秩序的出現;自由的理想會讓現行制度獲得正當性,但又會超脫現實之外,通過對于道統、法統的再敘述,而推動、引導新秩序的構建,并且讓新秩序獲得精神自覺。制度的保守性與激情的運動性,兩者之間的張力推動著歷史的演化,在中國呈現為不斷更迭的王朝史。

   激情之所以有不盡的運動性,在于人性是自由的。人類自由地追求超越性理想,也自由地追逐現實性利益。這種自由內在于人性本身,不是誰設計出來的,也不是誰能改變得了的。激情展開的過程,很多時候并不是和平與令人贊賞的,它更可能充斥著欲望的貪婪與暴力的血污,但人性并不會因此而徹底沉淪。貪婪與血污的現實初看上去全無意義,但會逼迫人們去反思現實與普遍理想的關系,使得人的精神世界與人的現實存在相分離,反倒令人類對他者形成更深刻的認識,令自我意識得到充實,令自由變得更加飽滿。一如黑格爾所說,亞當、夏娃吃了智慧果,便有了原罪,但正是原罪使得人成其為人,“罪惡生于自覺,這是一個深刻的真理:因為禽獸是無所謂善或者惡的,單純的自然人也是無所謂善或者惡的”。

   只有能夠作惡,才能夠為善,因為此時才是一個能夠用“善惡”來衡量的人;動物只服從本能,無精神自覺,從而無法作惡,也無法為善。道德自由是專屬于人的一種天賦,只有人能夠不被物質所決定,自主地進行道德抉擇;這并不意味著個體不會作惡,而只意味著我們可以判斷其自主行為為惡,但我們無法判斷一只斑鬣狗的本能行為為惡。判斷標準的出現,以人類擁有自由選擇的能力為前提。

   人類追尋理想的激情,使自由得以在貪婪與血污當中被淬煉出來;相反,以對欲望的否棄為前提的理想,往往會帶來更大的貪婪與血污。因為,不經欲望之試煉的理想,并不內含著自由,不是真正的道德,因它沒有給人以自主抉擇的機會,也就讓人放棄了對于責任的擔當,這會在更本質的意義上敗壞人性。在某些時候,貪婪與血污反倒是滋養出真正的道德理想的必須肥料。

因此,人類的激情現實化為制度,(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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