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何謂中國”與當下身份焦慮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059 次 更新時間:2018-01-07 22:57:37

進入專題: 身份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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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幾年,中國興起了歷史熱。圖書市場上出現了大量從各種視角重寫中國史的著作,既有國人的著作,也有譯著;既有傳統式的史學著述,也有跨學科的歷史研究,并且往往都出人意料的大賣。

   做一個簡單的梳理,可以看到如下有代表性的著作與學術努力。

   趙汀陽先生在《天下體系》《惠此中國》等著作中對于“天下”觀進行了著力闡發,力圖在傳統中發掘出現代中國的普遍主義視野之可能性,許紀霖先生也曾在多篇論文中做過相近的努力;但是對于“天下”觀念的再發掘,忽視了塞北、西域等地區并不是由儒家文化主導,因此對這些邊疆地區的說服力和解釋力可能會遇到困難(近年可看到許紀霖先生有了對于邊疆問題的大量關注),并且從觀念到觀念的敘事,也會流于空泛。

   葛兆光先生在《宅茲中國》《想象的異域》等著作中通過對周邊朝貢國史料的挖掘,呈現出從周邊看中國的不同視角,對于純粹基于中原的秩序想象是一個很大的思想刺激;但這種視角同樣將遇到“天下”體系所會遭遇的質疑。姚大力先生、羅新先生的諸多著作,從草原史、內亞視角開啟了不同于中原視角的中國史反思;這種反思非常有啟發性,但對于內亞與中原的歷史共性何在,尚需給出更進一步的解釋。王柯先生在《民族與國家: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系譜》一書中,對于中國內在的多元性給予了充分的關注,但對于多元要素的共性基礎的發掘還需進一步深入。趙鼎新先生在《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等著作中,回溯到中國歷史的早期,從戰爭與政治秩序的生成關系的角度再論了中國史;這種分析角度使用了以往史學研究中較少運用的社會學方法,但是對于非中原地區的解釋力仍嫌不足。

   王明珂先生、馬戎先生等從人類學的角度,對中華民族的概念進行了全新的思考;這樣的人類學思考對于歷史學是一個巨大的補充,但是過于強調了社會層面的自生秩序,而對政治層面建構秩序的同情式理解似有不足。國外學術界在這方面也有相當多的思考,諸如美國新清史學派對于大清帝國的內亞性的探討,日本京都學派對于中國史的重構,以及劍橋的中國史系列、哈佛的中國史系列等等。這些思考都極富啟發性,外國學者有他們不同于中國學者的問題出發點,因此更多是他山之石的價值,而不足以成為中國理解自身的基礎。此處的梳理,只是從有代表性的幾個入思角度展開,必定掛一漏萬,除筆者所列學者之外,還有許多學者做出了大量值得欽佩的研究,筆者的思考也從中受到許多啟發,篇幅所限,恕無法一一列出。

   實際上,歷史熱這種現象在人類歷史上屢見不鮮。揆諸世界歷史,一個迅猛崛起的大國,其崛起本身會造成所處體系的深刻變遷,過去所習慣的參照系不再起作用,基于該參照系所設定的國家目標也會失效;于是,它無法再說清自己是誰、自己想要什么、自己與世界的關系是什么,往往會陷入一種深刻的身份焦慮。

   它懵懵懂懂地走到了沒有路標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從。在這個路口上,倘若它能夠在對歷史的深刻反思中,理解到自我與世界的內在一致性,就能夠將其龐大的力量轉化為對世界的建設性力量,并真正成就自己的世界歷史地位;否則,它將浪費自己所經受的苦難。為了真實地理解自己的處境,以避免糟糕的前景,處在十字路口的大國往往都會關注歷史,它們渴望通過對于歷史的重新理解,來廓清當下,構想未來。

   這種身份焦慮的化解,無法簡單地通過對于某種價值理念的表述及追求而完成。一個政治共同體的自我身份,要基于兩種理論敘事的構建:一是政治哲學的敘事,它會為該政治體確立其所要追求的正義之目標;一是歷史哲學的敘事,它會確立該政治體的認同邊界,確認何者為自己人,何者不是自己人。兩種敘事加在一起,才會帶來政治體的精神凝聚力。單純依靠政治哲學的價值表述,無法回應共同體的特殊歷史處境;單純關注歷史的特殊性,則無法理解共同體與世界之間的內在一致性。

   當下中國的身份焦慮,實際上表達著對新的歷史哲學或者說新的歷史敘事的渴求;人們渴望通過對于中國各種特殊性的統合性敘述,來尋找中國通達于普遍性的根基,以化解對內對外的各種精神緊張。簡單來說,就是要在歷史和現實的雙重意義上,回答“何謂中國”這一問題。這樣一種新的歷史敘事,直觀上呈現為對過去的重述,實際上是在勾勒未來的方向;換言之,我們對于未來的想象,是基于對過去的理解。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學就是未來學。

   要構建新的歷史敘事,首先需要有對于中國歷史的特殊性的理解。只有基于對特殊性的深刻理解,才能把握其在普遍性當中的結構性地位。那么,中國歷史的根本特殊性在哪里呢?

   本書認為,現它體在兩點上:一是中國是一個軸心文明的載體,一是中國的超大規模性。這兩點以一種人們經常意識不到的方式相互發生作用,幾乎中國歷史的所有運動邏輯,理解當下中國問題的所有切入點,都在對這兩點的把握里面了。

   所謂軸心文明,即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間的軸心時代出現的原生性文明。這個時候出現的中國文明,或許曾受到過其他文明的激發,并且在后續的年代中吸納了很多其他文明的精神資源,但其內核中一些原生性的東西,作為基本識別要素,始終存在。軸心文明的特征在于其普世主義取向,絕不自囿于一族一地,而是以天下為思考單位;對應地,軸心文明不會設定自己由某一特定族群擔綱,它所關注的只是文明本身是否獲得普遍傳播。軸心文明的這一特征,使得中國的精神結構中天然地有著普遍主義的沖動。在古代,它將自己理解為世界本身;在現代,它只有通過普遍主義才能理解自身與世界的關系,因為單純的民族主義理念無法提供足夠的精神容量,以支撐起它的精神世界。

   很多軸心文明在歷史過程中都喪失了自己的政治載體,但東亞的軸心文明卻一直有中華帝國作為其政治載體,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歷史效應。之所以會有這種差異,根本上來說,是因為中國的超大規模性。超大規模首先體現在中原地區的龐大人口與財富上,其規模達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在第一個千禧年過后,朝廷(中央)所能低成本汲取的資源超過了任何地方性勢力的抗拒能力,此后中國再無長時期的分裂現象出現,于是就有了國人經常說的“唯一歷史未曾中斷而延續至今的文明古國”。其延續性的根基并不僅僅在于其文明的韌性,更在于超大規模所帶來的軍事與財政邏輯。

   說得更準確點,一個龐大政治體的自我維持,與軸心文明的存續,是兩個獨立的邏輯,并不能相互解釋,但是相互有需求。這個文明在其覆蓋區域內始終可以找到一個獨大強國作為其載體,該強國則始終可以該文明作為自己的身份識別標志。而在其他文明區域內,由于沒有這種超大規模,沒有足夠的可供低成本汲取的資源,因此能夠壓制各種地方性力量的獨大強國就很難持續存在;也因此,若干彼此相持不下的強國,便不會以文明作為自己的根本身份標志,以免混同于其他國家。

   中國軸心文明的擔綱者在古代的流轉,最終必會落在起自農?牧過渡地帶的人群身上,過渡地帶分布在長城沿線及東北。因為只有這個群體同時熟稔農耕與游牧兩種體系的秩序奧秘,能夠帶來超越于農?牧之上的多元治理,使長城南北的緊張關系轉化為統一帝國的內部均衡關系。他們對中原的理解能力使其能夠調動中原的龐大財富,這是純粹的草原統治者很難做到的;他們的草原身份使其擁有超越于中原的廣闊視野,有能力統治儒家文化無法直接整合的龐大非中原疆域,這是純粹的中原統治者很難做到的。因此,這個群體能構建起龐大的多元復合帝國,使得軸心文明所構想的“天下”,外化為一個現實的帝國秩序。這種多元復合帝國也帶來了中國的另一重超大規模性,即地理上的超大規模性和帝國內部秩序上的超級復雜性。這兩個意義上的超大規模性,使得中國在現代轉型時面臨的任務變得極為復雜。

   在擔綱者的流轉過程中,中國歷史經歷了復雜的變遷,變遷的主動要素,或說自變量,來源于社會分工最為復雜的中原地區。相對于非中原地區而言,因其分工的復雜性,內部各種社會要素的均衡關系更為易變。每一次出現有歷史意義的技術躍遷,都會給中原帶來新的經濟資源,并打破此前諸種社會要素的均衡關系,也就是打破原有的社會結構。舊有的和新出現的各種社會力量,會在動蕩與博弈中走向新的均衡,中原的社會結構就這樣經歷過幾次深刻變遷,從商、周之際的封建社會轉化為漢、唐之間的豪族社會,再到宋、清之間的古代平民社會。社會結構的變化,會改變中原地區的財政與軍事邏輯、帝國政府與社會之間的相對力量關系、軸心文明的經典闡釋框架,以及中原地區與非中原地區的互動模式。

   我們可以看到,在今天這片被稱作“中國”的東亞大陸的土地上,數千年的歷史呈現為一個多元體系的運動過程。這個體系內部包含著中原、草原、海洋、西域、高原等幾種主要的自然?社會?經濟生態區域,各個區域彼此間有著極為深刻的相互依賴、相互塑造的關系,以至于脫離開一方完全解釋不了另一方。幾大區域構成的多元復合結構里,歷史運動的主線是草原、中原、海洋這三大區域的互動關系;西域和高原這兩大區域構成副線,它們就像催化劑,影響著主線的發展路徑和歷史節奏。這樣一種深刻的有機聯系,讓各個區域互為條件,構成一個多元共生體系;所謂“中國歷史”,就是這個多元共生體系的演化史。這一體系不斷地尋求著從多元主體相互對抗的外部均衡,演化為多元復合帝國的內部均衡;中原地區每一次社會結構的變遷,都將打破業已演化出的多元帝國的內部均衡,于是體系會回到外部均衡,前述運動過程在更高一階上再重復一輪。這構成了中國歷史的循環上升的邏輯過程。

   經過幾輪的反復演化,這個多元共生體系在其古代歷史中落實為大清帝國,漢滿蒙回藏多元主體都被納入統一的帝國之中,接受多元的統治。就當時的技術條件而言,一種真正的普遍性達成了。然而,新的困境也就此到來了,它體現在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

   就物質層面而言,在內部均衡所帶來的和平紅利下,中國人口過度繁衍,出現大量過剩人口,導致中國經濟陷入一種特殊的困境而無法脫出。過剩人口帶來過于便宜的勞動力,使得以節省勞動力為目的的技術變遷無法出現,因其不具備經濟可行性;中國因此便無法內生性地發展起工業經濟,因其以新的技術變遷為前提;而不能從農業經濟進展到工業經濟,便無法吸納過剩的人口。中國于是自我鎖死在一種低水平狀態上,有學者稱此一狀態為“內卷化”。中國由此便有陷入一個惡性循環的危險,因人口過剩導致流民四起而造成的治亂循環,可能會反復上演;這種循環無法像此前的歷史那樣,帶來社會的結構性演化,而只有無變化的重復,便不再有任何歷史意義。就精神層面而言,朝廷能夠從這個超大規模人口的社會中汲取到如此多的資源,以至于社會已不再擁有對于朝廷的制衡力量,軸心文明對其信徒所承諾的尊嚴,也將在政治的壓制下逐漸落空,軸心文明的精神內核有可能逐漸枯萎下去。

   除非有外部資源注入,才可能突破這兩重困境。因此,中西之間的相遇便成為中國歷史繼續發展的一種內在需求,中國在內外各種壓力的綜合作用下,加入世界秩序,走上了現代轉型的道路。

   中國的超大規模過剩人口,只有在作為封閉經濟體的情況下,才會導向“內卷化”的結果,一旦加入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反倒會成為中國的競爭優勢。但是,這種優勢要想能夠真正釋放出來,中國必須先完成政治整合。如果沒有政治整合,就直接加入世界經濟體系,中國便有可能被徹底撕裂化。這個問題又一次與中國的超大規模相關。

中小規模的國家,僅僅靠外部世界的經濟拉動,便可被整體性地拉動起來;中國倘若只靠外部拉動,僅會被局部性地拉動起來,也就是諸如上海、廣州之類的口岸地區,它們和紐約、倫敦的聯系,會遠遠大于它們與幾百里之外中國鄉村的聯系。這是19世紀后期、20世紀前中期的現實歷史。這些被拉動出來的飛地經濟與社會,與那些無法被外部拉動的龐大鄉村地區,會形成深刻的撕裂;這樣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一定會導致劇烈的內在沖突,乃至于內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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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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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新民說i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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