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論史料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865 次 更新時間:2018-01-03 20: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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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戈 (進入專欄)  

  

   搞歷史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人認為自己不懂得史料是什么。但這并不意味著史料的性質就是一目了然、毋庸置疑的。事實上,史料的屬性問題始終是一個未被正式公開的隱晦事實。本世紀以來,在史料問題上,唯有傅斯年說過一句頗為有份量和見地的話,即“史學即史料學”。但就連這句話也大成問題。所以,對于史料的性質實有必要重新加以考察和梳理。

  

  

   一

  

  

   對史料必須作出廣義和狹義之區分。否則,許多問題都會被搞亂。我的思路是:首先區分廣義的史料和狹義的史料,進而把問題集中在狹義的史料上面。所以,我所說的史料主要就是狹義的史料,而非廣義的史料。狹義的史料亦稱“純史料”,廣義的史料亦稱“泛史料”。在這里,我們不對史料作章學誠那種“六經皆史”式的寬泛理解。我們只承認那種以記述歷史為目的即普通意義上的純史料,而對那些雖可作史料使用,但其本身性質并非屬于史料的文字(如小說、詩歌、宗教書籍、神話作品等)不作專門分析。另外,至于那些眾多的不計其數的地上地下的文物性史料,我們同樣不予分析。

   這樣,我們就可以提出我們的第一個命題:“史料是一種語言”。把史料看成是語言,我們就可以用語言學的一些基本概念來說明史料的特性。因為史料問題和語言問題屬于同一性質。盡管二者的層面不同,但二者同屬一種類型。

   史料是一種語言,但卻不是一般的語言,而是一種特殊的語言。所謂特殊,是說史料這種語言是一種特殊的語言類型。其特殊性就在于:它僅有能指而沒有所指。所以,我們提出的第二個命題就是“史料是無所指即純粹能指的語言”。因為任何語言的能指總要指涉一種存在的對象,但史料卻沒有自己能指所指涉的對象。因為史料所指涉的歷史早已成為過去而不復存在。這樣,史料作為語言,就只有能指而沒有所指。

   這里就產生兩個問題:第一,僅有能指而沒有所指能否構成一種語言?第二,這種語言究竟是一種不完整的語言或有缺陷的語言呢?還是一種自足但卻特殊的語言類型?當然,按照德里達的說法,這兩個問題根本不成其為問題,因為他認為語言只能是有能指而無所指。即,根本不可能存在有有所指的語言。但我卻不想把問題搞的如此極端。我想,穩妥的辦法就是我們可以把整個語言系統劃分為兩種類型:一是有所指的語言(比如自然科學的語言),一是無所指的語言(比如人文科學的語言)。

   顯然,史料作為語言只能屬于后一種類型。既然如此,那么,作為語言的史料對歷史學的存在與構成究竟可能會產生哪些重大影響?

   在我看來,對于史料這種有能指而無所指的語言現象有兩種解釋。而這兩種解釋又是根本不同的。第一種解釋是:史料原來既有能指又有所指,后來所指消失了,于是就只剩下了能指。這樣,能指的職能就成為一種媒介或中介,即通過自己而把消失了的所指給呈現出來和指示出來。事實上,人們素來所深信不疑的諸如“歷史是客觀的”、“歷史是真實的”以及“歷史學是客觀的”、“歷史學是科學”等這類觀念和信條都與史料能指的這種(實際上是虛幻的)指示功能或顯現功能直接有關。或者不妨說,這些信念完全就是建立在史料能指的這種虛構的指示功能的基礎上的。但消失了的所指是不可能被能指所指示出來和顯現出來的。因為能指的顯現功能同一般所說的“復活歷史”或“再現歷史”的意思在本質上沒有什么兩樣。所以,即便所指曾經存在,但后來既然已經消失,那么能指就對它無能為力,不再有用。

   第二種解釋是:對于史料來說,它從一開始就只有能指而沒有所指。因為能指總是在所指不復存在之后才產生的。所以,能指就永遠沒有一個與自己本身相對應的所指存在。既然沒有所指,那么,史料就只能圍繞自己而說話,即所謂自言自語和自說自話。史料的目的既不在于去反映另外一種早已消失了的東西,也不在于顯示它背后某種隱藏的東西。史料僅僅是針對自己而組織話語和構筑話題。因為失去了所指,能指還有什么意義?既然失去了所指,那么,能指的任務就不是去保存所指和指示所指,而是來建構自己。

   顯然,這兩種解釋的取向是完全不同的。其不同處在于:前者認為史料雖然不是歷史,但它所記載的內容屬于歷史,即史料畢竟同歷史保持有一種聯系。后者認為不但史料不是歷史,就連史料里包含的內容也都不是歷史,即史料同歷史之間沒有任何聯系。也就是說,史料的形式誠然是能指,但史料的內容卻也不是所指。當然,從常識和常理上看,第一種看法更容易為人所接受;但從本質和真理的層面看,第二種看法可能更符合歷史實際。

   但這樣一來,人們自然就會提出這樣兩個問題:第一,史料中記載的內容既然不是歷史,那又是什么呢?第二,史料既然與歷史無關,那么又是從哪里來的呢?

   其實,這兩個問題都屬于古典式的和傳統形而上學式的問題。這類問題的經典形式就是不停地詢問“宇宙起源的第一推動力自何而來”。盡管從理論上說,史料和語言一同形成,同時產生,最早的文字也就是最早的史料。但這只限于文字性的史料。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非文字性史料,則是我們不得而知的。這正象書面語言僅僅是語言的一部分,同時還有更為豐富的口頭語言的存在一樣。所以,史料的起源同語言的起源一樣,都是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另一方面,正像語言并不必然反映世界或對應事實一樣,史料也并不必然記載歷史或包含歷史事實。所以,史料實際上是歷史學體系中最奇怪最令人費解的一種東西。雖然每一個研究歷史的人都在無所不用其極地擺弄史料,但卻沒有一個人對史料的性質有一個最起碼的清醒認識。

   也許人們會問:既然史料中的內容不是歷史,那么歷史學家為什么還要研究史料?歷史學家研究史料還有什么用呢?其實,這個問題很好回答,甚至幾乎不用回答。因為,史料作為一種語言,這同它本身是否包含有歷史內容沒有什么必然聯系。作為語言,史料可以被歷史學家使用。而且,歷史學家之為歷史學家也只能使用史料這種語言。除此之外,歷史學家不可能再有第二種語言。歷史學家要想有所言說,要想說出一些實實在在的東西,就只能使用史料這種語言。對歷史學家來說,他只管去使用史料即可,至于史料是否包含有歷史內容,那他是不必過問的,實際上,即便是他想問,他也實在問不出什么。因為史料本身根本回答不了這個問題。因為史料面對的并不是歷史。因為歷史早已過去,而不復為史料所指。所以,史料僅僅是一種單純的語言而已,它使歷史學家得以可能有所言說。在這個意義上,歷史研究就是一種史料游戲即語言游戲。

   對于史料而言,既然歷史早已過去,那歷史就不再是所指。所以,史料要么是沒有所指,要么是以自己本身為所指。也就是說,史料這種語言既是能指,又是自己本身(這種能指)的所指。故而,史料這種能指只能指向它自己。所以,史料永遠具有內向性。由于其內向性使然,史料說的都只是它自己內部即史料之間的事情。史料不可能超出史料之外去言說別的什么東西。歷史學家常常喜歡說“孤證不立”,那么,多證就立嗎?本質上,它也不過是“三人成虎”的把戲而已。所以,不管是一條史料記載,還是數條史料記載,它都不說明什么。一條史料記載的不是歷史事實,多條史料記載的也不能說就是歷史事實。總之,關于某一件歷史事實,不論是孤證還是多證,它都只是史料自身內部的事情。它僅僅表明了史料自身內部的歧義性與統一性。

   傅斯年關于史料說過一句名言,“材料之內使他發現無遺,材料之外我們一點也不越過去說。”[①]這句話非常類似于維特根斯坦說的同一句話:凡是不可說的,就必須保持沉默。言外之意,

   我們只能去說那些可說的東西。史料作為一種語言,它本身就劃出了可說和不可說的界限。歷史學家就呆在可說的界限這一邊。傅斯年創辦“史語所”,把歷史學與語言學相提并論,認為中國古來就只有兩門象樣的學問,即歷史學和語言學。并說“歷史學就是史料學”。但傅斯年卻始終沒有發現,史料本質上只是一種語言。而且,史料這種語言的功能并不是用于歷史學家同歷史的對話(因為史料本身的無所指特性,使得歷史學家同歷史的對話變得不可能),而是用于歷史學家之間的對話。但這并非說,歷史學家完全不能同歷史進行對話,而是說,歷史學家不能在史料的層面上同歷史對話,而只能在現實的層面上同歷史對話。

   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紀對史料整理作出過突出貢獻的“古史辨派”,也只是用新觀念去看待舊史料,只是用新方法去整理舊史料,但它們的整理卻完全集中于對史料中所記載的內容上面,而對史料本身之性質卻缺乏更加深入的認識和體察。因為史料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它里面究竟有多少是不可信的、不真實的和偽造的內容,而在于它根本上是無所指的。所以,“古史辨派”的目的和工作只在于考辨史料中有關古史的真偽記載,分清哪些是真史料,哪些是假史料;以及哪些事是真的,哪些事是假的。但它對于史料的無所指的基本特性卻一無所知。不過,它用另外一個詞“傳說”來暗示出它似乎也多少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比如顧頡剛批評崔述的《考信錄》,

   他要從古書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跡來,也不是妥穩的辦法。因為古代的文獻可征的已很少,我們要否認偽史是可以比較各書而判定的,但要承認信史便沒有實際的證明了。……我們要辨明古史,看史跡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卻重。凡是一件史事,應當看它最先是怎樣的,以后逐步的變遷是怎樣的。我們既沒有實物上的證明,單從書籍上入手,只有這樣做才可得一確當的整理,才可盡我們整理的責任。

   ……

   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我們即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我們即不能知道夏商時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時的夏商史。[②]

   這些議論都頗有見識。盡管如此,但就其本質而言,

   它仍未超出史料學的一般范圍而透視到史料本身的真實性質。

   但這并不是“古史辨派”的特殊局限,而是整個中國史學界的普遍缺陷。即便是西方近代第一位成體系的歷史哲學家維柯,在其《新科學》中曾指出語言對于研究歷史的特殊重要性,可以用研究語言的方法研究歷史,但它同樣不是對史料性質的認識,而是對歷史研究的認識。

   所以,史料作為一個問題,并不在于它里面的內容究竟是真是假,或者幾分真和幾分假(這些均屬于文獻學和考據學的工作),而在于史料的整體屬性缺乏明確規定。正因為如此,我認為,對史料性質的分析本質上是一種“元分析”。它先在地決定了在此基礎上展開的整個歷史研究過程及其可能產生的所有結論。更何況,史料作為歷史學的語言,使得歷史學家所說的“歷史”從來就沒有真正超出過史料。正因如此,即便是歷史學家明確意識到了史料不是歷史,他也絕對意識不到史料里面的內容也同樣不是歷史。在我看來,這一點是一個核心真理。正是從這一前提出發,我們才得以可能展開了對史料性質的全面分析。

歷史學家之于史料,非常類似于語言學家之于語言和數學家之于數字,它同物理學家之于物理現象和天文學家之于天文現象完全不同。在大多數情況下,對于歷史學家來說,如何使用史料根本不是一個問題,他幾乎是一開始就會使用它。即便是需要學習,這種學習的過程和步驟也是非常簡單的,歷史學家幾乎是在瞬間就能很輕松地學會它。至少也是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可以自如地掌握它。盡管運用史料也需要某些技巧、規則和方法,但這些技巧、規則和方法對于歷史學家來說,卻只是一種自然要求,而非一種人為規定。所以,不管歷史學體系中究竟存在有多少問題,但史料卻從來不是一個問題。不管人們對“什么是歷史”的看法有多么大的分歧,不管人們對“什么是史學”的意見有多么大的懸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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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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