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文史資料征集中的困局與厄運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108 次 更新時間:2017-12-07 13:5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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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戈 (進入專欄)  

   發表于《炎黃春秋》2012年第9期,刊文題目為“寫史料為何成了寫交待”。正文中粗體為被刪除的部分,注釋在文末。

   文革前,征集史料的整體環境非常糟糕。“當年是階級觀點掛帥的年代,所以無論記錄資料,或是整理別人的資料,總是寧左勿右,生怕引火燒身。因而在過去的資料中,雖然保存了一些‘三親’資料,但‘左’的觀點總是貫穿全文,出入在所難免。”[①]作為文史資料的最早倡議者和最高組織者,周恩來雖然親自發話干預一個月寫多少字的問題,這似乎說明當時在征集史料中確實存在著強制規定一個月寫多少字的好大喜功現象。但對于周恩來提出“有些朋友觀點不一定正確”,但可以先把史料記載下來[②]的建議,人們并沒有真正意識到其中所暗示出來的極權思維。唯有這種極權思維,才能產生周恩來為胡適和陳獨秀“說情”這種獨具中共特色的貌似大度的霸道歷史觀。“胡適是為反動派服務的家伙,但也有點貢獻,白話文總與他有關系,這是一功。把他的白話文寫出來,又把他的反動做官路線寫出來,表示我們公正,對舊知識分子也有幫助。”陳獨秀“是思想反動,行為不革命,并沒有幫蔣介石和帝國主義做壞事,這比汪精衛當漢奸要略勝一籌。對陳獨秀也可以寫點。”[③]顯而易見,這仍屬于“階級斗爭為綱”。

   “以階級斗爭為綱”客觀上使得人們“把寫史料與寫交待混為一談”,[④]“致使人們在回顧歷史時不能不有所顧慮,甚至心有余悸。而回顧文教、科技、工商經濟等發展狀況時,又須涉及中國近現代史過程中所取得的一定的成績及經驗,這顯然是忌談的。”[⑤]這不但造成了“很多人不敢大膽提供資料,不少寶貴資料被湮沒”,[⑥]就連那些征集上來乃至已經出版的史料也存在著很大問題。文史官員承認,“文史出版物和存稿中‘左’的東西很多,史料失實嚴重。”[⑦]最常見的一是“成王敗寇”的勢利腔調,比如大革命中,“當時對周恩來、蔣介石、何應欽等領導人都廣為宣傳。”可這些稿件中也出現了“蔣匪幫、反動派一類的字眼”。[⑧]二是遍布文史資料中的通篇自卑自賤的作者檢討現象。[⑨]這些檢討多得連周恩來都感到厭煩。他看過《我的前半生》初稿,就對溥儀和溥杰兄弟說,“你們一提自己過去的事,一說自己罪惡大,就來一大堆檢討。你干什么事,就寫什么事,不要這些檢討。”[⑩]檢討的調門高一些,罵自己聲音大一些,是個態度問題。中共和溥儀都深知此理。這是一種心照不宣并且配合默契的政治雙簧。這就好比,下屬極力表示自己能力不行,然后等待領導的夸獎,說你太謙虛了。于是,雙方心知肚明地會心一笑,自然而然地結束了一次日常化的官場儀式。時過境遷,人們現在瀏覽《我的前半生》全本,或許會對充斥于全書的檢討感到難以忍受的厭惡和惡心。

   至于“寫人寫己,往往只寫批判、剝削的一面,很少或不提作出貢獻的一面”[11]的“黨派書法”更是屢見不鮮,司空見慣。這被文史官員概括為三種筆法,“寫資本家只是揭露其剝削一面,寫國民黨只是揭露其反動腐朽一面,寫自己總是要在最后檢討幾句。”[12]或者,“寫敵人,只能寫反動罪惡,寫打敗仗的一面;寫工商界,只能寫剝削工人的一面;寫自己往往還要加進一些自我檢討。”[13]至于寫戰爭、寫軍事“未將具體作戰情況如實反映出來”[14]者在在多有,比比皆是。比如,國軍抗戰情況,盡管《毛澤東選集》第2卷里面有所肯定,但文史作者們往往不敢下筆。楊伯濤承認,“我們確實不敢寫,這些事情寫出來,還不被說成是為國民黨涂脂抹粉嗎?”[15]又如,貴州文史部門動員王家烈寫回憶錄,“當時鐘赤兵司令員在場,因為鐘赤兵司令員在長征中與他作戰時負傷,所以他不敢寫這段歷史,后來雖然寫了,有些地方也不夠真實。”[16]

   米慶云后來談及這段時間自己的寫史經過時坦承,“我撰寫文史資料強調立場、觀點,深恐犯錯誤,對解放前的事件和人物,都用一種批判的態度去觀察,對國民黨政府經辦的事,一律以否定的筆調去深加貶斥,對國民黨方面的人物,一般只是揭露他們反共反人民的罪惡,而不愿實事求是地去記述他們也做過的點滴好事。這種態度,這種觀點,幾乎貫穿在我那時所寫的一切稿件之內。”[17]

   但若認真追究起來,史料失實的情況和原因遠比這些頗具理論色彩的說法和概括復雜得多,也微妙得多。文史資料工作初期,全國政協請了一些老人,了解北洋軍閥時期的事情。上面安排榮孟源負責這個工作,做了將近一年,“結果收效甚微。”比如,老人談起“段祺瑞怎么下棋,怎么打牌,幾個小老婆,小老婆怎么打架,說得又詳細又具體。可是你讓他談談段祺瑞政治上有什么措施,他就不吭聲了。”榮孟源感嘆,“他們思想上有顧慮,我們又沒有想辦法去解除他們的這些顧慮,有價值的資料就征不到手。”[18]

   有一次,榮孟源和葉恭綽一起訪問了前“皇太子”袁克定。“請他談談他在策劃‘洪憲’帝制的親身經歷,可是這位‘袁大太子’雖然已經窮困潦倒,但仍然頗為顢頇守舊。”對袁世凱一口一個“先大總統”或“先皇帝”,引起榮氏等人的反感,談話很難進行下去,“結果未談出什么重要史實內容。”以后來者眼光看,“當時如果能夠耐心地聽他講下去,不去計較他的‘立場觀點’如何,恐怕總可以留下一些歷史資料。”[19]

   榮孟源是《近代史資料》的編輯。在《近代史資料》第2期上登了一篇張國淦寫的史料。張國淦在1917年黎元洪當大總統時是國務院的秘書長。“他寫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段祺瑞和黎元洪為參戰之事展開的斗爭。當時,他是一個中間人。他如實地寫出了當時的情況。”當榮孟源準備刊用這篇史料時,張國淦卻惶恐表示,“我這里沒有馬列主義,我得按照馬列主義觀點重新改寫。”雖然最后“好說歹說”張氏才同意按原文發表,“但還是提出個條件,就是不能署名張國淦。”[20]這件事的饒有趣味之處在于,強大的意識形態壓力使得每個史料作者內心都充滿無形的恐慌和畏懼。這種下意識的自律,正表明從奴隸到奴才的改造性進化。

   沈醉提供了另外一個異曲同工的例子。他在史料中寫了他所知道的“歷史真相”,[21]雖然是為中共說話,但仍然受到官方斥責。1961年他寫了一篇《我所知道的戴笠》,提到抗戰時,7名中共地下黨員打入軍統,最后被殺。“解放后西南地區在調查被害的共產黨員與民主人士時,”把這7人列為軍統特務,“在埋葬他們的大土堆上豎一牌子‘軍統特務不列名’。”文革期間,沈醉被指責為“美化軍統特務、丑化共產黨員”,理由是“軍統特務怎么會成為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怎么會去當軍統特務?”雖經他再三申辯,也沒人相信。組織部門還警告他,不許再“亂說”。[22]

   至于溥儀《我的前半生》,作為文史資料中篇幅最大的一部單獨文本,從構思、寫作、完成到修改、審稿、出版,無不具有官方野史的標準化和程序化特征。“《我的前半生》寫作開始于一九五四年戰犯大坦白、大檢舉中,由溥儀口述,溥杰執筆,一九五八年脫稿。經人工鋼板刻寫,油印,裝訂成冊,引起了公安部、統戰部和全國政協的重視。統戰部以‘未定稿’的名義,鉛印了四百冊,分別送到了中央領導的手中。”作為事先的內部審閱,毛澤東和周恩來親自看了《我的前半生》的“未定稿”。[23]“在給予肯定的同時,都指出書中檢討的部分太多。”修改工作由群眾出版社負責,于1963年4月開始。溥儀和參與修改的李文達重返東北,“采訪和查閱了溥儀不同階段的改造總結以及溥杰提供的獄中日記,在國家有關部門的配合下,又收集了大量清宮檔案、文稿、檔、朝廷重臣的奏折、日記、往來信函。據說所收集的材料重量超過一噸,能把十幾平方米的屋子堆得滿滿登登。再以后經老舍等著名作家、學者的‘把脈’、修改,一九六四年三月,《我的前半生》終于問世。”[24]顯然,這部自傳絕非普通的個人行為,甚至也不單純是一般性的組織行為,而是標志性的國家工程[25]和世界性的樣板工程。[26]這一點,在毛澤東主動提議溥儀寫回憶錄時,就已經定下了基調。就在溥儀“緊張修改回憶錄的時候”,毛澤東還忙里偷閑地宴請溥儀。“毛澤東在湘味家宴的餐桌旁,給溥儀提出了建議,要求他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寫出特定歷史環境下的真實的溥儀。”[27]尤堪玩味的是,“毛澤東還把未定稿的書送給了來訪的阿爾巴尼亞客人。”[28]在最高領袖的親自關照下,在全國文史專家的共同參與下,[29]終于成就了一部空前絕后的皇帝自傳。人數眾多加上權力巨大,再加上要求苛刻和督察細致,便足以徹底淹沒溥儀個人的一切真實感受和內心想法,從而確立起一種全新性質的偽史書寫模式。《我的前半生》的寫作和出版,證明了文史制度的成功。它見證了一個傀儡皇帝如何被改造成傀儡公民。[30]這是傳統帝制的失敗,也是現代極權的成功。傀儡公民較之傀儡皇帝,沒有任何道德和人格的優越之處。相反,可能更為卑賤。溥儀對斯諾說,“歷史上那個有罪的皇帝已經死去了,如今,站在您面前的是公民溥儀。”[31]這番一本正經的表白,恰恰展露出溥儀身上的皇帝新衣。溥儀本來只想讓人們看見他曾經是個假皇帝,不料卻讓人們看見他現在是個偽公民。他似乎從未有過真實的生活,他一生都是贗品。而他的自傳則將炮制贗品的過程變成了一個精心打造的創造性騙局。于是,一種彰而不顯的意識形態設計就有了非凡的意義。[32]尤其是書名,更是充滿暗示性,令人浮想聯翩。按照官方統一制定的指導思想來撰寫史書,暗示著中共不光征服了你的后半生,而且還要支配你的前半生,進而控制你的整個一生,最后把你的一生永遠掌握在中共的手中,成為它手里的一張牌,可以隨時打出去,或展示給后人觀賞。其含蓄的殘酷性如同和魔鬼簽訂了一張出賣靈魂的終身契約。環環相扣層層緊逼的高壓體制最大限度地抹殺了歷史回憶者的鮮活個性,將史料寫作者的最后一抹心靈色彩刪除殆盡。末代皇帝的個人歷史,經過官方的精心打造和精致包裝,成為另外一種性質的公共記憶。圍繞《我的前半生》組建起來的龐大而精干的寫作班子,[33]開創了“盛世修史”的“新篇章”。“新桃換舊符”之后,末代皇帝經過官方的全面整容和徹底塑身,以一種“新人”面目出現于公眾面前。與此同時,末代皇帝在被改造成“新人”之后,再一次擁有了自己的“御用文人”。[34]實際作者之一的李文達說,[35]“寫《我的前半生》時,為了熟悉歷史背景,查閱了二三十年代的舊報紙;為熟悉溥儀在撫順時期的歷史背景,還翻閱了建國以后到60年代的《人民日報》,并寫了100多萬字的筆記。”[36]完稿之后,全國文史委為溥儀《我的前半生》修訂稿開了幾次座談會,人們提的意見“不外是還有‘美化自己’,表面‘懺悔’、‘認罪’之詞太多,真實情況仍然寫得不夠之類”。[37]

   據李侃回憶,“那時在‘左’的思潮彌漫全國的情況之下,也有些人對《選輯》發表戰犯的回憶文字;發表民族工商業者的創業發家史料以及國民黨軍統特務的內幕等表示疑惑甚至反感。”他記得1964年冬在山西昔陽縣參加運動時曾發生了一件事。“晉中地區有一位縣委書記犯了錯誤,受到處分。其錯誤思想表現之一,就是經常看《文史資料選輯》。”李侃自己在文革中的一條“罪狀”,就是利用《文史資料選輯》“大放‘毒草’,為‘牛鬼蛇神’提供宣傳陣地”。[38]更有人因寫文史資料,“被群眾抓住小辮,打成反革命。”[39]

   雖然文史資料始終以政治、軍事內容居多,但文革前這點尤為突出。倒是文革前夕,胡喬木建議把關于黑社會的材料記下來,頗有遠見。只是這項工作還沒有來得及著手進行,文革一來就擱置下了。為此胡喬木挨了多次批斗。[40]

總的來說,文革前的文史資料工作,“雖然受到了‘左’的干擾,但還是處于活躍階段。”[41]人們普遍評價,這段時期征集的史料“質量一般都比較高”。[42]甚至認為政協資料庫里,“最精華的資料,就是這個時期收集的。”[43]比如,《山西文史資料全編》中“最有價值的是《山西文史資料》創刊初期征集的史料”。[44]這主要是因為這個時期距離前朝不遠,一些遺老遺少較多,故而“撰稿人層次比較高”。[45]甚至一些辛亥革命時期的老人“包括朱德、吳玉章、何香凝、黃炎培、章士釗等也都親自撰寫資料”。(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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