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 施展:農耕、游牧與海洋文明之間的中國(下)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78 次 更新時間:2017-08-11 10:35:47

進入專題: 農耕文明   游牧文明   海洋文明  

許紀霖 (進入專欄)   施展 (進入專欄)  

   簡介:6月18日,《家國天下》推廣會的第五站在北京舉行,五道口的三聯韜奮書店聽眾爆棚,許紀霖教授與施展教授的對話,討論一個全新的話題:在農耕、游牧與海洋文明之間:何為中國的新解讀。上周刊發的是上半部分,本周發表的是對話的下半部分。

   對 話 者:許紀霖 施展

  

  

   施展:不僅僅是漢族,某種意義上在古代的帝國時代,中國也是通過文化來獲得定義的。而且它不認為存在能夠與自己并立的文化,它認為自身的文化就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秩序,別的秩序基本上都是胡鬧。這樣的一種文化,我們把它往再古遠一點兒去推的話,就可以追溯到雅斯貝爾斯所談的軸心文明,我們會發現幾乎所有的軸心文明都有類似的想法,它們都會有普世主義的取向,也都表現出一種唯我獨尊的意識,從中會衍生出一個結果,就是剛才許老師談到的、我們應該克服掉的那種“自我中心主義”——當然就古代而言,這也是很難避免的。假如把草原視野納入進來,這里還可以看到另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在古代,軸心文明出現的前提是有足夠多的生產剩余。如果沒有足夠多的生產剩余,就養不起足夠多的閑人,就沒人有精力去仰望星空。只有仰望星空的人,才能琢磨出點兒別的東西出來,軸心文明才會被催生出來。那么,這種有足夠多的生產剩余的經濟前提是什么?或者是貿易發達的地區,比如古希臘城邦;或者是大規模的農耕區,比如在黃河流域、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尼羅河流域,等等。

   這里就有個很有意思的地方:還是回到中國這邊來說,我們的軸心文明只能出現在黃河流域——某種意義也可以把長江加上,只能出現在大規模農耕區,只能出現在中原。而出現的這個軸心文明一定有種普世主義的取向,這樣的文明有種內在的精神動力,想要把自己現實化為一個偉大的普世主義帝國,建立一個原則上說世間唯一的帝國,別的地方最終都應該被這個帝國的文化同化掉,從帝國意義上來說,被同化的國家也就也加入到了這個帝國當中,最終這一帝國就成為絕對意義上的“普天之下,率土之濱”。這個帝國象征的是文化的秩序。問題是如果要建立一個普世帝國的話,光有一個普世的理念并不夠,還得有一種普世主義的視野和格局。

   對于中原來說,只有中原能夠生成這種普世主義文明,因為它是農耕的,但也正因為農耕,視野被這塊土地鎖住了,受到了局限。普世主義帝國要想成型,它的擔當者就不能指望這群視野比較小的人,而是得指望一群真正擁有普遍視野的人。就古代而言,有一種更宏大視野的人群是誰呢?必須是以整個歐亞大陸為活動單位的人,也就是草原人群、游牧者。

   中國的古代王朝中,漢朝比較特殊,因為那會兒周邊都沒發展起來。漢朝可以統治朝鮮、越南、大理,但到了唐朝的時候,就統治不了朝鮮和大理了。到了宋以后,也統治不了越南了。早先之能夠統治這些地方,是因為那些地方完全沒發展起來,組織能力非常差,很容易就可以打過去。但是伴隨著漢朝的統治,這些地方也發展起來了,組織能力、自我防御能力得到了增強,時間一長反倒統治不了它們了。漢朝以外的其他純粹的漢族王朝,都是視野、氣質特別內斂的王朝,比如晉朝、南朝、宋朝,包括朱棣之后的明朝。反過來看,擁有特別宏闊視野的多半都是草原王朝,能夠統治草原,統治中亞,統治高原,最終通過一個草原王朝整合起中原、草原多種要素之后,形成一股巨大的帝國力量,而這種巨大的帝國力量在當時可行的技術條件之下,真正實現了儒家那種普世主義的情懷。

   有人會質疑說,清朝的統治最后很腐敗。這個話題其實可以和剛才許老師談到的另外一個話題一并討論。許老師談到,草原與農耕實際上說的是中國的南北關系,但是假如引入胡煥庸線的話題,又會發現一個東西關系。我們經常說中國“人口眾多,地大物博”,所謂“地大物博”主要是西部,但“人口眾多”絕對是指東部。

   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到了清朝的中期之后,中國的人口發展到了史無前例的巨大規模。此前,中國人口從來破不了1億。一旦超過1億,馬上天下大亂,最后通過戰爭,通過屠殺,人口又降到了幾千萬,于是一個新的朝代穩定下來了,慢慢發展,人口再到1億,又天下大亂,發生大屠殺。而清朝人口一直到4億才出事。

   這是美國加州學派曾經談到過的一個話題:中國人口到4億多的時候,就會出現問題。人口太多了,產生大量的過剩勞動力。這群人本來就沒活干、沒錢賺,所以任何工作只要付給他們一點兒錢,他們就肯干。這帶來什么結果呢?任何以節省勞動力為目的的技術變遷成為不可能,因為我們這兒最不缺的就是人,用不著節省。這種技術變遷無法實現,就會導致中國無法內生性地出現工業革命。這一問題被美國加州學派定義為“內卷化”。如此大規模的人口,假如沒有工業經濟,單純依靠農業經濟,根本消化不掉,因此只能通過自我屠殺的方式來解決人口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就會陷入反復的、不斷的大屠殺,這是胡煥庸線以東蘊含的另一個可怕的歷史邏輯。

   這個歷史邏輯會帶來什么結果?可以再回到對許老師書中的探討:一旦到了這一步,就意味著加入世界秩序已經成了中國歷史的內在需求,它在歷史上首先表現為西方的到來。假如西方不來的話,我們永遠都只能靠自我屠殺來解決人口問題。只有西方到來,才有別的可能。西方帶來新的技術、新的經濟模式,使我們有可能突破那樣的一個困境。而一旦突破那個困境之后,在經濟學上我們還可以看到另外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只有在作為一個封閉經濟體的時候,過剩人口才會導向一個內卷化的結果,一旦加入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這反倒會成為一種競爭優勢。因為如此超大規模的人口帶來了非常廉價的勞動力。這使我們甚至有能力對世界秩序、世界體系帶來沖擊,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效應。而這個非常大的效應能夠有效地展開的前提是,這個國家是否能夠有效地完成政治上的自我整合。假如不能完成政治上的自我整合,那些過剩人口、超級便宜的勞動力只會為他人所用,而無法成為本國的競爭優勢。為他人所用是去哪兒了?下了南洋,去了美洲、澳洲。但正是漂洋過海的這群人,他們接觸了新的觀念、新的制度、新的法律,這些東西反過來刺激他們去構想中國該怎么辦,于是中國在這個過程中就走上了一條近代轉型之路,而且這條近代轉型之路發展到一定程度,革命這樣一種歷史努力就會進入。此后的歷史進程直接進入到了許老師在《家國天下》這本書里所談到的,如果我們要革命的話,過去的秩序我們肯定不要了,得建立一個新的中國,這涉及幾個問題:第一,我們要建的新的中國,究竟它是什么?第二,它是什么樣子的?它與我們的傳統、與我們的文化究竟是什么關系?在書中,許老師給出了全方位的解答。

  

   許紀霖:施展已經把話題引向了世界。從中國的人口過剩,看西方工業革命怎么拯救了中國的人口危機。這當然從經濟角度可以做很多分析,但愿不愿意出海,愿不愿意往外流動,恐怕還有另外一些因素在推動:一個是宗教,一個是倫理,另外一個是族群本身的歷史傳統。

   恐怕今天比較通行的說法是,以黑河—騰沖線(胡煥庸線)為分界,構成了由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共同組成的古代中國。但因為我從小生活在上海,更多接觸的是江浙,這些年在廣東、福建走得比較多,包括通過了解這些地區的歷史,我越來越感受到中國南方沿海地區,從廣東到福建,一直到浙江,比如說汕頭人、閩南人、福州人、溫州人、臺州人、寧波人,這些人好像不能說是典型的農耕民族——黃土地出來的中原文化的人。這些地方的人特別會做生意,愛冒險,而且有一種愿意出去闖的勁頭。當時主要是閩南人、潮汕人。客家人下南洋,他們不是因為地理環境近,而是自身性格本來就是面向大海的。中國太大了,即使在漢族當中也會有差異,他們是漢族中的特殊族群,這些族群雖然也耕地,但很多也出海捕魚,具有一種海洋民族的性格,和從西歐來的純粹的海洋民族是可以連接得上的。

   這就引入了我們今天的第三個話題:實際上中國文明還有第三個成分,就是海洋文明。外來事物一進來,中國往往馬上就接上了,現在幾乎已經成為當今世界上大概最具有商業頭腦的一個民族了。這些生意人大概更多的是我們剛才說的汕頭人、溫州人、寧波人。他們在中國算最會做生意的一群人,即使放到全世界也是所向披靡的,這是有傳統在的。也就是說在在中國古代文明當中并不缺乏海洋性,只是因為農耕文明太強大,這種海洋性格被遮蔽了,只是一個邊緣的小傳統,但是海洋性文化到了晚清之后被西洋來的海洋文明激發出來,成為了當今中國的主流,因此藍色的海洋文明不僅僅是外來的,它也是中國文明中內在的一部分。只是通過西洋的刺激,從邊緣成為了主流。否則很難理解為什么鴉片戰爭以后的第一次開放和1980年代以后的第二次開放,中國在全球化當中很快就進入了角色,而其中最能進入角色的就是廣東、福建和江浙這些沿海地區、上海是一個典型的海洋文明都市。從1843年開埠以后,上海這座城市,具有充沛的海洋民族的性格,有精明的商業頭腦,也有冒險精神,而且注重契約意識,講信用,流動性和世界公民意識都很強。

   不過,中國沿海的海洋族群,畢竟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響,與西歐那些海洋民族不同,帶有中國獨有的特點。西歐的海洋民族,政治的權利意識很強,特別崇尚自由,最早產生了自由的憲政國家。但中國的海洋族群,比如下南洋的那些華僑—--哈佛大學的孔飛力教授在《他者中的華人》中做了非常精彩的研究---雖然很會做生意,但是他們的政治權利意識很弱,自己的商業利益在哪里非常清楚,而且擅長和官府搞好關系,尋租能力是世界一流的。但他們很少有一種政治的要求,相比追求自由、獨立、自治,還是更愿意做紅頂商人。通過攫取官府和殖民統治者的特權,賺取壟斷性利潤。他們在經濟上是強大的,但政治上始終沒有成為一個政治成熟的階級。

   沿海地區——特別是廣東、福建、江浙,是經濟最發達,中產階級最集中的地方,但這些沿海地區的商人階層和中產階級,即使在今天,依然保持了傳統中國海洋族群的傳統性格。他們更多的是一群理性的經濟動物,也重視倫理,但政治的權力意識和自由意識非常淡薄。古希臘城邦的自由公民是以政治來自我定義的,亞里士多德講“人是政治的動物”,中世紀自治城市中的資產階級權利意識也很強。但這些自由意識、權利意識在中國的國民性當中是比較缺乏的——無論是農耕、游牧還是海洋文明。即使在沿海的海洋族群當中,也是只有精明的商業頭腦,卻沒有獨立的政治意識;對權力的尋租非常敏感,但對權利的追求缺乏勇氣。

  

   施展:中國從胡煥庸線、長城南北來看,肯定就已經是個多元的體系了,假如把視野切換到東南沿海的話,就會發現,它是個更復雜的體系。剛才許老師談到東南沿海地區的人喜歡冒險、經商、到海外去搞事,剛才談到的下南洋、去美洲澳洲等等,這些人最主要是從福建、兩廣,還有一些是從浙南這些地方過去的。這里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特征:在地理結構上,從浙南開始一直到兩廣一帶,有綿延不斷的丘陵,雖然不是特別高,但交通很復雜。在北方跑了幾千里地,當地方言都能聽得懂。但是在那些地區,只翻過一座山,就什么也聽不懂了。那樣的一種地理結構,使得東南沿海與中原相比有很大區別,中央政府的權力向當地的進入難度很高。這就造成一個結果:東南沿海地區的人群,他們的宗族結構遠遠比中原、比北方保存得好的多。

剛才許老師提到這個地區的人雖然能冒險,但是欠缺政治性。我個人的理解是,解開這個現象之謎的鑰匙都在宗族性之中。到海外去冒險與純粹在中原種地相比,風險要大得多。在中原種地,風險即使多一半都可以預期,但是到海外去搞事,風險是完全不可預期的,所以它需要特殊的風險對沖機制的安排。現在我們有很復雜的保險體系等等來完成這種風險安排,但在那個年代沒有,只能通過一種宗族的方式完成風險的分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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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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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許紀霖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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