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從“何謂中國”反思邊疆問題:作為自由通道的西域—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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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專題: 邊疆問題   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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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疆何以構成問題?

  

   新疆古稱西域,這兩種稱呼都內含著一種邊疆性。但是,何謂“邊疆”?這個問題需要首先被理解。“邊疆”身份的意涵,在古代與現代有著很大的區別,這是我們理解新疆—西域問題時所要面對的第一個問題。

   在古典帝國的視野下,世界秩序首先不是一種政治秩序,而是一種文明秩序。帝國是文明之道德理想的世俗擔綱者,其眼中的世界秩序呈現為一種中心—邊疆—蠻荒的差序格局。帝國中心區是文明的至高點,“邊疆”既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一個文明概念,正是通過邊疆,文明從帝國中心不斷向外流溢,傳播向蠻荒之地,邊疆是文明向外擴展的前沿。在這種差序格局下,諸區域的等級高低是從中心向蠻荒逐層遞減的。但是,邊疆的地位雖然比中心要低,卻并不會使得邊疆的尊嚴被剝奪。相反,在整體的秩序結構中,各個部分都有著各不相同、彼此無法替代的功能,都不可或缺,各自的尊嚴都來自這種不可或缺性。等級差異所帶來的不是尊嚴的區別,而是責任的區別。在這種情況下,只要帝國中心肯于承認邊疆的成比例的尊嚴,邊疆是可以接受自己相對于中心的次等地位的。在古典帝國的視野下,個體的意義與價值也必須在超脫任何個體——包括作為個人的君主在內——之上的整體秩序當中才能獲得體認,整體秩序是世界的根本意義框架,是思考政治正當性的出發點。

   但是,在現代國家中,那種對于世界秩序的差序性理解被普遍的平等置換掉了;思考政治正當性的起點也從整體秩序轉換為個體的主體性。在現代國家的敘事結構中,不再有什么基于等級差異的比例性尊嚴,尊嚴是寄托在每一個平等個體身上的,基于個體彼此之間對于對方之主體性的普遍承認。從國家的空間結構角度來看,古典帝國時代,帝國中心不認為邊疆有獨立于自己之外的主體性,邊疆只有通過中心才能獲得自己的價值和意義;到了近代一系列的革命之后,不管對于個人還是區域群體,不需要通過任何人為中介,每個人和每個區域群體都擁有自足的價值和意義。

   正是經歷了政治正當性的這種“古今之變”后,邊疆開始成為一個問題。由于現代敘事中,預設了所有人、所有地區的平等,則邊疆不再像古典時代一樣首先是個文明概念,而是被還原為一個純粹的地理概念。邊疆的主體性應該是自足的,國家的政治敘事也承認這一點,從而在文明意義上不再有邊疆;但是此種敘事卻在事實上取消了邊疆的歷史主體性,將邊疆與國家中心地區的平等性表達為邊疆同化于中心,以及由于各種歷史與現實的原因,國家的中心區對于邊疆享有各種優勢,以至于中心區在政治實踐中總是有著不自覺的對于邊疆的居高臨下之感,那種有著等級之分的“邊疆”又被隱性地繼續了下來。

   于是我們便可以說,在古典時代,是有邊疆、無問題,邊疆在整體秩序當中的地位名實相副,對邊疆來說不存在什么生存困境。在現代性誕生之后,則是無邊疆、有問題,與中心地區有著高低之分的“邊疆”在理論上不存在,實踐上卻隱性存在。理論的承諾與現實的感受之間的張力,在現代世界構成了邊疆地區的生存困境。這種生存困境并不是物理意義上的,而是精神意義上的——邊疆地區的主體性,在現代國家的政治敘事和歷史敘事當中,雖在原則上被承認了,但在事實上卻迷失掉了。

   對大國來說,邊疆的存在是一種必然,但倘若邊疆不能在國家的敘事當中獲得一種主體地位的承認的話,則前述的生存困境將無法獲得化解,而國家對于邊疆的治理也很有可能會處置失當。從西域視角來看,對其主體地位的承認,首先意味著重新定位其在中國歷史當中的意義。一個國家的歷史敘事是整體性的,對于邊疆的歷史意義的重新定位,必定意味著對于國家的歷史敘事的一種深刻反思。或者說,對于“何謂中國”的反思,是我們重新思考西域的歷史意義的一個前提。

   任何歷史都是在具體的地理空間當中展開的。不同的地理空間,可能有非常不同的自然條件,約束著生活在當地的人群只能選擇特定的生產—生活方式,并進而產生大不相同的對于秩序的想象。這里面最重要的變量就是山—水分布與人們的生產—生活的關系。

   一旦進入這樣一種地理空間視角,就會發現,中國的歷史所發生的空間,并不是一個單一均質的空間,而是一個多元復合的體系。它包含著因400毫米等降雨線(大致重合于長城)的劃分而形成的游牧生態經濟區與農耕生態經濟區、因連續的沿海丘陵導致相對隔絕于中原的破碎地理所形成的海洋生態經濟區、因極度遠離海洋的干旱地理形成的不連片的綠洲生態經濟區、因平均海拔的高度而形成的高原生態經濟區,等等。這些彼此差異甚大的經濟區,其生產—生活方式的差異首先是因為不可克服的自然生態原因,但由此會進一步地產生這些地方對于不同的文化資源與秩序想象的親和性之差異。比如,基于穩定的人際關系結構才得以展開的儒家之倫常秩序,在草原游牧區居無定所的生態下,是不可能落實為日常的倫理實踐的;儒家未明言但內在隱含的“中原正統論”,使得西域也不大可能無條件地接受儒家的秩序想象。伴隨著不同的文化資源與秩序想象的,便是不同的自我認知。所以,這些地區差異化的主體性有著其深刻的地理—歷史基礎。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所有這些區域,在歷史上逐漸演化為深刻的相互依賴關系,其相互間的互動過程改變著彼此。此一互構歷程,形成了一種超越于諸多亞區域之上的共享的歷史記憶。這樣一種共享的歷史記憶,正是共同體之心理邊界的基礎;但是它需要通過恰當的歷史敘事被表達出來,才能化作共同體的精神自覺。這樣一種歷史敘事應當能夠呈現出,中國歷史并不是一個漢族中心的一元實體不斷膨大為今天的領土與人口的過程,相反,它是一部由諸多亞區域的互動歷程所構成的體系史。這個體系不斷地在尋找一種均衡的政治存在樣態,它有時表現為準列國體系的外部均衡,一如漢—匈、宋—遼關系;有時表現為多元帝國的內部均衡,一如大元、大清帝國。這個體系的生老病死起承轉合,才是完整的中國歷史。

   中國的自我意識的充實與成熟,必須以對于自身作為一個體系的理解,以對自身與世界之相互關系的理解為前提。而我們對于西域的關注與思考,在這樣一種體系史的視角下,便會呈現出一種全新的歷史意義。

  

二、作為自由通道的西域—中亞

  

   要探究西域的歷史哲學意義,首先還是要來看一下其歷史賴以展開的地理空間。西域屬于地理意義上的廣義中亞,廣義中亞大致可以包括今天的新疆地區、中亞幾個斯坦國、以及阿富汗等地。在中亞地區沿著天山—錫爾河大致劃一條線,這條線以南是定居性地區,兼營農耕與商業,這條線以北是游牧地區;這條分界線向東大致可以與分隔游牧、定居區的長城連起來。中亞與東亞的游牧—定居之共生體關系有個重要區別,就是東亞的農耕區的規模足夠大,從而它或者足以支撐農耕區與游牧區的長期對峙,或者在游牧者入主中原之后,可以用中原的龐大財富贖買掉游牧部落當中的軍事貴族,從而破解掉因游牧帝國周期性繼承危機所致的“胡虜從來無百年”。但是中亞地區的散落綠洲,既不足以獨立對抗游牧帝國,又不足以讓入主的游牧者能夠完成對軍事貴族的贖買,于是其歷史節奏便會與游牧帝國周期性的繼承危機有共振關系。大致以帕米爾高原為界,大中亞亦可進一步區分為東、西兩個亞區域,這兩個亞區域在歷史上很少處于同一王朝的持續統治下。因為帕米爾高原的存在,使得跨越高原進行統治的行政成本居高不下,難以持久。強大如西突厥,重心在西部亞區域,其統治中心位于七河流域,卻也難以持久地占據帕米爾以東。后來一度囊括幾乎整個大中亞的喀喇汗王朝、察合臺汗國等等,都是統治沒多久,便分裂為東、西兩個部分。重心在帕米爾以東的準噶爾汗國、大清,則都沒有持久地統治帕米爾以西的中亞地區。可以說,帕米爾高原構成了帝國的天然疆界。高原的東、西兩邊,各形成一個次級的游牧—定居共生體。

   中亞的地理因此是很破碎的,但中亞的歷史哲學意義,卻正是出自其破碎性。就中亞的游牧地區而言,破碎性基于草原帝國無法克服的周期性繼承危機,可以說是時間意義上的破碎性;就中亞的定居地區而言,破碎性則完全是地理所決定的——綠洲彼此是不相連的,中間都被大漠戈壁所隔開,同時每個綠洲的規模又都很小,這是一種空間意義上的破碎性。

   中亞的破碎性使得其定居地區無力保護自己,總是需要外部力量的某種進入,以在當地形成政治秩序。外部力量的進入,或者是來自北部的游牧地區,但是這又不斷遭遇到時間破碎性,綠洲城市仍處在周期性的失序之下;或者是來自更遠地方的軸心文明所形成的帝國,如中華帝國、波斯帝國、俄羅斯帝國等,周期性失序或可化解。但是對遠方的軸心文明帝國而言,中亞本就遙遠,再加上其空間破碎性,使得在中亞的統治成本居高不下,而且必定是入不敷出的。所以,遠方軸心文明帝國對于中亞的統治,若欲持續,必定要采行間接統治,這樣才能夠把統治成本最小化。

   于是可以說,無論外部力量是如何來的,它都要服從大中亞的一種亞區域特征,即它在政治上有著不同于周邊區域的主體性——間接統治實際上就意味著承認了當地進行自我治理的必要性,從而就是對當地的主體性有了一種承認。這并不是周邊的軸心文明帝國有著足夠的雍容樂于承認中亞的主體性,而是軸心文明帝國面對政治地理所帶來的硬約束,所不得不接受的統治原則。即便軸心文明帝國派遣自己的人馬去征服當地,欲圖做某種直接統治,前去完成征服的大將軍也會迅速地從該帝國中自我剝離出來進行割據,再次形成一種事實上的自治。前秦大將呂光,曾被苻堅派去征服西域,結果呂光到了龜茲(今庫車)一度就不想回來了,意圖割據當地,即為一例。民國時期,新疆的歷任最高統治者都是內地過去的漢人,卻也紛紛割據自雄,僅在表面上服從中央號令,也是例證。至于帕米爾以西的中亞,我們可以看到,它被阿姆河以南來的軸心文明帝國進行統治的時間更是有限。公元前300多年的亞歷山大大帝時期曾經出現過一次,8世紀初期的阿拉伯帝國時期也曾經出現過一次,這兩次的持續時間都很短暫,此后的再次出現就要到來自北方的俄國征服中亞的時期了。

   中亞的地理破碎性,使得不僅外部難以持續地統治它,在其內部也始終保留著歐亞大陸東、西部的傳統帝國當中被消弭掉的自由。這種自由集中體現在中亞定居地區的諸多城市,彼此互不統屬,也不長久地被外部世界直接統治上。集權秩序在這里難以持續,一個個互不統屬的自治共同體推動著一個超越單個綠洲城市之上的自生秩序。這不是政治哲學意義上的建構出來的自由,而是一種社會—風俗意義上的源初自由。

中亞地區的自由特征,天然地適合于貿易對自由秩序的要求,可以說,“自由通道”就是中亞地區的世界歷史命運,其破碎性成就了它的這種命運。中亞因此有了一系列以經商而聞名的定居城市;中亞的商人群體在古代到中世紀大有能量,雖然他們要依賴于游牧帝國的保護。比如中古時代最重要的中亞商人群體粟特人,他們依賴于突厥帝國的保護,但正是他們的商業活動才使得突厥帝國各種基于商業過程的軍事后勤運輸工作乃至戰爭融資活動成為可能;唐帝國也經常以同樣的方式受惠于粟特人的活動。以至于,粟特人成為突厥人最重要的參謀,他們幫助突厥人制定外交方案,規劃軍事戰略,因自己的商業需求,而試圖引誘突厥帝國去與拜占庭帝國建立聯盟關系以打壓薩珊波斯帝國,或是幫助回鶻帝國策劃如何壓榨安史之亂后國道中落的大唐,等等。在中亞逐漸伊斯蘭化之后,信奉摩尼教、祆教等波斯宗教的粟特人漸漸淡出歷史舞臺,繼之而起的是中亞的薩爾特人。據巴托爾德的研究,11世紀,薩爾特人形成龐大的商人團體,其發行的支票甚至比政府的支票的信用度還要高,以至于check(支票)這個詞最初是在這里出現并作為外來語傳入歐洲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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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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