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 施展:農耕、游牧與海洋文明之間的中國(上)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431 次 更新時間:2017-07-07 11:36:39

進入專題: 農耕文明   游牧文明   海洋文明  

許紀霖 (進入專欄)   施展 (進入專欄)  

   對 話 者

   許紀霖

   施展

  

   許紀霖:北京的各位朋友,下午好。《家國天下》新書分享會前幾次的主題都是圍繞著中國知識分子的家國天下情懷來談的。北京場的主題有所改變,主要想談“何為中國”的問題。因為《家國天下》這本書涉及的是一個關于現代中國的個人、國家與世界的認同問題。在這個認同中,最核心的是關于中國的認同。而中國認同的核心問題則是“何為中國”。《家國天下》的第一章、第二章主要涉及這一問題,這個問題在整本書的框架中本來并不是核心部分,但這本書差不多是花了十年時間寫就的,在這段寫作過程中,“何為中國”的問題越來越凸顯出自身的重要性。這個問題之所以在近年來逐漸成為一個問題,是因為復旦大學的葛兆光教授前幾年在中華書局出版了《宅茲中國》這本書,第一次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葛兆光教授也沒想到這個問題引起了包括史學界、人文社會科學等多個學科的強烈反響,一時間學界都在討論“何為中國”。這個問題提出以后,我也作為參與者加入了一些討論,越來越覺得這個問題非常之重要,一方面也是因為中國太復雜,很多問題說不清楚。今天中國雖然已經走向了世界,但是走向世界的中國是什么,我們未必很清楚。如果我們要知道當下,那么就一定要知道中國從哪里來,這樣才會明白我們會到哪里去。

   嚴格說起來,今天這個主題“在農耕、游牧與海洋文明之間:何為中國的新解讀”對我是一個挑戰,這幾年我越來越開始關心從文明的角度來思考中國,但畢竟只是剛剛開始。而施展雖然很年輕,但實際上他的心智要比我成熟得多,他已經寫了本厚厚的大書,其中討論的就是關于中國的新解讀。他對這個問題有非常系統的思考。

   今天的主題是試圖在農耕、游牧與海洋文明之間,思考中國是什么,當然主要是中國的歷史是什么。我們一般都會說,中國當然是一個農耕民族,炎黃子孫、中原文化,這是我們引以為豪的。在1980年代——差不多30年前,有一部很流行的電視政論片《河殤》,主題是走出黃土地,迎接藍色文明:中國過去是以黃土地為隱喻的農耕文明,到處都是農民。但未來的世界是一個藍色海洋文明的世界。所以中國最重要的問題是怎么告別農耕文明,迎接海洋文明。這種說法已經形成了一個很大的認識定式——中國的傳統就是小農經濟,中國的未來就是和世界接軌的藍色文明。中國的發展似乎被定位在這樣一個直線的尺度當中了。那么問題就來了,難道古代的中國就只是黃土地嗎?在古代的中國人當中是否也帶有點兒“藍色”,比如沿海地區,以及可能被我們忽略的更重要的一塊:邊疆。從蒙古、寧夏到新疆,中國的西部實際上主要并不是農耕文明,而是游牧文明,游牧文明本來也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雖然常常被我們忽略,因為我們大部分都是漢人,漢人往往誤認為游牧文明對中國歷史沒什么影響,即使有影響,也是我們影響了他們,而不是他們影響了我們。我們有很多習以為常的類似觀念。就這點而言,其實很多問題需要重新思考。理解中國不能僅僅從農耕文明、從儒家來思考,視野可能要更放寬一些。葛兆光教授提出“從周邊看中國”。但葛兆光教授所言的“周邊”主要是東亞的周邊,漢文字文化圈中的中國、日本、韓國、越南。但我們也知道,其實還存在著另一半“周邊”,就是中國的西部那一半游牧文明。它們是中國的邊疆,但同時又是中國的一部分。它們是怎么看中國的,或者說它們如何構成了中國的內在的一部分,這些話題近年來開始慢慢升溫,當然這也有一個現實的焦點,過去我們總覺得西藏離我們何其遠,新疆離我們何其遠。這些年由于邊疆出了些問題,我們越來越感到中國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邊疆并不遙遠,很多事情就發生在我們的身邊。這些問題構成了我們今天如何來重新思考“什么是中國”的動力。

   “什么是中國”涉及國家認同的問題。認同誰?認同中國,還是認同漢文化?這些問題我想都有著非常大的展開空間,包括我在《家國天下》中所討論的中華民族,什么是中華民族?漢民族等同于中華民族嗎?一般說法是中華民族由56個民族所組成。56個民族都被稱為“民族”,中華民族是“民族”,漢民族是“民族”,藏民族也是“民族”。這些民族都是等同的嗎?這些問題看起來似乎都有些似是而非,都需要我們現在來澄清。“什么是中國”這個大話題下面其實包含著很多小的話題。我在書中已經提到了一部分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但是更多的想通過今天的沙龍,以發散性的方式和施展進行漫談。

  

   施展:最近幾年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各種各樣的歷史學著作大賣,既包括國內學者的專著,也包括國外學者的作品,比如日本講談社的《中國的歷史》,以及去年出版的《哈佛中國史》都是大部頭作品,但十分暢銷。從中可以看到這幾年很引人注目的“歷史熱”,其實回溯過往,我們會發現很多國家都曾經出現過類似的現象,一個大國在走到十字路口的時候,往往就會出現“歷史熱”。為什么會這樣?這涉及大國的一個基本特征,我們差不多可以用這個標準來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是大國:它究竟是一個體系的接受者還是這個體系的參與構成者。在一個國家的體量到了一定規模之后,即便它沒有主動構建秩序的欲望,實際上它的一舉一動也會直接擾動到原來的那個秩序。

   這個國家在走到十字路口之前,它用于識別自身、理解自身的一個基本的參照系就是過去的那個世界體系。假如因為它的崛起,它的體量達到了一個量級,以至于因為它的行動本身就會使得這個參照系發生變化的話,那么這個大國就會遭遇到一個很嚴重的困境:它說不清自己是誰了——要想能說清自己是誰,前提是有一個穩定的參照系。它說不清楚自己是誰,陷入一種特別的困頓和迷茫當中,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該往哪個方向去。

   在這種時候,人們往往會回顧自己的來處,只有說清楚自己是從哪兒來的,才能夠理解當下的自己究竟是誰,然后才能去思考未來該往哪個方向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歷史學實際上就是更深刻意義上的未來學,它幫助我們去理解當下、構想未來。當下中國出現這樣一種“歷史熱”,從一個側面可以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指標——中國的確已經走到一個十字路口上了,我們必須能夠有效地說清楚我們是誰,這就是剛才許老師反復在談的話題。

   為什么今天我們必須要討論“何謂中國”這個問題?因為如果我們說不清楚“何謂中國”的話,從精神層面而言,就找不到心靈的安頓之所,從實用層面而言,也會喪失一個可以用于對具體政策的正確與否做判斷的統一、連貫的標準。假如喪失了這種判斷的標準,人們也就不容易對政策形成穩定的預期,這會讓我們遇到許多不應有的困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毫無疑問,“何謂中國”是我們今天必須認真回答的問題。在十幾年前,可能這個問題還不是那么嚴峻,因為十幾年前中國的體量還沒到這個份上,我們對世界秩序的沖擊力還沒達到這個程度,而今天,我們無法回避這一問題。

   要回答“何謂中國”這個問題,實際上從對內對外兩個方向上都可以展開來問一下。對內來說,剛才許老師也談到了,在我們過去的歷史敘事中,中國史基本被等同于中原史,許老師在《家國天下》的開篇也談到,我們所熟悉的二十四史只是單線的、一元的正統王朝故事,這里實際上涉及一個問題:我們究竟通過什么來討論歷史的?實際上我們是通過各種對歷史的敘述來討論歷史的。問題是歷史的敘述者是誰?在我們過去的王朝歷史上,歷史的敘述者就是中原人,因此我們所能夠得到的歷史敘述的視角,對歷史的展開,當然僅僅是中原視角。但這肯定是很不足的,對內,它不是很容易解釋漢族與少數民族、中原與邊疆關系的問題;對外,它不是很容易解釋中國與世界關系的問題。

   我們在今天對中國歷史的討論,必須在現代中國疆域的基礎上來展開。我們過去所看到的中國歷史經常被簡化為中原史,但仔細看一下中國史,會發現有一個特征:在我們的古代歷史上能夠穩定、可持續地同時統治長城南北的朝代,沒有一個是純漢人王朝。可能有人會說唐朝做到了,但唐朝實際上是漢人和鮮卑的一個混血朝代,并且它對草原、對中亞的很多征服是通過它治下的突厥人而不是漢人完成的,只不過突厥人被它作為大唐的一部分而已。也許有人會說明朝做到了,這指的可能是明朝對東北奴兒干都司的統治,但那個所謂的對奴兒干都司的統治,約等于派人給當地土著的首領、酋長一個任命狀,對方是否接受,主動權并不在大明這一邊。這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統治,而且它的可持續性也是大成問題的。我們要就今天的中國來討論“何謂中國”,就必須解釋為什么純漢人王朝過不去長城;既然它過不去長城,那么儒家的天下觀念、家國天下等等這些概念,在這個背景下該如何來理解。

   我先簡單解釋一下為什么漢人過不去長城,這里面很大的原因在于我們究竟是用什么來定義漢人的。在今天,很簡單,用戶口本。在古代,我們用什么定義漢人?不是用血統,血統根本說不清楚,我們所有人幾乎都是混血的。中國古代定義漢人的基本標準是文化,文化是指儒家文化。當儒家文化轉化成社會上民眾普遍的倫理實踐的時候,它的載體和基督教、伊斯蘭教這種一神教相比有著巨大的區別。一神教的載體是個體心靈的皈依,只要信安拉或者上帝,走到哪兒都可以按照一個虔誠的穆斯林或者基督徒的方式生活,即便孤身一人在荒島上也沒問題,比如魯賓遜。在那種情況下,必須加倍虔誠,否則內心會崩潰。可是儒教不一樣,儒教的載體是什么?它是一種具有特定倫理意涵的人際關系結構,三從四德、三綱五常等等,你要是身處荒島上,就無法實踐三從四德、三綱五常,因為這些必須得在夫妻、兄弟、父子、君臣、朋友等等人際關系當中才能展開,不可能孤身一人來做儒家式的倫理實踐。這樣一種特定的人際關系結構,在古代得以一種定居的生活方式才能維系,假如人際關系非常不穩定,流動性極強,很難展開。所以孔子會說,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

   那樣的一種定居的生活方式,在古代而言,必須是農耕的。可是要靠農耕的話,有一個最硬的自然約束條件,就是年降水量,年降水量假如少于400毫米,依靠農耕作為主要的生活方式,根本活不下去。而400毫米等降雨線分布在哪里?就在長城。實際上,也可以說農耕帝國在它能夠推進的最北端修建了長城,它的推進極限也就是農耕能夠擴展的最北極限。如果非得找特例,也能找到,但大致的范圍就是長城。這會帶來什么結果?即使是一個純種漢人——雖然這個概念是個偽概念——跑到長城以北要活得下去,就必須得游牧化。可是游牧化之后意味著儒家所需要的那套人際關系結構就被打破了。而漢人又是用文化來定義的,這樣他就不再是漢人了。即便是漢武帝派衛青、霍去病遠征匈奴,橫掃漠北,封狼居胥,之后,他仍然無法統治漠北。因為要想統治漠北,就必須得在那兒駐軍。駐軍的話,士兵的給養從哪兒來?依靠中原運糧完全不現實,帝國難以負擔。只能讓他們就地取材,在中原可以屯田,但是在草原屯田根本養活不了自己,只能游牧。可是游牧之后,還是大漢國的軍隊嗎?那就是匈奴的一部分了,而且這群人太懂漢朝了,比匈奴還要可怕得多。所以即便把漠北橫掃以后,就算軍隊不想回來,漢武帝也必須讓他們回來。

   這就是為什么純漢人王朝無法同時統治長城南北,而我們看到在歷史上,同時統治長城南北的王朝都是從草原來的王朝。它們如果想穩定、有效地統治中原,就不得不再去接受漢族文化。但它們也不會是完全地接受漢族文化,因為草原上該游牧還是游牧,仍然無法讓他們以儒家的方式來生活。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帝國的結構就會變得很復雜,帝國所謂的正當性來源于儒家的這套倫理說法,但是帝國內部又是特別復雜的多元結構,這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有張力、最有魅力的一段歷史。我們從“家國天下”的概念里,對那樣一個多元結構的中國,可以解讀出更多更有深意的東西,我想聽聽許老師怎么解讀。

  

許紀霖:提到“家國天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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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vasnj.com),欄目:天益學術 > 歷史學 > 全球文明史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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