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大宋的幽云十六州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241 次 更新時間:2017-03-30 15:49:44

進入專題: 幽云十六州   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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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說到宋代,人們的反應經常是“積貧積弱”。“積弱”最簡單的證據就是大宋始終未能收復幽云十六州,這構成了大宋的一塊心病,為了這塊土地,與大遼進行的幾次戰爭都失敗了;其他方向的對外擴張也始終不成,乃至最終因為北方無險可守而亡國。

   如果說這個“積弱”似乎還說得過去的話,“積貧”則全非如此。不僅不貧,大宋在經濟、文化、技術等各領域幾乎都達到了中國古代王朝的巔峰。陳寅恪先生曾贊道:“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大宋確實配得上這種贊譽。

   大宋廢除了唐代的坊制,市場自由度大為提高,民間貿易高度發達;宋代是古代中國唯一不長期實行“抑商”政策的朝代,儒生也不以經商為恥;帝國還積極鼓勵海外貿易,工商業稅收和關稅收入成為政府財源中極為重要的部分,形成了從東南沿海到日本再到南洋群島環中國海龐大的貨幣共同體,這在古代王朝中是獨一份。宋代發達的經濟催生了繁榮的第三產業,社會中工匠甚多,并逐漸形成了工匠行會制度,這意味著民間社會自生秩序的深度發展。

   文化層面,宋代堪稱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儒家復興,影響力向下貫穿至今。民間講學的活動在宋代也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形成了赫赫有名的四大書院;伴隨著的是鄉約的發展,講求所謂“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為鄉村帶來基于宗族的基本組織原則和自覺意識,成為后世鄉村自治的基本規范,與書院所傳播的“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德理想相表里。宋詞的發展達到了中國文學的又一個高峰;各種勾欄、瓦子的興盛意味著發達的民間消費,消費型社會反過來使得文學、繪畫、書法等等一系列藝術的發展獲得了更為廣闊的基礎,所以宋代誕生了一系列偉大的文學藝術作品。

   技術層面,宋代的航海、造船、醫藥、工程、農藝等等技術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四大發明當中有三個是在宋朝才出現或獲得了廣泛的應用。沈括的《夢溪筆談》當中關于技術的一系列敘述,不過是當時技術發展高度活躍的一個反映而已。

   大宋能夠如此之富裕而又進步、開放,前提當然是其在中國古代社會最高的自由度,換言之,朝廷對社會的壓制力是很小的,這樣民間的創造力才能充分釋放出來;但這也帶來一個結果,就是大宋朝廷對于社會的動員與組織能力相對其他朝代而言也是最弱的。于是,一個吊詭的歷史邏輯就浮現出來了,經常被視作是大宋“積弱”之象征的無法收復的幽云十六州,實際上正是大宋賴以獲得自由雍容的政治—社會狀態的前提;讓宋朝人如鯁在喉的這片北境土地,實際上卻是大宋之所以成其為大宋的生命線。

   要理解這個問題,就必須展開來看看草原地區與中原地區兩種截然不同的秩序邏輯了。這背后有著通常的中原視角史觀中被屏蔽掉的很重要的東西,也是我們理解宋遼關系的關鍵。

   仔細看一下中國歷史的話,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從來沒有過一個純粹的中原王朝或說漢人王朝能夠穩定可持續地同時統治長城南北,能夠做到這一點的都是北方入主的草原征服王朝,漢人王朝只能統治長城以南。這是個需要獲得解釋的歷史事實。

   由此需要向前再追問一句,歷史上人們是如何定義漢人的?實際上,一般情況下對漢人的定義并不是基于血統,因為從血統上根本說不清楚,歷次的民族大遷徙,導致中原人都或多或少會有北族的混血,更何況楚、越等在西周的時候還被視作蠻夷的人,進入帝國時代之后就被視作漢人的一部分,血統上更是無法追溯。所以,所謂的漢人是用文化來定義的,具體來說就是儒家文化。

   文化只有轉化為一個社會群體的日常倫理實踐時,我們才會稱這個社會為某文化的社會。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文化轉化成日常倫理實踐時,其所依憑的載體與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一神教有重大區別。對于一神教來說,其載體是個體心靈的皈依。耶穌基督的信徒或者安拉的信徒,無論走到哪里都可以按照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或者穆斯林的方式來生活;即便是被孤身扔在孤島上或沙漠里的人,也不會因此就無法按照其信仰的要求來生活,他甚至必須加倍虔誠,才能鼓起繼續活下去的勇氣,否則就精神崩潰了。但是儒教要轉化成日常倫理實踐的話,其載體是一種表達著特定倫理意涵的人際關系結構。“三從四德”“三綱五常”等等,都無法脫離開一種人際關系結構而展開。這種人際關系結構還要求父子、夫妻、兄弟等人倫關系在物理意義上比較穩定,倘若彼此經常不知對方所在,則其倫理也無從展開,這就要求人們過定居生活。而在古代,定居就必須要農耕,此時一個硬性的自然約束條件就浮現出來了,即只有年降水量不少于四百毫米,才有可能依靠農耕來生活。

   四百毫米等降雨線,其地理分布大致就是長城。越過長城以北若還想活得下去,必須游牧化,否則是死路一條。而一旦游牧化之后,就意味著中原式的人際關系結構、家庭結構等等必須得放棄掉,也就是無法再按照儒家的方式來生活了。從文化上來看,這就不是漢人了。這是為什么純正的中原王朝的統治從來沒有穩定可持續地越過長城的原因。它也許有能力派兵遠赴漠北驅逐游牧者,但要說統治漠北,則必須駐軍;而所駐之軍的后勤補給,無法從中原持續獲得,只能就地取材,也就是只能游牧獲得,但一旦游牧起來,也就不再是漢人軍隊了。所以即便中原王朝強大時能夠掃蕩漠北,但事畢仍必須撤軍南返,于是只不過是替草原上的其他游牧者掃清崛起的障礙而已。

   因此,長城南北兩邊的統治邏輯、治理邏輯、財政結構、軍事結構在古代全都是不一樣的。長城以南的中原王朝,是靠龐大的官僚體系完成治理的;君主在這里主要起到的是象征正當性的作用,他不能無視官僚體系的常例化規則而肆行己意,相反應當“垂拱而治”,倘若君主總是繞過官僚體系行事,則后者將無所措手足,帝國的治理一定會出現問題。君主的能力在這里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君主繼承的穩定性,以便確保帝國正當秩序的穩定性,這就是中原的君主繼承原則會落實在嫡長子繼承制上的原因。王國維曾說:“所謂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者,乃傳子法之精髓。……蓋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爭。任天者定,任人者爭;定之以天,爭乃不生。”“嫡長子”是天然的、無法引起任何爭議的身份。

   帝國的官僚體系之運轉,依靠龐大的中央財政,而中央財政依靠稅收。這里就又浮現出一個前提,即稅收的成本不能大于稅收的收益。這還是只有在定居地區才能做到的,在草原上則完全做不到,因為游牧者居無定所,稅收的成本必定會大于收益。于是,草原上無法建立起類似中原的中央財政,從而就養不起官僚體系,這就進一步意味著草原上的統治規模不會很大,因為其只能通過熟人關系來完成治理。此時鄧巴數的“一百五十人定律”就會起作用,一旦統治規模超過了一百五十人(概數)之后,熟人關系已經無法完成治理功能,就必須按照規則來統治了。但按照規則統治就必須通過官僚來執行,可是草原上又養活不起官僚。所以一個部落一旦超過一百五十人之后,它就只能分裂為幾個小部落各自游牧。

   但歷史上有很多威名赫赫的游牧帝國,它們從何而來?這又是一個需要解釋的問題。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可以再問一個問題,那就是強大的游牧帝國是什么時候出現的?實際上它們是直到中原形成統一帝國之后才出現的,在此之前草原部落從未形成過值得一提的游牧帝國。這里的根本原因又一次要回到那種財政—政治邏輯上去。

   由于生態原因,草原上的物產有限,有一些必需品游牧者只能從中原獲取,有兩種辦法可以獲取,貿易或戰爭,而貿易的成本肯定是更低的。只要中原沒有統一,則中原的諸侯國會競相與草原部落進行貿易,因為它們能從草原買到重要的戰爭品馬匹;不與草原貿易的諸侯國在與其他諸侯國的戰爭中很可能會處于不利地位。如此一來,諸侯國之間的競爭關系會使得草原與中原的貿易關系達到一個大致的市場均衡價格。對于草原上的諸多小部落來說,這樣一種貿易條件是令人滿意的,無須聯合起來向中原爭取更好的條件,因為聯合這件事本身將使得小部落的自主性受到約束,貿易的利潤也會被盟主剝去一層,實際結果還不如聯合前。但是一旦中原統一,則中原帝國就可以用政治手段,或者關閉貿易,或者規定一個遠遠偏離于市場均衡價格的貿易條件。草原上的諸多小部落面對這種狀況,通過戰爭獲取必需品會變成一個更有吸引力的選項。要想對中原發動戰爭,小部落便必須聯合起來成為一個大的部落聯盟,于是強大的游牧帝國出現了。

   部落聯盟的首領大可汗通過對戰利品分配權的壟斷,可以形成一種衍生性的或者說附屬性的中央財政。只要他能夠帶領大家持續地從中原獲取戰利品,或者通過不斷的戰爭壓力迫使中原允許貿易,則大可汗便能持續此種衍生性中央財政,游牧帝國的統一就能維系下去。但這就帶來一個要求,即大可汗必須能征善戰,否則衍生性的財政便難持續,部落聯盟必解體。能征善戰的要求就意味著大可汗的繼承人不能是未成年人,為了確保統治者是個成年人,在草原上一般來說繼承制不是父終子及,而是兄終弟及。但這會帶來一個麻煩,就是待到立國可汗這一輩的兄弟全都去世之后,該由誰來繼位做可汗呢?子侄輩里面會有不止一個出來希望繼承汗位,并且由于其父曾為某任可汗,這種繼位的主張并非無根據,但又不可能全都繼位,于是部落聯盟就會分裂,發生內戰。這是“胡虜無百年之運”之說法的根本原因所在,因為立國可汗的兄弟一輩加在一起也活不過一百年,待他們全都去世之后,下一代便一定會發生分裂。只要草原帝國發生分裂,原本武力上不是其對手的中原帝國便會獲得分而治之的機會。所以,歷史上所謂中原帝國擊敗草原帝國,諸如大漢遠逐匈奴、大唐征服突厥等,實際上是中原帝國終于熬到了草原帝國分裂的那一天。回看歷史,會發現中原帝國的這種勝利多半發生在朝代中期,便是例證。草原帝國會面臨周期性的繼承危機,這種危機在草原上是無解的,于是草原上一方面會對中原保持經常的軍事壓力,另一方面又會周期性地陷入失序狀態。這種失序并不會讓中原帝國更加好過,因為它甚至無法找到一個可以打交道的對象,外部安全格局處于一種更加不確定的狀態。

   草原帝國還面臨另一個問題,即對大可汗來說,衍生性的中央財政的規模,完全不足以支撐他將麾下所有的兵都養起來。草原上的游牧者,生產、生活、戰斗的單位都是合一的,也就是兵民一體,大可汗養不起,意味著聯盟內小部落的兵仍然是歸屬于小部落首領的,一旦諸多小部落首領聯合起來,則大可汗也不得不受其約束。就像在八旗鐵騎入關之前,努爾哈赤只掌握兩旗,后來皇太極多掌握了一個旗,但仍有更多的旗是在大汗的直接掌控之外、由旗主主導的。這是滿洲人有“八王議政”傳統的根本原因所在。游牧者會持久地保持著一種軍事貴族民主制——當然,東北的統治者不是純粹的游牧,而更多的是以漁獵為生,但其政治—財政—軍事邏輯與游牧者基本上是一致的。軍事貴族的持續存在,使得對于大汗的征戰能力同樣有著很高的需求。

   但是一旦草原民族能夠入主中原的話,則前述的草原邏輯就會開始發生變化。而如何才能入主中原呢?徒靠武功肯定是不行的,必須能夠依照中原所需的統治邏輯來進行統治。但是,由前述討論可知,純粹的中原人實際上是無法理解草原邏輯的,純粹的草原人也無法理解中原邏輯,因為兩個地方對于君主的要求完全不同。能夠入主中原的草原民族,必須能夠兼通兩種邏輯,建立起一個二元帝國,這就是入主中原者都是來自農耕—游牧過渡帶的長城沿線或者中國東北的原因,長城沿線是拉鐵摩爾特別關注的所謂“邊緣地區”(蒙古是個特例,但蒙古人最終真正統治中原是依靠了來自東北的契丹人的協助);倘不能兼通兩種邏輯,則入主之草原民族的統治必會很快地坍縮為其中的一種,無法兼制長城南北。北魏的前中期都是二元帝國,所以能夠穩定北方;但孝文帝南遷洛陽,實際上是放棄了草原邏輯,在他身后沒有多久北魏便亡國了,此為一例。

從大遼開始,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一個主動構建的二元帝國,不再追求最終的全面漢化,通過南北二院制度,“以漢制治漢人,以國制治契丹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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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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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讀書》2017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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