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勵生:關于“研究者的研究”

——評余三定教授《新時期學術發展的回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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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專題: 余三定  

吳勵生 (進入專欄)  

  

  陳平原教授給余三定先生新著《新時期學術發展的回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所作的序言中,對余先生的“學術史眼光”頗多肯定,對他的平實低調的個人作風也頗多欣賞。仔細通讀過余先生的這部新著,不能不承認,陳平原教授對余君確實是了解的,其評價也是比較中肯的。從學術史的角度講,余君確實用心很深:讀書范圍極廣,資料的占有也相當全面,關注的學術狀況也不可謂不深入。說來有趣,我跟余君素昧平生,讀他的學術研究和批評新著,卻也居然能直接讀出一些余君為人與為學的聯系(似乎跟陳平原先生的序言引薦關系也不大)。也許跟余君有著一些相似的旨趣吧(只有職業上的不同:他當教授,我卻一直當作家):都寫一些文學評論,也都研究一些文藝學,同時對學術與學術研究也都頗熱心而且關注,盡管余君的學術成就比我大多了。另外我還承認,余君無論是為人還是為學絕對比我嚴謹多了,而且我們的價值選擇可能距離也不小。也許恰是這樣,我更應該為該著寫篇書評的,或能以此就教余教授于一二,幸運的話,或者還可以引發一些有益的討論?

  在《新時期學術規范討論的歷時性評述》一文中,我特別注意了陳平原先生的一個說法:“有位朋友半真半假地講了一段有趣的話,說他敢與國外第一流學者對話,不敢與國外第二流學者辯論。因為第一流學者表達‘思想’,而‘思想’咱們有,好壞高低是另一回事,反正說上幾句沒問題。第二流學者講‘學問’,書沒人家讀得多,功夫也沒人家下得深,一開口就露怯,因而不敢上陣。”(見該書第59頁。以下引文均出自是書,故只注頁碼。)這樣,我們就不能不發問:新時期以來的學術,在閱讀和討論學術經典方面,是否是個最大的欠缺?尤其是百年多以來,我們的古代學統、道統完全斷裂以后,并未真正建立起新的學術傳統。更何況,就像賀衛方先生曾經說過的那樣,跟西方學者的交流必得從柏拉圖說起,而不可能從孔子說起。我們學習西方就得陷入西方中心的陷阱,我們堅守東方中心百年前被動挨打的局面至今國人記憶猶新。既然不能從孔子說起,我們又不能“言必稱希臘”,與其說我們是陷入了雙重困境,毋寧說是進入了雙重創造的可能?而創造,沒有新的學術傳統就幾乎是空中樓閣了。因此在我看來,鄧正來先生的“正來學堂”以及蔣慶先生的“陽明精舍”都可能是對重建學術傳統的有益嘗試。也就是說,無論閱讀和討論的是東方經典還是西方經典,都事關我們自己人文精神的再塑,那么如何轉化成為我們自身的血肉,關系到在我們中國真正實現現代性的重大關鍵。竊以為,在此前提下討論學術規范、學風建設或者是“清道夫”和“建筑工”,才是重要的,在此前提下談論我們的現代知識積累和創造性,才是可能的。

  因此陳平原先生的下面這段話似乎就有兩個可商榷的地方:“如果說80年代是學術史上充滿激情和想象的變革時代,‘跑野馬’或者‘學風空疏’都可以諒解;那么90年代或許更需要自我約束的學術規范,借助于一系列沒有多少詩意的程序化操作,努力將前此產生的‘思想火花’轉化為學術成果,這種日趨專業化的趨勢,對許多缺乏必要的學術訓練、單憑常識和靈感提問題的學者,將會是嚴峻的考驗。”(第59頁)一是為什么“學風空疏”?二是如何“學術規范”?前者顯然跟百年來的大破壞形成的個體心性和知識分子的災民、難民性格有關,而同時也跟權力干預學術有關,既然我們的知識和學術百年來基本沐浴在歐風美雨之中,以翻譯代學術同時又跟權力做巧妙的周旋,才是雙重原因。后者是必須跟權力拉開距離的出自學術傳統的規范,否則只能形成跟權力同謀的壓制和壓迫,不但形不成自我約束,反而徹底窒息了學術的創造力。因此二而一的問題,如前所述恐怕關鍵在于形成真正有效的新的學術共同體以及相關傳統。新時期以來,也不是就沒有相對成功的個例可供探索和研究,比如《學術界》、《云夢學刊》等便先后進入了系統的學人研究,尤其是《云夢學刊》后來甚至定位于“將個體學者的研究置于宏觀的學術史背景下來進行”(第223頁),其先后就有對蔣孔陽、劉綱紀、陳鼓應、王先霈、王富仁、陳平原等的較深入研究,應該說便是頗具學術眼光和學術史意識的。不過光是這樣,竊以為還不足以形成重建學術傳統的制度環境,原因可能便在于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對閱讀和討論經典的忽略。從這個意義上說,文藝理論家孫紹振對文學經典、法哲學學者鄧正來對知識社會學經典以及原以《朝圣山之思》網站為主要平臺的一撥相對年輕的學者如夏可君、柯小剛等對哲學經典的反復閱讀和解讀,似乎是應該特別受到重視的,《社會科學論壇》最近開設的由鄧正來主持的“學術名家”欄目,可能也便是往這方面做出的具體努力之一。說白了,所謂“學風空疏”,除了學術傳統便是缺乏知識積累,而且更是長期缺乏了學術共同體的緣故。按王富仁先生的頗為獨到的分析:五四以來我們的學術文化經歷了五次大分化——新文化與舊文化的分化、學院派文化與政治文化的分化、學院派文化與社會文化的分化、中年文化與青年文化的分化和左翼文化與右翼文化的分化。其所導致后果的嚴重性,是至今我們仍然必須面對的現實:盡管“‘五四’新文化運動把中國的學術文化從官僚知識分子的狹小圈子里解放出來,把它從學術與政治的簡單關系中解放出來,使之成了一項真正的事業,并且把它建立在了現代高等教育的基礎上,成了我們這些既非官僚、也非隱士的現代知識分子的專門事業,它獨立地面對整個社會,它的社會性空前加強了。”(第280頁)但是,由于社會還是那個傳統社會,自當年胡適之先生奠立的“整理國故”的學術傳統被粗暴地中斷之后,政治文化后來者居上,即便是社會文化的發展也曾一度被徹底地剝奪了,更為可怕的是百年來種種革命文化造就的暴力型排他性的個體心性,無論如何不能在相互之間擺下一張書桌,既不能真正論辯更無法進行討論,更有既守著書齋又心向田野的一些知識分子,常常要遭遇革命文化的殘余“個體心性”和至今意識形態壟斷的雙重干擾,學術規范還真是談何容易?

  但畢竟,國內已有一大批學者包括余三定在內諸如陳平原、鄧正來、楊玉圣、賀衛方、徐友漁等,開始自覺地促進學術共同體的形成,倡導恪守學術規范、保障學術自由、加強學風建設、推進學術創新。這些學界中堅甚至進一步參與推動和簽署了影響廣泛的《岳陽宣言》和《關于恪守學術規范的十點倡議》等等。如眼下周知,學術的繁榮須以學者的自覺與學術的獨立為前提,早在1990年代余三定對此便有著深刻的認識和洞察,而《學術的自覺與學者的自立》一文便是這個時期的一篇力作,他敏銳地觀察到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學界出現了學術的自覺和學者的自立景觀,以為“學者則獲得了自我的回歸,具有了獨立的人格和地位,可以獨立地思考,不再需要看政治家的臉色行事。同時,學界開始把理性的目光投向學術和學者的自身,對學術和學者自身進行回瞻、反思和研究,形成了關于學術和學者的自覺認識,或者說形成了關于學術和學者的自覺形態的研究領域。”(第9頁)并身體力行,在縱的和橫的兩方面均付出了巨大心力考察并研究,前者有諸如《新時期學術發展的回瞻與展望》、《新時期學術規范討論的歷時性評述》等,后者有《當代學術史研究著作評述》以及諸如胡繩、許諾等學人個案研究,其為學的勤謹和為人的真誠可見一斑。余三定的學術史研究和學術評論有著一個顯著的特點,便是兼容并包:既對胡繩的內在治學精神和許諾的敢于追求并堅持真理的精神給予高度評價(《為了時代和人民的需要而學術》和《真理標準討論的先聲》),也對新一代學人鄧曉芒高舉的新批判主義哲學旗幟高度贊賞(《新批判主義評述》);既對張遠山等的《齊人物論》的尖銳和高蹈表示欣賞和接受(《文學批評學的新開拓》),也對關注現實并關注作家精神的評論家熊元義表示積極支持(《關注現實》和《科學存在觀與當前文藝批評》);既對前沿的新生事物(《評九十年代中國戲劇研究》)和相關問題(《中學語文教材的解構和重建》)表示關注;也對諸如地方史、地方志以及古籍整理等等頗為傾心(《當代方志學研究的可喜成果》、《古籍整理應具珍藏價值》、《岳史自應重書,勝跡本當遠傳》等),更不用說對屈原學研究的重視程度了——其所主編的《云夢學刊》兩個特色也是拳頭欄目便是屈原學研究和學人研究,而且在國內已經產生了較為重大的影響。所有種種,關注面、涵蓋面以及相應的知識面之廣,都足以體現出身兼大學的副書記、副院長、主編、教授的余先生的諸多優勢,從而也就可能讓他的同僚、同事、部下、學生們足以感受到一種寬松與理解的學術氛圍,即便是學生我猜測跟余君亦師亦友者當不在少數,這些在他對大學生的心態和畢業就業有著一種自覺的文化學意義上的理解和把握上(《如何看待大學生的茫然、苦悶心態》和《大學擴招與畢業生就業》),也能略窺一斑。

  但恕我直言:余君的兼容并包,就是在上述諸多文章中所體現出的思想,也能看出其是有前提的,這個前提便是:高揚主旋律之下的百花齊放。這與其說在現實實踐當中可以做到,毋寧說確實是出于余君的一片好心。首先的矛盾在于:既然不忘高揚主旋律了,學術獨立就幾乎是好心的愿望,如所周知:即便是一時一地的百花齊放,也斷難長久。權力干預學術只能永遠致學術于尷尬境地,且不說強權話語曾經對學術造成的巨大災難,即便是當下的審批學術、等級學術也仍然愈演愈烈,其究竟是真學術還是假學術,我想余君比我更了然。學術不能真正獨立的直接后果是思想不能得以自由,思想不自由人格的獨立也一樣是空話。這樣,人文學術以及社會科學等等要從根本上推動社會的真正進步,難乎其難。用王富仁先生的話說:“直至現在,在政治意識形態中的馬克思主義和在學院派文化對各不同學科中的各類具體問題的研究,還是區分政治文化和學院派文化的一個基本標志。”(第284頁)不用說政治文化對學院派文化的掃蕩和沖擊并造成的惡果,我們記憶猶新,而今學院派文化即便是存在的話,就像余君所說的那樣學者完全不用看“政治家的臉色”行事,多少有點一廂情愿,只要能保證政治文化不再對學術文化形成難以預料的沖擊,應該說也就是一種良好的愿望了的。學者的使命是獨立地面對社會,這樣的學術才可能具備有“公器”的功能,也一樣如王富仁先生所指出的:“這里重要的是‘問題’,而不是‘主義’,‘主義’也是為解決具體‘問題’而存在的。”(第284頁)

  因為余君為人太過平實、愿望太過善良,所以在他所評述的對象當中常常就給了不同的過譽,比如“獨創”、“填補了空白”等等,在不同的學人或作家中也常能得到分享。但又恕我直言:在我們的學術共同體真正形成并成熟之前,恐很難說“獨創”或者“填補空白”,因為只有在不同學人的研究和比較以及交流并監督當中,我們才可能有積累,有了積累之后才可能談創造,此其一;其二,假如我們還不能從真正的問題出發,對一些基本的甚至不大的問題還不能談得上真正研究,就輕易地去“填補”什么“空白”,難道我們那些“占山為王”或者以搶占話語制高點為榮的事情還少嗎,那真的會有學術意義嗎?當然,我也完全能夠體會余君的良苦用心,也就像王富仁先生先前給余君的專著《學術的自覺與學者的自立》所作的序言中說的那樣:“這個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是加強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和整個學術文化界整體意識的工作,從而把不同的學術部門和不同的學術傾向連接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第290頁)這個“有機的整體”太重要了,我們的學術文化實在是分化、分裂得太久,動輒拉幫結派,一提起了“主義”還哪里會有“問題”?甚至至今也沒學會平心靜氣地討論問題,又該當如何真正有效地展開問題研究呢?因此,對余君所付出的艱苦而繁難的勞動和默默而巨大的奉獻,我沒有理由不表示敬意,尤其是對身兼學者和領導雙重身份的余君,我的敬意則更是由衷。

  當然,除了上述“兼容并包”、“學術獨立”、“思想自由”、“人格獨立”幾個關鍵詞在余君提供的文本語境當中作簡單的討論外,我還愿意在對余君文本作了仔細研讀后發現的他的價值選擇再單獨一議。

  如上所述,兼容并包是余君的基本主張而且身體力行,但并不等于余君個人就沒有明顯的思想傾向,也恰是由于此,他的兼容并包才顯得特別可貴:因為他總是首先放棄了自己的思想傾向和價值選擇,總是力求逼近再逼近他所評述對象的立場、觀點、方法以及思想,然后力求客觀地再現并紹介給讀者。而只有出現跟他較為相同或相近的價值選擇和思想傾向時,也才顯得格外投入而且細致,這樣,文本本身所散發出的氣息,我們就能相當容易地捕捉到。這里例舉的《歷史的元哲學問題的創新研究》和《當代知識分子人格失落的悲劇》兩個文本,(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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